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早的中国”及由其开启的辉煌的青铜时代，是东亚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此时东亚以西的内陆草原地带也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公元前四千纪末至前二千纪末，草原畜牧人群自南乌拉尔向以萨彦—阿尔泰为中心的南西伯利亚地区进行了数次迁徙。那么，东亚与草原之间是否存在交流？在哪些方面及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这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王鹏的文章以欧亚草原为背景，构建了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框架，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中国的青铜时代。
文 | 王鹏
（《读书》2020年10期新刊）
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根据整个欧亚大陆的考古和历史年代分期体系，中国青铜时代属于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晚期和末期。青铜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此时欧亚大陆北部草原上的畜牧业和冶金业突飞猛进，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直接导致了人口移动和获取更大地理范围内资源能力的增强，从而使传自西亚、中亚或起源于草原上某些地点的新鲜事物，能够快速地在广阔的地域内普及和传播。从这个时候开始，欧亚草原变成了文化带。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青铜时代文明所取得的重要物质和文化成就，有一部分即来自于欧亚草原地带。但具体是那些成就，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进而，三代文明在欧亚青铜世界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近年来，随着夏商周考古新发现的涌现和研究的深入，解答这些问题成为致力于三代研究的学者的迫切愿望。虽然这些问题不易回答，但参照东西两端的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仍可勾勒出当时文化传播的大体轮廓。以此轮廓为基础，将欧亚草原作为背景，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青铜时代的理解。地理学意义上的欧亚草原，西起多瑙河下游的黑海沿岸，东至大兴安岭，横跨六七千公里，但在考古学上一般把黑海与阿尔泰山之间约四千公里的草原地带称为欧亚草原，这是因为此区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对一致，并且考古学文化面貌相似。考古学上的欧亚草原又可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和考古学文化面貌进一步的差异，大体以乌拉尔山为界分作东西各约两千公里的两段。历史上，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欧亚草原的东段。相比较而言，草原东段的东西两端由于有山脉的依托，故考古遗存更加丰富，而相对空旷的中间地带则主要是交流的通道（当然也并不乏原生的考古学文化）。欧亚草原东段的最西端，是南乌拉尔地区，即乌拉尔山脉南段山地的东西两侧以及乌拉尔河流域的森林—草原和草原地带。这是欧亚草原考古，尤其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考古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乌拉尔靠近环黑海、中亚两个发达的古代文化区，且处在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上，还因为自青铜时代以来，乌拉尔地区富集的铜矿吸引了来自其他地方的“工业移民”。这些后来的人群与当地的居民携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后来的木椁墓文化（乌拉尔以西）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乌拉尔以东）即以此为基础，并且从此处发端和席卷整个欧亚草原，对欧亚大陆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亚草原东段的最东端，是南西伯利亚地区，即以阿尔泰山和东、西萨彦岭为中心的山地—森林—草原地带。这是欧亚草原考古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这是因为南西伯利亚处于西西伯利亚平原与中西伯利亚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地形多样（山地、盆地、丘陵、平原），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草原、水利、矿产），这决定了此处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比周边地区更加多样。不仅如此，被东、西萨彦岭和库兹涅茨克阿拉套环绕、叶尼塞河纵贯南北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因地形封闭，且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远较西部的草原和东部的山地优越，使欧亚草原上自西向东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均在此驻足，并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一道在相对狭小的地域内留下了异常丰富的考古遗存。正是因为如此，20世纪20年代苏联天才的考古学家С. А. 捷普洛霍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еплоухов）几乎凭一己之力，在短短的数年内建立起了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20世纪60～70年代，这个序列被补充和完善为：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根据最新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其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9～25世纪；公元前26～18世纪；公元前17～15世纪；公元前14～9世纪）。也正是因为如此，南西伯利亚一直被视作西伯利亚乃至俄罗斯考古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起着西伯利亚考古学文化序列标尺的作用。
