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的新年

第一次在异乡城里过年。这一背景包含了异乡和城里两个地域范围。地域即文化，由此造成了一种在感官视觉和心理体验上的文化冲突。

一、独在异乡为异客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客”本身意味着主体与场景的疏离，这种日常接触不仅是极其短暂的，还是对陌生文化的片刻融入。“异客”则更彰显了不同文化对主体带来的冲击，一方面体现为对乡愁的深切体验，主体对原生文化的认知在异文化中得到升华，一方面是陌生文化本身具有的特色让主体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好奇，通过与原生文化的对比获得新的文化经验，经验丰富了实践性知识。这是一种悲观与积极双重交织着的意义感。

我从四川来到贵州，正是体验着上述文化冲击。我的老公在贵州某市工作，他是山西人，我的婆婆跟着他在贵州带着孩子。我们都是“异客”。而即便如此，原生文化所流传的经验仍然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我们都试图过出老家的年味儿。特别是婆婆按照山西老家的新年饮食习惯，从除夕开始每天做着相应的饭食，如初一吃糕、初二吃饺等。山西的除夕夜迎新年，要在晚上十二点在院子里垒起柴堆烧起火，点燃鞭炮烟花，称为“接神”。我们在贵州则没有这个条件，只得免去，仅仅放了一串响亮的鞭炮。

微信等新兴网络媒体，改变了传统的“面对面”的拜年和娱乐方式。通过视频和亲朋好友“见面”，致以祝福，表示拜年，聊慰相思。在亲人群里抢红包成了重要的娱乐方式，是在一种虚实共存的网络中与亲人互动，这一互动的情境是新的社群被建构的方式：传统的社群是以身体为载体的面对面互动。现代人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身体在地理空间上的远离却在网络中得到弥补。我52岁的婆婆，在微信上和她88岁的老母亲视频聊天，抢红包也是不亦乐乎。她关注的是谁又发了红包，谁抢到了多少，她自己得了多少。在微信群里，我们可以暂时避免“异客”的身份。

而回到现实，我们一家人在这里没有亲戚，没有可以你来我往的人际关系。虽然市里有很多的公共场所可以随意来去，但是作为“外地人”，我们并没有机会参与到核心文化层的互动之中。正是我们这样的“外地人”斩断了与原生文化的关系，导致了乡村文化延续机制的断裂，同时又因融入不了所在地的文化圈，从而建构了现代城市中原子化的人际关系。于是，我们成了双重层面的“文化边缘人”。

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在遥远在遥远的地方/向遥远祭祀/叫喊一声祖先他们就在角落里团聚”

我以前都是在四川乡下老家过年，祭祀祖先鬼神自有一套体系。而对城市里的这部分并不了解。这是第一次在城里过年，让我对城市化进程对民间信仰的影响有了经验性的认识：国人的信仰空间并没有完全被城市化淹没。

在城市里，人们在街边烧黄纸点香蜡祭祀祖先，也有人在房子里搭起临时的祭台。临时祭台说明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问题，也许吉登斯的“脱域”做了很好的解释：时空分离导致行动情境的改变。第一，城市的房屋构造不像乡村的房子，能有一个独立的供奉空间，如堂屋里会有香火台。第二，初一时候会亲自上坟，行跪拜敬酒之礼，与祖先的“距离”更近，也能与家族“面对面”交流。

乡下堂屋的香火和山头的坟墓，遵循一系列的规矩和禁忌，从而营造了具有神圣性质的空间，而在城市里，时间同一，空间却被各种隔离而显得独具随意性。在走马观花似的的观察中，街头小巷、棚户区、城郊部这类具有平民聚集特征的地方，成为祭祀的主要场所。这些地方是城市的一个角落，属于城市的“后台”，不仅远离政治监控的后台，也远离其他公众的舆论圈。城市作为公共生活的场所，对民间传统仍然保有审视的距离。然而，卖年货的路边摊供应齐全的祭祀用品，这一经济行为却“公然”的构建了市场经济与民间信仰的共存场面，市场经济对购买力的需求为民间信仰提供了在“前台”的合法性。

当然，城里的祭祀形式上虽与乡村不同，也受制于城市的诸多现代性因素，但实质上祖先崇拜仍然是国人深层的信仰，以家为核心的文化制度仍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的婆婆就在路边摊买了一大摞黄纸，在那小巷里给她的父亲表达情意。

没有深入考察，甚至没有访谈。但有一些问题：这部分行动者是由哪部分群体组成？他们的生活背景是什么？这种行为在城市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对于行动者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这种行为能在城市延续多久？……

作者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