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璧故事】那一场艰苦卓绝的灭蝗战役，我也参加了
打蚂蚱
文/同龄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在生产队里劳动最肯出官差了。生产队长是俺的二大爷，他喊着我的小名叫我去干这干那，我一听说出官差，就象过年似的，高兴地不得了。那时候出官差，大多是到大队、公社开会，到九顶粮站缴公粮或者收购站卖棉花，赶朝阳集或渔沟集为生产队买东西。有时几个人十几个人一起出差，大家有说有笑的，中午还能吃上一顿官饭。俗话说：“出了家门外，比在家强一半”，何乐而不为呢！可是有一次出官差真的吃了苦头，就是打蚂蚱。
我记得是在1969年午收后，小麦净湖了（全部收割完毕），农田里陡然出现了许多蚂蚱，好像从天而降的。蚂蚱专吃春天种的小苗庄稼，玉米、高粱、黄豆和白芋的叶片被咬得稀巴烂，幼小的棉花苗叶子被吃光，成了一根根直立的光棍。蚂蚱，学名蝗虫，对农作物的生长危害很大，蝗虫灾害导致农作物减产或者绝收。社员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束手无策。这时候，公社通知东南片十二个大队的社员到京渠湖去打蚂蚱。
京渠湖在著名的九顶山西麓，它的北面、东面、南面和西南面三面多环山，唯有向西到朝阳集是一马平川。在周边的山坡上和山脚下有槐树园、冠山、沈家、三娄子、京渠、独堆、小温楼、章渠、大丁公等村庄，其中京渠庄最大并且处在中间，所以名叫京渠湖。京渠湖呈近似半圆形，估计面积有十多平方公里。
接到公社以及大队通知的当天下午，生产队长安排十几个小伙子、大姑娘明天起早去打蚂蚱。我们每人准备一根大约一米半长的小棍，柳树条、桑树条、腊条都行，粗细长短因人而异，总之一要结实二要好使用，再找来一只布鞋底，用麻绳或者棉线绳把布鞋底绑在小棍前头。这样各人的打蚂蚱工具就准备好了。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生产队里磨面粉、捆柴禾放在平板车上，带上一些大头葱、地蛋、青辣椒和油盐酱醋，两个炊事员提前到大丁公庄，借亲戚家的大锅做饭。
第二天拂晓，我们生产队的十几个男女青年就出发了，从马集庄向东北走六里路，到了大丁公庄。两位炊事员已经做好饭菜等着我们。我记得烙了两大圑筐的小麦面单餠，炒了两大瓷盆菜，分别是青辣椒炒地蛋、青辣椒炒大头葱，烧了一大锅小麦面稀饭。那时候的社员难得吃上一顿官饭，恨不得撕开肚皮吃，厚厚的烙单餠卷上炒的熟菜，每人能吃四五个，甚至有人吃了六七个。吃饱喝足后，每人再带上几张烙单餠卷菜当作中午饭。
大丁公庄在京渠湖的西南面。我们大队来的上百号人，从大丁公庄开始向东北方向，边走边打蚂蚱，实行地毯式搜捕。蚂蚱在麦茬地里一蹦一蹦的，很容易被人发现。开始时是看见一个就打死一个，后来蚂蚱越来越多，我们就边打边撵。打到晌午，正好到了京渠庄通往朝阳集的大路上，我们分别在路边的树底下歇息。人多树少，一棵树下能挤十几个人。虽然不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时代，但是大姑娘、小伙子到树下乘凉也自觉地形成男女有别。不知道哪个冒失鬼说了一句话：“鮥鱼鮥鱼一堆，鲇鱼鲇鱼一伙”，遭到大姑娘、小媳妇们臭骂一通。我们一边在树底下歇息，一边吃着各自带来的午饭。吃着干餠没有稀的喝，怎么办？就喝路边沟里的水。大热天，口渴比饥饿还难熬，谁还讲究什么卫生不卫生。谁要说不卫生，谁就是“假思皮”。
我记得那一天的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骄阳似火，真正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尽管我们头上戴着席棚子或者草帽子，女同志头上顶着手衭子（毛巾），也只罩着头上一点点，身上都得挨毒太阳晒；大多数人脚上穿的是解放鞋（黄绿色布帮胶底鞋，好像军用鞋而称作解放鞋），胶鞋底被地面烫热，穿在脚上实在难受。有的人鞋子被麦茬扎烂了，脚也被扎破了。为了尽快干完早回家，我们中午歇息一会儿继续战斗，在午后的高温下鏖战了三个多小时。十二个大队来打蚂蚱的社员大约有一千多人，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才从京渠湖周边围拢到湖中间。看到遍地的大蚂蚱、小蚂蚱乱蹦，在作垂死的挣扎，人们顿时群情激昂，好像百米短跑运动员在作终点前的冲刺，抡起手中的工具狠狠地打蚂蚱，一场围剿歼灭蝗虫的人民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有了飞机喷洒农药消灭农林作物病虫害，组织人力打蚂蚱已经成为历史。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耕田耩地要人力拉犁子耩子，扒河叠路要人力挖土抬土，午收时节黄金铺地，老少弯腰割小麦等劳动场景，只能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仿佛是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走来，短短几十年的变化超越了此前几千年的变化。我们要以史为鉴、不忘初心，才能倍加感受到今天的生活无比幸福，也才能紧紧地跟着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坚定的步伐迈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作者： 马香俊;灵璧县科学技术协会退休干部；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灵璧家园网资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