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的诗歌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三）
三．分解说在唐诗批评中的实践
或许因为金圣叹心底对分解之说仍怀有矛盾和犹疑的看法，除了批杜甫的几十首七律外，他并没有将分解理论应用到诗评的实践中。顺治十七年二月，儿子金雍请说唐七律，金圣叹这才施展他的分解手段，迄四月十八日止，两个多月用此法说了六百首，剔除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遣闷戏呈路十九》、《黑鹰》、《见萤火》、《宾至》、《客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燕子来舟中作》八首[66]，编成八卷，缮录多本，分送顾嗣会、嵇永仁、云在法师等征求意见。这是金圣叹写作最晚、最后完成的一部著作，看得出他颇汲汲于藉此传播他的分解理论，遗憾的是这些“原初读者”（archilecteur）的反馈意见今已不得而知，而他也没有多少斟酌修订的时间了，翌年便遇害[67]。于是这部诗选就成了理解并验证金圣叹分解说的重要依据。
据圣叹致嵇永仁书说，“鄙意既在分解，便不及将心别注”，似乎书中主要倾注心力于分解，然而自序除了天花乱坠地泛议一通诗史之外，关于分解只简单说了这么两句：“其四句之前开也，情之自然成文，一二如献岁发春，而三四如孟夏滔滔也；其四句之后合也，文之终依于情，五六如凉秋转杓，而七八如玄冬肃肃也。”[68]类似的说法也见于答宋德宏札[69]，将律诗四联比拟为四季，只能说是对意脉一般结构形态的说明，与他平时在友朋往来书札中反复辩难譬说的热忱完全不同。或许他觉得书中对作品的具体剖析就是最好的阐说，因而序言毋需再汲汲申说吧。至于书中，他甚至不用仔细剖析，就可以自信地在所有作品的前四句下一律标明“前解”，后四句下一律标明“后解”。凡属一目了然的作品，仅就上下解内容略加说明；只有诗意结构较复杂的，他才仔细说明分解的理由。这里各举一例以见其解说的一般情形。李峤《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云：
主家山第接云开，天子春游动地来。羽骑参差花外转，霓旌摇飏日边回。还将石溜调琴曲，更取峰霞入酒杯。鸾辂已辞乌鹊渚，箫声犹绕凤凰台。
金圣叹说此诗平开二解，一解写车驾幸庄，一解写公主留帝。“前解只写'动地来’三字，三四即动地来也”；“后解'还将’、'更取’、'已辞’、'犹绕’字纯写公主攀恋车驾也”，大致不错。但同为此题，李邕一首就不是那么清楚地分为前后两解了：
传闻银汉支机石，复见金舆出紫微。织女桥边乌鹊起，仙人楼上凤凰飞。流风入座飘歌扇，瀑水当阶溅舞衣。今日还同犯牛斗，乘槎共泛海潮归。
对结构复杂的篇章金圣叹的解说也稍为详细，他强调：“此为从幸公主山庄，故以乘槎犯汉为起。然因'传闻’'复见’一落，手法既宽，便不检括，竟于结句再用其语，此固是其通长。前后二解，欲作大开大阖，然读者则须细玩。其前解仍是前解，后解仍是后解，并不因起结只用一语，遂混作中四句诗也。”[70]他生怕读者见首尾同用张骞乘槎的典故，就以为首尾照应，中四句结成一片，故而特别强调此诗结构大开大阖，起笔用虛，结联虽回到张骞乘槎的典故上来，但却属于扣合从幸公主山庄之题，而非回注首句用典，所以前后两解仍各自独立。如果说这两首同题诗属于一个类型，尚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那么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就或许更适合举例：
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