米努辛斯克盆地几乎记录了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上自西向东每一次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如果将这些发生在欧亚草原上的迁徙比作潮流，那么米努辛斯克盆地就是草原东端巨大的洗金盆，盆地内由草原移民带来的考古学文化就是璀璨的金块（不能否认，由土著居民以及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共同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同样辉煌）。从欧亚草原到米努辛斯克盆地的这个“淘金运动”，无疑是考察中国与欧亚草原之间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参照系。其一，中国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正是在这些人群迁徙浪潮的背景下发生的：西部人群在到达草原东端时，一部分人从阿尔泰山北坡或越过阿尔泰山到达了米努辛斯克盆地，另一部分人从阿尔泰山南坡或沿天山谷地到达了新疆，或进一步向东。其二，米努辛斯克盆地与中国北方地区之间也存在着文化联系，这些联系显然是草原“淘金运动”的继续发展。目前可以明确的青铜时代较大规模的人群迁徙有两次。第一次是青铜时代早期草原西部的竖穴墓文化人群向东迁徙，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内创造了阿凡纳谢沃文化。考古学家已经在遗物、葬俗、体质人类学和古遗传学等方面找到了阿凡纳谢沃文化源自竖穴墓文化的证据，并且根据在哈萨克斯坦和阿尔泰地区发现的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存复原了当时人群向米努辛斯克盆地迁徙的路线和过程（最新的碳十四数据显示，阿尔泰地区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31～29世纪，要早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存）。此外，近年在新疆的阿勒泰和伊犁地区也已经发现了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的考古学遗存。虽然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未进一步向东扩展，但从年代上判断，中国北方地区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的家养黄牛和绵羊，最有可能与此次人群的迁徙有关。第二次明确的人群迁徙是青铜时代晚期辛塔什塔—彼特罗夫卡—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的扩散，他们使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席卷整个东部草原，并渗入到米努辛斯克盆地和新疆东部。这个过程大致相当于中国青铜时代的早期阶段（公元前21～14世纪）。从年代上判断，中国北方地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的小麦和冶金技术，最有可能与此次人群的迁徙有关。除了之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以外，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中期的奥库涅夫文化和青铜时代末期的卡拉苏克文化的形成，可能也伴随着人群的流动。奥库涅夫文化的面貌具有强烈的地方性色彩，但体质人类学和古遗传学材料却显示出了较为复杂的情况。在早期阶段（公元前26～23世纪），奥库涅夫文化的女性居民为当地的蒙古人种，男性居民为欧罗巴人种，但与此地之前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的颅骨特征和遗传结构存在很大不同。在晚期阶段（公元前22～18世纪），奥库涅夫文化两性居民均表现出了蒙古人种的特征，此前二者之间的差别已经消除。因此学者认为，奥库涅夫文化是由外来的男性和当地的女性共同创造的，并根据体质人类学和古遗传学材料以及个别的遗迹和遗物推测，奥库涅夫文化的男性居民来自草原西部的洞室墓文化，这些“独身”男性群体的迁徙具有军事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奥库涅夫文化晚期阶段的年代与近年来陕北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石峁遗址大体相同，并且奥库涅夫文化（及南西伯利亚地区同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与石峁文化（及中国北方地区同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在石雕艺术（尤其是“兽”食人、人“兽”互动、人—“兽”双面母题）、建筑形式（奥库涅夫文化文化也存在石砌“山城”；奥库涅夫文化墓葬及墓前祭祀遗存的结构与石峁遗址皇城台礼仪性建筑的布局十分相似）和一系列特殊的遗物（比如滑石人头像—玉人头像、柄形器；石、铜璧—玉璧；石、玉半月形器—玉双鸟、勾云形器；压制偏翼石镞；环首交叉纹铜刀；铜手镯；朱纹陶器—朱文陶器）等方面均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这些文化因素在西伯利亚和中国各有更加古老的渊源，因此奥库涅夫文化与石峁文化之间，很可能存在双向的文化联系。