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 关公战秦琼，有何不可？

由张杰尧创作、侯宝林表演的相声《关公战秦琼》，说的是山东军阀韩复榘为其爹过寿，请来戏班唱戏，老寿星要求戏班表演关公战秦琼，领班表示无此剧，没法演，三国时蜀之大将关羽（？~220）如何与后己四百多年的隋末唐初之大将秦琼（？~638）过招？

但寿星不依不饶，执意要鲁人秦琼去战那晋人关公以分高下，不演就不给钱，不让走，三天不给饭吃。演员无奈，只好演之。

韩复榘之父凭此一举而名垂青史矣。

当然，此相声意在讽刺。讽刺是相声的生命力所在，讽刺去而相声亡矣。让两个相去四百余年的武将在舞台上相打毫无疑问十分荒唐。但让两位相去二百多年的文臣，就某一观点去争辩，又当如何呢？

比如让唐代武后时的陈子昂（661~702）与五代时后晋高祖时的张允就赦免进行辩论，或许是件可行的事。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第五章《巫术与宗教》第二节《福报》中写道：

福报对于刑讼有极大的关系。

古人认为灾异不是自生的自然现象，而是神灵对于人类行为的不悦的反应。政事不修是致灾的原因，而政事中刑狱杀人最为不祥，其中不免有冤枉不平之狱，其怨毒之气可以上连云霄，激起神灵的忿怒……所以历代人君往往因天降灾异，而想起冤狱的连系，而下诏清理狱讼。

作者在正文与注释里分别引用了唐武后时因刑杀严急，陈子昂的上书与五代后晋时张允进高祖的《驳赦论》（938年）。虽二者相去两百余年，然隔空的文字之辨依然可能，还可避免武将的同台竞技所带来的尴尬。

陈子昂上书甚长，其中有这么一节：

冤人吁嗟，感伤和气；和气悖乱，群生疠疾（疾疫）；水旱随之，则有凶年。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恐惧貌）而生矣。顷来（近来）亢阳愆候（天旱耽误了农时），云而不雨，农夫释耒，瞻望嗷嗷（哀愁声）；岂不由陛下之有圣德而不降泽于人也？傥（倘）旱遂过春，废于时种，今年稼穑，必有损矣。陛下可不敬承天意，以泽（恩泽）恤人？（《旧唐书﹒刑法志》）

他认为当前之干旱、疾疫是由“冤人吁嗟，感伤和气”而致。

然而，后晋的张允则持相反的看法，他在《驳赦论》中这样写道：

窃观自古帝王借以水旱则降德音，宥过狴牢而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灾者，非也。假有二人讼，一人有罪，一人无罪，遇赦则有罪者幸免，无罪者衔冤。衔冤者何疏？见赦者何亲？冤气升闻，乃所以致灾也，非弛灾也。

小民遇天灾则喜，皆劝为恶，曰‘国家好行赦，必赦我以救灾，如此则赦者教民为恶也。且天道福善祸淫，若以赦为恶之人而变灾为恶，是则天助恶民也’。或曰‘天降之灾，警戒人主’，岂以滥舍有罪而能救其灾乎？（《五代会要》九，“论赦宥”）

张允认为古代帝王借水旱之灾对罪犯进行开赦是不对的。他假设了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俩人争讼，一有罪一无罪，有罪者遇赦开赦，结果那无罪者便衔冤莫报，其结果只能是冤气上达天听，且如此还足以教坏民众。其意正好与陈子昂相反是也。

张允《旧五代史》无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中也不收。《旧五代史》高祖纪天福三年（938）中有：

二月庚辰，左散骑常侍张允进《驳赦论》。帝览而嘉之，降诏奖饰，仍付史馆。

而《旧唐书﹒刑法志》载，当陈子昂上书后，结果是“疏奏不省”。“不省”者，不察，置之不理是也。

瞿同祖认为，“陈子昂的话正代表了一般人对于灾异与刑法的传统看法。武后不悟天罚，不从谏言，则是一般人所认为非正的”。

而“即使是反对肆赦的人也并不是否认上天与刑罚的关系。所不同者只是说赦免犯罪的人使罪人幸免而使无辜的被害人含冤泉下，更将有伤和气而干天怒”。

假如让我在二者之间表明立场的话，则我赞同张允的观点。

当然，陈子昂上书甚长，主要针对的是徐敬业扬州起兵反对武后被扑灭后，

“今陛下不务玄默，以就疲民，而又任刑以失其望，欲以察察为政，肃理寰区。愚臣暗昧，窃有大惑”

“顷年以来，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及其穷竟，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讦他事，亦为推劾。遂使奸臣之党，快意相雠，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告，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

前面的那段，不过是借传统说法以增强其说服力耳。但无论如何，这种说法，就不如张允的来得有力些。

总之，关公不可战秦琼，陈子昂却可去战张允。

非止此也，王充的《问孔》《非韩》《刺孟》，李贽的“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二零二一年元月九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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