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田园生活?恕我直言,你向往的不是田园,而是诗人笔下的安逸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天赋,精明的犹太人善于经商、热情的拉美人擅长足球、俄罗斯被笑称战斗民族,而中国人的天赋,就是种菜——这似乎是数千年农耕文明带来的、深入基因的能力——中国家长陪孩子出国留学,在国外校园开垦出一块菜地,竟然成了当地的风景线;普通的中国百姓,在阳台、楼顶、甚至只需要一个花盆,就能种出蔬菜;科学家还把蔬菜种到了沙漠、南极、甚至太空……可以说,只要有土壤的地方,勤劳的中国人就能种出水灵灵的蔬菜和水果。

虽然“中国人有种菜天赋”这一说法,有些玩笑成分,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耕社会,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年代,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生活智慧的总结,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二十四节气,特别是在“二分二至并四立”这八个节气,举国上下都会通过占卜和祭祀。

古代中国每年都要举行最盛大的祭祀社神的活动,社神其实就是对各路土地神的统称,祭祀社神源自人们的土地崇拜,古人认为,我们生存的土地,乃至在土地上收获的每一份食物,都来自于土地神的恩赐,但是土地神太多了,包括黄天、厚土、社稷、五谷等等众神,人类不可能一一祭祀,因此便在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封土立社,一块儿把各路土地都祭祀了。

中国人在这样的农耕文明中,自强不息了数千年,真正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是在唐朝。唐朝的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一辈子;诗人则用他们浪漫的笔触,写下无数美丽的田园诗歌;在国家层面,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通过稳固农业,来稳固税收,进而稳固国家的运转,唐朝在农业方面的创新,甚至影响了后世中国1000多年的农业制度。

均田制

农业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存,也关系到国家的命脉,而农业的根基在于土地,国家自然要对土地进行妥善的管理,让天下百姓都有自己的耕地可以劳作,养活自己,同时也为国家纳税。唐朝的土地制度,继承了隋朝的均田制,这是一种按人口分配田地的制度。

均田制又分为永业田和口分田,永业田就是私有土地,可以世代相传,而口分田是国有土地,你只有使用权,可以在你的有生之年耕种,去世后国家将其收回。值得注意的是,均田制虽然会按照人口分分配田地,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田地,不同人群获得的土地数量也各不相同,唐朝人杜佑编撰的《通典》,是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其中就详细记录了均田制度:

“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黄、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

丁男就是成年男子,按照《通典》的记载可知,唐朝的成年男子,可以得到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合计一百亩。老年男性、病患、残疾人只能得到四十亩口分田,寡妇可以得到三十亩口分田,除成年男子之外,包括未成年男子,如果他们是户主,则永业田、口分田都给二十亩。

当然了,这些只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如果你对国家有特别贡献,或是身居高位,获得的土地又不一样:

“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

皇亲国戚和官员的土地,是以顷为单位,按唐朝时的度量衡,大约100亩为1顷,也就是说一个亲王一生得到的土地,相当于100个普通丁男。因此有人表示,与其说是人口分田,倒不如说是按身份分田了。

国家既然给了你田地,那么纳税就成了你的责任,唐朝农民需要交纳三种农业税——租、调、:租就是纳粮,调是指交绢庸是指服役:

“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shī)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旧唐书·食货志》

唐朝人纳粮以粟为主,每个成年男子一年要交粟2石;调是根据当地所产来交,可以是绢,也可以是绫或絁,都需要交2丈,还要交棉3两,如果是交布,则需要加五分之一,并交麻3斤;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还要服役20天,不过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愿意服役就交绢,每天3尺。

另外我们知道,唐朝有许多胡人(外国人)居住在长安城等繁华城市,他们不会种地织布怎么办?很简单,直接交钱,如果长期居住,则拿牛羊相抵:

“蕃户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旧唐书·食货志》

比较人性化的是,统治者考虑到了农业社会人民都是靠天吃饭,天灾难以避免,因此制定了一套免税规则:

“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已上免租,损六已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旧唐书·食货志》

此时的大唐百姓,是有国家分配的土地,税收也不严重,遇上天灾还能减税,也算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福利吧,虽然农业劳作很辛苦,但生活至少还是有保障的,安居乐业的百姓,也成就了大唐的辉煌。

两税法

一切的崩溃,源于安史之乱,国家动乱,贵族豪强趁机兼并土地,农民四处逃亡,无地可耕,按照人头收税的“租庸调”名存实亡,国家能收到的税急剧减少,大唐帝国濒临破产,皇帝也是心里有苦说不出,直到唐德宗年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废除了均田制,改变“租庸调”的税收制度,改行“两税法”。

所谓两税法,是指在夏、秋两季征税,按耕地面积收地税,按贫富等级收户税。唐朝廷进行了全面的人口普查,按照每个人的实际居住地入户籍,再按照每户人家财产分等级(包括土地、男丁数等),你家要交多少税,就按照你所在的等级缴纳,一目了然: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旧唐书》

由此可见,两税法虽然不再按人口收税,但它与老百姓的家庭、甚至个人的关系,反而结合地更加紧密,因为你的户籍所在地、你家里的每一分财产、每一个成年男丁,都与税收直接挂钩,因此唐朝廷也有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

每三年,会对全国家庭进行一次评级,每年,要进行一次“貌阅”。

貌阅非常有意思:“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翻译成现在话就是,我目测你的年龄。貌阅始于隋朝,也是用于整顿户籍和税收,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谎报年龄,以达到漏税的目的。唐朝继承了这种制度,通过貌阅把人定为黄、小、中、丁、老四个年龄等级: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