还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正是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在南西伯利亚山区和欧亚草原北部靠近泰加林地带大规模生产和流通的时代（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主要包括矛、斧、刀等，是当时欧亚草原上最先进的武器和工具，学者一般认为南西伯利亚地区是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和铜器生产技术的发源地），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对以往材料的梳理表明，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在中国北方地区也广泛分布，甚至是出现在了长江流域的淅川下王岗遗址，这同样说明南西伯利亚与中国北方地区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联系。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石峁文化石雕与后石家河文化玉雕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与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青铜器纹饰之间的无可争议的传承性，因此石峁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青铜时代，是需要认真评估的——此时正值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前夜。奥库涅夫文化“双龙”与石峁文化、商文化“饕餮”的构图原理相同卡拉苏克文化是欧亚草原东部地区诸“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一种，具有鲜明的“后安德罗诺沃时代”特征。虽然陶器纹饰可以明显看出是承自安德罗诺沃文化，但其他方面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全然不同，因此卡拉苏克文化陶器纹饰仅是时代特征的体现。考古学家推测，卡拉苏克文化也是由来自草原的移民创造，其最有可能的起源地应该是哈萨克斯坦。值得注意的是，卡拉苏克文化文化具有独特外观的兽首刀、三钮环首刀和蕈首刀，又见于中国北方（包括中原）和蒙古地区，而基本不见于草原上的其他地区，因此卡拉苏克文化文化应与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甚至是殷墟文化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很有可能，其重复了青铜时代中期奥库涅夫文化与石峁文化之间联系的路线（从地理形势上看，最有可能的路线是穿越西萨彦岭，由图瓦盆地沿阿尔泰山东麓经蒙古西部南下到新疆东部、河西走廊、河套地区，或相反方向）。上述米努辛斯克盆地考古材料所指示的人群迁徙和考古学文化形成的过程，与中国青铜时代的年代吻合，且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散和继之而起的“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兴起。应该看到，“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兴起是安德罗诺沃文化扩散的结果，二者属于同一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发生在欧亚草原东段，而其根源在东部草原西端公元前3千纪末、2千纪初的南乌拉尔地区。南乌拉尔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是青铜时代中期最晚阶段（公元前3千纪末至公元前2千纪初）以辛塔什塔和阿尔卡伊姆遗址为代表的辛塔什塔文化聚落。20世纪60年代，为了配合水利设施建设，苏联考古学家在车里雅宾斯克南部进行考古调查时于辛塔什塔河的右岸发现了已经被河水冲毁的辛塔什塔遗址和墓地。随后В. Ф. 格宁（Владимир Федорович Генинг）领导的乌拉尔考古队和Г. Б. 兹达诺维奇（Геннад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Зданович）领导的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考古队分别于1971～1976和1983～1986年，对残存的遗址和部分墓葬进行了发掘。墓地中发现的马车残迹足以使学者震惊，且同心圆状的设防建筑在草原上亦前所未见，这彻底改变了学者长期以来对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刻板印象。В. Ф. 格宁格与学生们在辛塔什塔遗址（1974）20世纪80年代末，同样是为了配合水利设施建设，Г. Б. 兹达诺维奇领导的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考古队在北距辛塔什塔遗址30公里的大卡拉干卡河右岸发现了阿尔卡伊姆遗址。阿尔卡伊姆遗址与辛塔什塔遗址非常相似，但保存的更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乌拉尔考古学家为主的团队开始了对阿尔卡伊姆遗址的保护性发掘和研究。与此同时，考古学家还在南乌拉尔地区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目前已经在乌拉尔山东麓方圆200公里范围内的托博尔河、乌拉尔河及其支流上，发现了20余处此类遗址。虽然这些集中分布的设防聚落遗址的性质还不明确，但考古学家一般将其称为“城市国家”。辛塔什塔文化遗址的布局均经过统一规划，平面多呈圆形或椭圆形，房屋以圆形广场为中心放射状分布，遗址平面亦有作方形者，房屋成排分布。遗址的每间房屋内均设有熔炉等冶金设施，并发现有与冶金活动有关的遗物。除了连成一体的房屋外墙之外，遗址还有壕沟、土墙或围栏环卫，俨然防御性的堡垒。完整的辛塔什塔文化聚落还包括与居址相配套的墓地。墓葬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带有辐条的轻便式马拉战车，以及战车上的铜矛、斧以及弓箭等先进的武器，颇具军事色彩。不仅如此，个别墓葬中还出土有各种冶金设备，这说明辛塔什塔文化聚落中的居民是全副武装的冶金工匠。这一切显然都与聚落附近乌拉尔山脉丰富的铜矿资源有关。