金圣叹批：“此前解手法最奇，看他一、二，公然便向并为曾别之人预先用勾魂摄魄之笔，深探入去，逆料其后来到衡山，到洞庭，必不能对秋月而听猿声者。于是三、四方更抽笔出来，重写愁看北渚、恶说南风目今一段惜别光景。此皆是先生一生学佛，深入旋陀罗尼法门，故能有如此精细曲畅之文也。”且不论最后对王维诗法与学佛关系的议论，这里说明诗的独特构思是很有见地的，像这样一首构思曲折、结构复杂的作品原是很难分析的，但金圣叹却剖析得很有条理，他说后解“五六只是急赶'不久留才子’之一句也。言今一路且过夏口，径出湓城，不妨解维，放心便去，多恐未必前到郴州，而赐环之命且下也”[71]。这就不仅完成了前后的分解，同时也证实了他提出的五六句重新起意，将意脉推向结局的结构理论（详下文）。显然，对金圣叹的分解理论来说，这类结构独特的作品远比起那些结构平板的众多庸作更有说服力。
严格地说，金圣叹所选的作品，有悖于前后分解的篇章很少，大体能自圆其说。但问题是，金圣叹的选目有两个致命弱点：首先，他所选的作品多集中于有限的若干种或可称之为官样文章的类型，如初唐的应制、酬唱，盛唐的庙堂唱和，中唐的饯送、寄赠，总数约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这些类型在体制、取材上都有严格限制，切题切事最为紧要，容不得个性化的内容，结构也较为呆板，分为前后两解大概是比较清楚的。有些作品从题目看不出是什么类型，如王维《酬郭给事》，实际是和贾至《早朝大明宮呈两省僚友》一样的台阁诗。剔除这部分作品，其他题材就所余不多，而恰恰就在这所余不多的其他题材作品中，出现了许多金圣叹难以自圆其说或者说误解强说的例子。比如初唐诗中极有限的非官样文章之一，徐安贞《闻邻家理筝》是这样写的：
北斗橫天夜欲阑，愁人倚月思无端。忽闻画阁秦筝逸，知是邻家赵女弹。曲成虚忆青蛾敛，调急遥怜玉指寒。银锁重帏听未辟，不如眠去梦中看。
如前引金圣叹对前后两解意脉的解释,三、四句只是一、二句的羡文，五、六句乃是七、八句的换头，“三四生性自来是向前，五六生性自来是向后”，所以他说此诗“五、六'曲成’、'调急’，是写所闻之筝；'青蛾’、'玉指’，是写理筝之人。试思前解不添赵女，即此时何处得有此解？然而某又特欲细看其中间之'虚忆’字、'遥怜’字，便是七、八'不如眠去’之文情生起”[72]。这里虽然指出了“虚忆”、“遥怜”的“换头”作用，但也不得不承认五、六两句是承“赵女”而来，是对邻家弹筝女的具体想象。事实上，就全诗取意来看，章法明显是二—四—二的结构，先写愁人夜深无眠，中写闻邻女弹筝而动春心，末结于寄托梦境。金圣叹的解释非但不能自圆其说，倒适足点明中两联之间的紧密关联，最终只能导出自我否定的结论。即便是在那些官样文章中，像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呈两省僚友之作》说“前解通写早朝，后解专写两省”，也显然有误，颈联“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明为朝堂之景，怎么能说是写两省呢？戴叔伦《和汴州李相公人日立春》诗，说颈联“烟添柳色看犹浅，鸟踏梅花落已频”即《论语》“日月逝矣，虽不我与”之意，“其所望于相公特有至亟，不止是写立春景物而已”，也很牵强，此联应是承上细写立春景物，与王维诗一样都是很清楚的上六下二结构，像金圣叹那样分解是不合适的。
照传统的诗歌章法论，即使不算李商隐《泪》那样的特异章法，七律的章法也是变化多端的，希望用一种章法来范围所有的作品，肯定会出现方枘圆凿的结果。但金圣叹只挑出有限的六百首，应该较易自圆其说了吧？不然。就我浏览所见，金圣叹所取之作，不宜前后四句分解的还有不少：
（1）祖咏《望蓟门》前六句望蓟门，末两句抒发怀抱；
（2）张谓《别韦郎中》前六句自述征程之苦，末二句以饮酒自解；
（3）刘长卿《使次安陆寄友人》前六句使次安陆，末二句寄友人；
（4）韦应物《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前六句舟行即事，末两句寄僚友；
