明英宗的疑惑：于谦忠于国家，但是忠于我吗？

于谦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在封建时代无法避免的问题，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当君主和国家的利益一致的时候，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就是忠君，君与国是一体的，但是当君主与国家分离，或者目标不一致的时候，作为臣子，该怎么办呢？选择继续忠君呢，还是选择爱国？一般情况下，无非就是皇帝的个人爱好、欲望、利益和国家利益不一致，大臣还可以选择文死谏，但当君主和国家分离的时候，情况就更复杂了。

这种冲突比较集中的出现，就是在文天祥被俘后被押解到大都，忽必烈派了很多人去劝降，文天祥都不为所动。这其实都好说，因为对文天祥来说，这些人都是叛徒，只要横眉冷对就可以了。但是当忽必烈派宋度宗来做说客的时候，对文天祥来说就是个难题，度宗曾经是他的皇帝，你现在还听不听他的呢？但文天祥认为，虽然度宗已经投降了，但是有人另立了皇帝，宋朝还没有完全灭亡，他可以拒绝度宗的劝降。

于谦碰到的情况还要特殊一些。英宗被俘之后，于谦在北京留守，当时的监国就是郕王，也就是后来的景泰帝。但在当时群臣纷纷建议拥立郕王继位的时候，于谦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态度。因为当时还有其他选择，包括拥立英宗的儿子见深、襄王等，于谦比较倾向于拥立见深，但由郕王来监国。但在群情激奋的拥立郕王的时候，于谦也并没有明确的反对。因为对他来说，当时第一位的任务是先调集军队，参加京城保卫战，至于谁做皇帝，他并不是特别在意。

实际上，在也先挟持着英宗到处敲诈的时候，就已经让边关的明朝守将感到很为难了。也先动不动就让英宗下诏，让守将献关投降，但大多数守将都不肯奉命，而宁肯接受来自北京的命令，顽强抵抗。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连像于谦那样在拥立谁来当皇帝的问题上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他们也很清楚的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在国家与君主分离的时候，宁可终于国家。如果他们个人感情上过意不去，可以派人以奉献的名义送财物给也先，再转交给英宗。

也就是说，如果英宗把自己和江山社稷、国家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在拥立郕王继位的问题上，只要没有明确的极力反对，就是不忠于自己，就该死，那么当时明朝的大臣可能基本上都该死，没几个能留下的了。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于谦能够率领明军打赢京城保卫战，击退也先率领的瓦剌军队，让明朝转危为安，才能改变双方的敌我态势，迫使也先在之后主动千方百计的把英宗送回来。在这个意义上，于谦只是间接为英宗回朝做了贡献，但不是直接的贡献。

于谦和景泰帝的关系也并没有多好，但在整个景泰时期，因为于谦在击退瓦剌问题上的卓越功勋，他的地位自然是比较重要的，景泰帝对他也是尊重的，而且在重大问题上于谦一般态度也都是比较谨慎的，尤其是在景泰时期太子废立、朝见英宗等问题上，于谦的态度都不是特别明确，大体上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所以，在景泰时期，景泰和于谦的关系不完全是君臣关系，甚至可以视为某种程度上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关系，各自发挥各自的功能，但基本上能够维持大局。

夺门之变后，在杀不杀于谦的问题上，英宗一开始也并没有主张杀于谦。虽然他先是在草原上当俘虏，回到明朝后又被软禁在南宫，但于谦对明朝危而复安的贡献，他无疑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徐有贞提出要杀于谦的时候，英宗显得很迟疑，比较犹豫，这就是因为，他大概也清楚，杀于谦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他把自己和明朝的江山社稷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为了他自己，杀了国家柱石，实际上也等于把于谦硬生生的和景泰帝捆绑在了一起。

于谦这种在拥立皇帝问题上的谨慎态度，视为皇帝家事，其实在当时是许多比较职业化的儒家官僚的正常态度，而且一直都存在类似倾向。所以，于谦这种人其实是既可以为景泰所用，也可以为英宗所用的。英宗杀了他，等于自绝后路。几年之后，边境又出现危险，恭顺侯吴瑾就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了也无言以对。到英宗晚年，对杀于谦明显感到后悔，连他的母亲孙皇后都对英宗杀于谦感到不可理解。所以到成化初期，就给于谦平反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皇帝的格局问题。自己的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主动把自己与国家融为一体，自然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忠诚和拥戴，也不用担心无人可用，如果自己要故意把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强行扭曲国家利益来满足自己的个人利益，自然会让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多，而觉得可用之人越来越少。英宗在杀于谦的问题上屈从于徐有贞和石亨、曹吉祥等人，才让自己复位之后一度受制于这些人，只能“徐徐除之”，倘若他留下于谦，朝廷的格局自然会平衡一些，他也就更加从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