辛塔什塔文化颠覆了以往人们对草原考古学文化的认知，它说明欧亚草原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还是一系列先进事物的策源地。正是因为如此，辛塔什塔和阿尔卡伊姆遗址被认为是苏联和俄罗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В. Ф. 格宁格、Г. Б. 兹达诺维奇、В. В. 格宁格著《辛塔什塔》辛塔什塔文化最主要的物质成就是冶金和马拉战车。这两项成就也被之后的木椁墓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继承，并随着印欧人群的扩散，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在欧亚大陆东端，与辛塔什塔文化的年代（约公元前2100～1700年）大体同时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约2100～1600年）。虽然此时（或稍晚）在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发现了一些与辛塔什塔文化相似的遗物，但我们并不能将辛塔什塔文化与夏文华直接进行对比，以探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什么样的联系。这不仅是因为夏王朝对我们来说仍旧是扑朔迷离，还因为南乌拉尔与中原相距四五千公里，其间相隔的不仅是万水千山，还有数量庞大的以各种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的人群。因此即便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我们也要根据乌拉尔与中原之间的广袤地域上的考古学材料、考古学文化和社会的具体情况，去复原这个过程。很显然，由于各地区间考古工作的不平衡性，目前尚无法进行这样的研究。但较为明确的是，夏王朝和早商文化之后，中国青铜时代巅峰时期的殷墟文化（约公元前1300～1000年）中的一些重要的遗物和特殊的文化现象，均能在辛塔什塔文化中找到相对应者。遗物方面，最重要的首先是马拉双轮战车，车马器，以及成套的“车载装备”，如铜矛、石质权杖头、特殊形制的反曲复合弓（虽然殷墟尚未发现弓的遗存，但甲骨文中弓的形象“
”表明，这种上下弓臂不等长的反曲复合弓与我们复原的辛塔什塔文化弓如出一辙，其很有可能是专门用于车战或骑射），其次是冶金设备和产品，如蘑菇状鼓风管、“车载装备”中的铜矛等。文化现象包括，墓葬中殉牲特别是狗，随葬马车，在陶器、铜器上刻划马车的图像，以及存在将冶金工具与冶金工匠一起埋葬的现象（工匠墓）等。辛塔什塔文化与殷墟文化的相似之处当然不止于此，这里仅主要列举了辛塔什塔文化的两项杰出的成就——马车和冶金。这两项成就也是中国发达的青铜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手段——青铜礼器是祭祀活动最重要的载体，青铜兵器以及马拉战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战争的方式。
虽然辛塔什塔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存在年代上的缺环，但在直接继承辛塔什塔文化、分布范围更靠东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以及诸“后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已经发现了更多的与殷墟文化相联系的线索。比如伴随着家马和马车的大量出现，殷墟文化中也突然出现了一系列陶器和青铜器纹饰，而这些纹饰在欧亚草原上正是在安德罗诺沃文化后期，特别是在诸“后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开始流行（如大三角纹、万字纹或类万字纹、菱格乳钉纹、折线纹、斜格纹等），其年代与殷墟文化大体相当或稍早。另外，甲骨文中车的象形文字“
”，与木椁墓—安德罗诺沃文化陶器上，以及欧亚草原东部被认为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岩画上刻划的马车形象几乎完全相同，这种特殊的构图方式与陶器和青铜器纹饰一样，可以说明欧亚草原与殷墟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家马、马车以及一系列陶器和青铜器纹饰在殷墟突然大量的出现，很有可能反映了在短时期内发生的、导致了大规模文化交流的特殊事件，但文化交流本身却是一个过程，我们无法将其与之前发生的历史割舍开。因此对殷墟的马车和冶金技术也要做动态的考察。目前已经发现殷墟文化的冶金技术与二里岗文化存在继承关系，而二里岗文化的冶金技术与二里头文化存在继承关系，同时一些零星的、间接的考古证据也表明，中国早于殷墟的家马和马车很有可能已经存在。这说明，殷墟马车和冶金技术的出现有其先前的基础。在不断的交流中不断地创新，这就是殷墟的马车（车体更宽大，辐条数量更多，青铜车马器代替了木、骨、角等其他材质的车马器）和冶金技术（合金配比更科学、可以铸造青铜容器）远比同时期的欧亚草原先进的原因。以往学术界均强调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散对欧亚历史的重要意义，但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安德罗诺沃文化解体这一过程或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明显要更大。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解体，即有可能是自然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社会的原因所导致，当然也有可能是自然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如何，其产生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东亚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记载的商王武丁频繁的征伐活动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其是否与欧亚草原上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解体（和新文化的产生）存在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