（5）韦应物《寓居澧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前六句寓居澧上，末二句寄于张二人；
（6）郎士元《酬王季友题半日村别业兼呈李明府》前六句别业，末二句寄李；
（7）元稹《早春寻李校书》前六句早春，末二句寻李；
（8）许浑《村舍》前六句述村居所见，末二句厌人来；
（9）许浑《汴河亭》前六句状隋炀帝楼船东游之盛，末二句叹覆亡之速；
（10）赵嘏《忆山阳》前六句忆山阳风物，末二句恨不得归去；
（11）吴融《废宅》前六句述废宅之荒芜，末二句引咸阳作对比。以上诸篇均为上六下二的章法。
（12）郎士元《春宴王补阙城东别业》前两句别业，后六句春宴；
（13）卢纶《早春归盩厔旧居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前六句归旧居，末二句寄二子；
（14）温庭筠《寄题甘露寺北轩》前六句忆旧游，末二句设想再游。以上诸篇均为上二下六的章法。
（15）李益《送贾校书东归寄振上人》前两联送别，第三联前程，末联寄振上人，是四二二的章法。
（16）李嘉祐《早秋京口旅泊赠张侍御时七夕》中四句铺陈京口一带因征徭凋敝之状；
（17）李嘉祐《送朱中舍游江东》中四句列述江东民情风物；
（18）韦应物《寄李儋元锡》中四句自述心境；
（19）郎士元《还赠钱员外夜宿灵台寺见寄》中四句写宿寺情景；
（20）郎士元《盖少府新除江南尉问风俗》中四句述江南风俗；
（21）李端《送濮阳录事赴忠州》中四句设想沿途景致；
（22）元稹《和乐天早春见寄》中四句状早春景致；
（23）吴融《即事》中四句历数山中隐居之景。以上诸篇均为二四二的章法。这几种章法的结构类型明显都不宜分前后解，应该视为金圣叹举例的失误。
除了上面肯定不应前后分解的作品外，书中还有一些容有争议之作，主要是那些采用起承转合章法的诗作。正如金圣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这是律诗最基本的意脉结构，在他的选目中也有一些很典型的例子。像皇甫冉《同温丹徒登万岁楼》四联分写登楼、客情、江景、忧患，卢纶《长安》四联分写春望、思家、长安、自伤，窦叔向《夏夜宿表兄宅话旧》四联分写夏夜、话旧、表兄、惜别，温庭筠《长安杂题》四联分写形胜、春光、风物、行幸，许浑《淮阴阻风寄楚州韦中丞》四联分写西游、淮阴、阻风、思韦，《再游姑苏玉芝观》四联分写再游、忆旧、观景、别后。依我看，这些作品都是典型的起承转合结构，不宜分作两解。一般来说，这种结构首联与颔联之间，颈联与尾联之间，常常有种不确定性，往紧密里讲是前后两解，往松懈里讲则为起承转合四段，能否分解往往在模棱两可之间。金圣叹当然都是往紧密里讲的，别人则恐怕就未必然。我对这类作品未予严格甄别，因为牵涉到解释的问题，不同的理解将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唐彦谦《蒲津河亭》：“宿雨清秋霁影澄，广庭高树向晨兴。烟橫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孤棹夷犹期独往，曲栏愁绝只长凭。思乡怀古兼伤别，況此哀吟意不胜。”只消玩味末联，即知金圣叹说得不错，“此便是思乡怀古伤别外，自寻出第四件苦事矣”[73]，是典型的起承转合章法；或者也可以解作李商隐《泪》那样的以尾联括起上三联的章法，但无论如何是不能分作前后两解的。有些作品，甚至金圣叹强调非分解不可读，我们读后也很难同意他的看法。如李群玉《同郑相公出歌姬小饮戏赠》：
裙拖六幅潇湘水，鬓耸巫山一段云。风格只应天上有，歌声岂合世间闻。胸前瑞雪灯斜照，眼底桃花酒半曛。不是相如能赋客，争教容易见文君。