貌阅关系到税收,税收关系到国家存亡,因此这种制度非常严苛,以乡为单位,但凡乡里被查出有一人作假而未上报的,对不起,凡是涉及的官员通通免职,乡长和里长一起流放,造假的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先打一顿,再定罪。

在整顿户籍的人群中,有一类人例外,那就是商人,他们常年游走于全国各地,没有固定的户籍,咋办呢?很简单,按照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收税,这大概是最早的个人所得税了吧:

“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在郡县税三十之一。”——《旧唐书》

“以贫富为差”,是两税法的核心,可别小看了这一改革,它改变了自先秦以来的人丁税收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也开辟了以货币计税的先河,在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调动了农民耕种的积极性,恢复了帝国的农业发展,同时也奠定了后世税收制度的基础,影响了中国1000多年的农业税收制度,直到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

田园生活

说完枯燥无味的税收制度,我们还是回到让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吧。

唐朝一个成年男子的百亩田地,承载了一个家庭的所有梦想和憧憬——在每个夕阳西下的傍晚,父亲放下锄头,坐在家门前喝一碗茶,看着儿女在膝下承欢,母亲也不再织布,怀里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儿子,一家人在夕阳的余晖下,其乐融融。

当年诗人白居易路过朱陈村,就看到了这样一幕,村民们世代守护着自家的田地,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出过村庄,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过着安稳自足的生活,联想到自己虽然混迹于官场,却一生飘零,都到了两鬓斑白的年纪,还要被贬来贬去,连普通人都能享受的天伦之乐,都与自己无缘,不仅悲从中来,感叹地写下了《朱陈村》诗:

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 
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 
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

……

悲火烧心曲,愁霜侵鬓根。 
一生苦如此,长羡村中民。

那时的人们,虽然物质生活不如现在千万分之一,但好像比现代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岁月静好。

男耕女织,是普通农家人的日常生活,男人穿着汗衫、外袍、裈袴(kūnkù),多为粗麻布制成,头戴幞头、脚踩皮靴,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女子则是穿着襦、裙、裤三件套,脚下一般穿麻鞋,南方人则更多喜穿木屐鞋,现今日本人依然爱穿。

但是对于特别穷困的家庭来说,这些基本的行头可能都置办不齐,诗僧王梵志作《贫穷田舍汉》就描写了这样一个家庭:

贫穷田舍汉,庵子极孤恓。

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

……

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

体上无裈袴,足下无复鞋。

这老和尚也是非常调皮了,把穷人家的窘态极尽描写不说,还调侃道““如此硬穷汉,村村一两枚”,像这样的穷人,每个村里都有一两枚。现在网友喜欢用“一枚人”来调侃,殊不知这个梗早在唐朝就被这个调皮和尚用过了。

据记载王梵志生活在隋末到贞观年间,天下刚刚经历了一番战乱,老百姓生活艰苦也很正常,这对穷苦夫妻如果再熬些年,等到贞观治世出现,甚至到盛唐,我想,凭他们的辛勤劳作,一定可也以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吧,就像孟浩然《过故人庄》中写的那样,偶尔叫上三五好友,一起喝杯小酒,也是生活中的一抹光亮: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诗中描写了一个典型的唐代村庄,按唐代对村庄的定义:“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城里人租住的地方叫做坊,长安城有一百余坊,而城市之外叫做村。根据唐朝制度:“四家为邻,五户为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一乡”。由此看来,唐朝人的村,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是一种聚集而居,随之形成的群居形式,并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和我们现在意义上“村”相对应的是“里”。

孟浩然诗中描写的村,有“郭”围绕,大概就是围绕着村庄的土墙,可能是起到一定的安保作用,就像城市周围的城墙一样,被称为“城郭”,孟浩然走进古人家里之后,还看到了“轩”,有人说轩是轩窗,也就是窗户,也有人说轩是指带有窗户的长廊。不管有没有长廊,反正孟浩然是打开窗户之后,看到了“场圃”,就是菜地和打谷场,这里种植着许多桑麻。

在这祥和宁静的农家小院中,孟浩然和古人一起饮酒,话桑麻,并约定等到来年重阳节,还要一起赏菊花,自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之后,菊花在古代文人心中的地位,可是首屈一指的,特别是在重阳日,如果不喝酒赏菊,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人。

像这样描写田园生活的唐诗还有许多,比如王维在《渭川田家》诗中写道:“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和老白一样,都是在偶然间看到农家生活场景,有感而发,但诗歌的美好,毕竟有诗人善于发现美的眼光和浪漫的笔触,而对那些真正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诗人笔下的美好,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罢了。

你看,白居易的感叹,是路过所见;孟浩然的约定,也是因为偶然被邀请;王维的田家情怀,也是在渭水边偶然发出……若真要叫他们去过那样的生活,恐怕很难做到,陶渊明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不为五斗米折腰,跑去种地,结果“草盛豆苗稀”,连生存都难以维持。

我们如今向往田园生活,大抵也只是向往诗人笔下的美好,在和平的年代,唐朝诗人写下田园诗,来寄托对田园生活的眷念,我们则把自己代入诗情画意中,其实也是对田园、农家、小桥、流水的眷念罢了,在那片美好的田园中,是我们这个拥有数千年农耕文化的民族,对宁静与安定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在现实压力下,对自由生活的渴望。

毕竟,我们的民族天赋,就是种菜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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