金圣叹在批完前后两段后，特地追加一句：“若不分解，中四句如何读？”仅看中四句，倒也的确不成片断，然而通观全篇，首联写装束，颔联从装束过渡到歌声，颈联再从艳色过渡到小饮，都是写歌姬，直到末联才出戏赠之意：章法粗分可作六二，细分则可作四联起承转合。这类作品在书中占有相当的份量，其可争议性不用说会让分解的可行性再打一个折扣。
当然，这类不合分解之作终究占少数，不足以全面否定分解说，但它们起码已证明，金圣叹关于唐七律必分前后两解的命题是不周延的，即使在他自己挑选的有限作品中都不能无例外，就更不要说他的选目还有一个致命的软肋，即经典性的问题了。就一部收诗六百首的唐七律选而言，金圣叹的选目显然不能说是很经典的。本来，对金圣叹这么一位极有个性的批评家，当然不能在选目的经典性上抱太高的期望。可问题是他要以此证明唐人七律都分前后两解，这就不能不让人挑剔地审视他的选目了。
金圣叹的评选，一向是重在评而不在选，所以自序概无对选诗标准的说明。他对唐人七律的看法，我们所知甚少，除了称赞唐七律“尽是温柔敦厚之言”而外，就是反对初盛中晚的划分。不过这两点已足以让我们预见，他的诗选将是正统的道德观与开放的艺术趣味的结合。而最终选目给人的直接印象是略于初盛唐而详于中晚唐——这当然是和唐代七律创作的实际成绩相吻合的，但列出书中选诗5首以上的20位诗人，还是让我们看到某种属于金圣叹的趣味。
许 浑 34首
李商隐 29首
王 建 21首
温庭筠 20首
刘长卿 17首
韦 庄 16首
王 维 15首
杜 牧 15首
赵 嘏 15首
刘 沧 15首
刘禹锡 12首
吴 融 12首
杨巨源 10首
陆龟蒙 10首
岑 参 9首
白居易 9首
李 郢 9首
韩 偓 9首
罗 隐 9首
李 绅 8首
李 白 7首
韩 翃 7首
皇甫冉 7首
元 稹 7首
韩 愈 7首
柳宗元 7首
李群玉 7首
皮日休 7首
沈佺期 6首
李嘉祐 6首
薛 逢 6首
李 颀 5首
高 适 5首
司空曙 5首
戴叔伦 5首
雍 陶 5首
郑 谷 5首
将这份名单与实际所选的作品对照着看，初盛唐作者入选的篇目和数量应该说是较合适的，但也不是没有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类型上倾向性太明显外，李颀是个最难以服人的例子。李颀七律仅存七首，金圣叹选了五首，而这五首竟没一首能拦腰分解：《送魏万之京》是上六句叙行，末二句赠言；《宿莹公禅房闻梵》则是上六句闻梵，末二句感悟；《题璇公山池》、《寄綦毋三》、《送司勋卢员外》均以四联为四层，平铺直叙，末联更转出一层新意。李颀是盛唐七律名家，明七子辈最爱仿其格调句法，应该说他的七律是相当有经典性的。而金圣叹选的五首却无一首可分解，这岂不是太离谱了吗？
中晚唐诗作的遴选更多不洽人意处。刘禹锡、白居易、韩偓、罗隐、元稹入选过少，且多非其代表作；而许浑、王建、赵嘏、刘沧、吴融、李郢则入选过多，其他名家之作，更像是信手拈来，专为证成其分解之说，很有点强人就己的味道。即以刘禹锡、白居易两位七律名家而论，刘选《金陵怀古》《松滋渡望峡中》《送李庾先辈北选》《张郎中籍远寄长句开缄之日已及新秋因举目前仰酬高韵》《怀妓》《送周使君罢渝州归郢中别墅》《荆门怀古》《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汉寿城春望》《窦夔州见寄寒食日忆故姬小红吹笙因和之》《题于家公主旧池》《窦朗州见示与澧州元郎中早秋赠作命同答》诸作，白选《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寻郭道士不遇》《临卧听法曲霓裳》《余杭形胜》《履道池上作》《舟中晚起》《湖上春行》《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诸首，我想两位诗人大概不会首肯以这些篇章为其七律代表作吧？至于李商隐，入选二十九首，数量不算少，但半数非名世之作，《无题》诸篇竟无一及之！这不能不让人对金圣叹的选录标准提出质疑。
众所周知，在《全唐诗》问世之前，一般选唐诗都根据前代所编总集或选本。金圣叹此选所据的底本不太清楚，但相信选目更多地是贯穿了他自己的主张而非沿袭前人的标准。看他评李峤《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说：“后贤不睹唐初人如此大篇，便于律诗更不知所措手。唐初诗可不读哉？”[74]评崔湜《奉和春日幸望春宫》说：“人只赏后来某大家某名家用字精妙，岂知其皆出于唐初人哉？”[75]可见他选诗也像在结构上要破除专讲中两联的弊端一样，是要破除明人独宗盛唐的狭隘观念。但事实是，卷帙才到卷五下，篇幅才及全书之半，李商隐便已登场，此后的篇幅全都留给了晚唐诗。这表明他的选目是更倾向于晚唐诗的，接近虞山派诗家的趣味，只不过他的出发点不是像虞山派那样，基于承认晚唐诗具有独特的美感，而是基于发现晚唐诗（初中唐诗也是如此）与盛唐诗在分解上的一致性。我读他选的晚唐诗，的确更明显地感到存在前后中分结构，这还不足以成为多选晚唐诗的理由吗？问题是这一来，整个选目不仅类型上倾向性过于明显，在时代上也有失均衡，以致严重地削弱了它的经典性，使他分解实践的说服力大大降低。人们读完他的评选，对唐七律究竟可不可以分解，仍是半信半疑，难以确定。这正像他自己在分解的看法上不无矛盾和犹疑一样，应该说是很自然的结果。
作为分解说的实践成果，《金圣叹选批唐诗》的得失当然不能离开分解来谈，然而此书的价值却决不限于印证分解理论。即使抛开分解之说不论，金圣叹对每首诗的批评也是有独到价值的。首先，他对作品结构的精彩阐说，总是基于深刻的体会，而且与传统诗学的章法论相通。比如刘禹锡《张郎中籍远寄长句开缄之日已及新秋因举目前仰酬高韵》云：
南宫词客寄新篇，清似湘灵促柱弦。京邑旧游劳梦想，历阳秋色正澄鲜。云衔日脚成山雨，风驾潮头入渚田。对此独吟还独酌，知音不见思怆然。
这是一首章法井然的切题之作，全诗意脉纯然赋题而行。这种作品因结构太一般，甚至都很难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随便一看就过去了。然而金圣叹一番评析，却抉出作者不同寻常的匠心。他说：“一、二特抽闲笔，先写张郎中所缄长句。三写远寄，四写新秋。此又从来前解异样佳制也。赖是一、二先抽闲笔，写过所缄长句，便令三写远寄，四写新秋，皆得宽宽然。设不然者，且不知此题如何发放得完也。”这倒也没什么深文大义，妙的是或问一、二若先写新秋会怎么样，他答：“律诗多有之。但此题中尚有'因举目前’云云，目前正即新秋景物也，若使一、二先写，便与五、六至再写隔断，且彼之所缄长句，亦更无处可安放也。”[76]经他从反面这么一讲，刘诗看似自然而然实为不得不然的意匠便豁然呈露出来。因为所见至深，能抓住要害，所以寥寥数语便说透关节，胜似他人数百千字。再看他评高适《夜别韦司士得城字》前四句“高馆张灯酒复清，夜钟残月雁归声。只言啼鸟堪求侶，无那春风欲送行”，只说“一之七字，字字快意语也；二之七字，字字败意语也。字字快意，故三承以只言二字云云也；字字败意，故四承以无那二字云云也。此是唐人四句分承法，于前解每用之”[77]，65个字阐明了首联两句相对、颔联两句分承及唐人每用此法三层意思，可以说是力透纸背。这在金圣叹虽只是口角小慧，却也非他人所能到。
金圣叹显然是个对人情世故体察极深的人，他对作品意味的阐发，妙语解颐，往往令人忍俊不禁。这在后文论述《杜诗解》时还要专门谈到，这里先来看看他对韩翃《送故人赴江陵寻庾牧》的解析。原诗云：
主人持节拜荆州，走马应从一路游。斑竹冈连山雨暗，枇杷门对楚天秋。佳期笑把斋中酒，远意闲登城上楼。文体此时看又别，吾知小庾甚风流。
金圣叹评前解曰：“既是故人，何不著名？既故人且不著名，何得所寻反与著姓？故知庾是韩之故人。而此寻庾之人，则是庾之旧客，而今又向韩乞竿牍，是故作此诗与之，而因以故人二字暂假之也。”评后解又曰：“五写初寻到之一日，六写既寻到之后日。七'此时’即把酒登楼词时。一解便纯写庾厚情高兴，更不再写此故人。”[78]金圣叹之深于人情世故，通过讲这类应酬诗看得最清楚。唐人送行诗尤其是送地位、年辈低的对象，往往有以壮行色即“宠行”的功用，夸耀行人的家世门第，称赞其才华是必不可少的。但此诗除“走马应从一路游”一句涉及行人，其余全都写庾牧，可见行人实在无可称道，连应酬也没的可应酬的。金雍补注说，“看他写此故人，不惟题不著名，乃至篇中略不相道，亦并无惜别意，便信如此批为知言也”，真是一点也不错。
从第二节所引金圣叹论分解之语来看，他对诗的结构就像文一样，也是以起承转合四字来把握的。因熟读小说，金圣叹对文法更有一种极夸张的推崇。虽然以《水浒传》教人文法，始作俑者并不是他[79]，但像他这样盛赞《水浒》为“文章之总持”，说“看得《水浒传》出，他书便如破竹”，却也前无古人。他评李绅《回望馆娃故宫》尾联“因问馆娃何所恨，破吴红脸尚开莲？”说：“深畏色荒入骨，而遂至见怪红莲，此亦用'草木皆兵’文法也。”[80]他解诗是否都得力于批小说，这一点无法验证。但他批评小说、戏曲所积累的关于人物塑造的艺术经验，却无疑会为说诗提供有益的帮助。他评孟浩然《春情》，有一段论刻画女郎之法，也颇有妙趣：“写女郎，写来美，是俗笔；写来淫，是恶笔；必要写来憨，方是妙笔。又写女郎憨，写女郎自道憨，是俗笔；写女郎要人道其憨，是恶笔；必要写女郎憨极，不自以为憨，方是妙笔。今先生此诗是纯写憨，是纯写憨极不自以为憨，此始为真正写女郎妙笔也。”[81]这段文字不只妙趣橫生，也包含着宝贵的艺术经验，类似的批评在诗歌评点中是很罕见的，金批的魅力往往与这种独特的个性有关。
谁都不能否认金圣叹是一位极具个性的批评家，然而刻意追求个性和独创性的批评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在酣畅发挥活泼的感性和妙悟的同时，又常不免失之主观和穿凿。《选批唐诗》中的金圣叹也一再犯穿凿的错误，如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一首，说上解四句“便只是精写得一'迟’字”，即给劳人送饭之迟；岑参《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簿》说“回风度雨”喻世事翻覆，“细草新花”喻新进少年；刘长卿《赠别严士元》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喻浸润之谮，“盖自叙吴仲孺之诬也”，都是明显的例子。这类局部的曲解，不影响全诗，倒也无关宏旨；而有些作品，对一联一句的解释牵涉到全篇的结构，情况就不同了。如戴叔伦《酬耿少府见寄》颈联“家近小山当海畔，身留环卫隐墙东”，金圣叹说“后解写少府家近小山，言少府亦将归隐。'身留环卫’，言少府特偶未去。称'环卫’者，少府职近宫闱故也。”[82]按：此联应是戴叔伦自指，“小山”即京口的招隐山，在诗人故里金坛附近；“环卫”指诗人当时所帶的京师诸卫之职的虚衔。诗的前六句都是自述，直到尾联“遥闻相访频逢雪，一醉寒宵谁与同”才酬其原唱欲相访而为雪阻的内容[83]。金圣叹因误解少府（县尉）为环卫，以颈联写耿湋，就看错了诗的结构。至于因串讲不当而导致的分解错误，前文已列举，兹不重复。
最后顺便说到，金圣叹自幼喜读杜诗，长年批评不辍，有《杜诗解》一稿藏于箧中，于是编《选批唐诗》便不收杜诗。然而，七律分解既然是金圣叹最得意的理论发明，在杜诗批评中当然也不会忽略，只因杜诗的选目涉及各种诗体，七律夹杂在各体作品中，虽也谈到分解，却不太醒目了。事实上，金圣叹也常以解为单位论析其它体式的作品，这时候诗就不是被分为前后两解，而是以四句为一解了，长篇作品尤其如此。当然，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规，常常出现对四句一解的突破和因章法特殊而做的变通。如五排《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以四、四、四、八、四句分为五段，第三段评曰：“第三解只此已尽，为欲详写河泛，故又有下文八句，其实只是一解。”第四段八句评曰：“只是第三解写不尽语，未尝别转笔。”[84]换言之第三解不是四句，乃是十二句，这符合作品的意脉。但他其它的解说就像《选批唐诗》一样，也每出现不可理解的分析和强说。比如《北征》，诗中铺叙的部分文由意生，解随意止，原非整齐划一，可金圣叹却固执于四句一解，强行划断。《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一首，首联总提，下皆四句一解，脉络甚明，而金圣叹却非将五、六两句单提出来为半解，凡此等等都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似乎他对作品意脉的理解和把握并不像他自己所得意的那么好。这是完全可能的，当一个批评家陷入某种理论迷误时，自我感觉会膨胀得让他看不清讨论的对象。我们从当代一些学人身上不也常看到这种情形吗？
【注释】
[66]此八篇后为金昌编入《唱经堂杜诗解》，称取自《唐诗解》，可见为此时所说。
[67]稽永仁《与黄俞邰》，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二，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影印本。
[68]《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一，第4页。
[69]金圣叹《答宋畴三德宏》：“承律诗如四时，一二须条达如春，三四须蕃畅如夏，五六须揫敛如秋，七八须肃穆如冬。”《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15页。
[70]《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三上，第33页。
[71]《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三上，第54页。
[72]《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三上，第32页。
[73]《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七上，第402页。
[74]《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三上，第4页。
[75]《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三上，第14页。
[76]《金圣叹选批唐诗》卷四下，第198-199页。
[77]《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三下，第64页。
[78]《金圣叹选批唐诗》卷四上，第131-132 页。
[79]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二《王元昭集序》：“昔有学文于熊南沙者，南沙教以读《水浒传》。”
[80]《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五上，第252 页。
[81]《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三上，第58页。
[82]《金圣叹选批唐诗》卷四下，第169页。
[83]详蒋寅《戴叔伦诗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
[84]金圣叹《杜诗解》，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