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的反击——万历二十三年“湟中三捷”，扫平西北蒙古部落威胁

有明一朝，蒙古在大部分时间是明朝的心腹大患。

自从朱元璋推倒了元朝，蒙古远遁，两者就结下了世仇。

此后北元灭亡，蒙古陷入分裂，失去了对明朝的统治产生实质性威胁的能力。

即便如此，明朝最大的边患还是蒙古。虽然他们不再效忠于一个统一的政权，却因此改变了策略，大兵团作战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个部落的不断侵扰，目的不是为了推翻明朝，只是为了劫掠。

期间还曾出现土木堡之变这样震惊全国的悲剧，蒙古的力量，还是不可小视。

直到明穆宗朱载垕的隆庆年间，明朝和蒙古俺答汗达成了 协议，史称“俺答封贡”后，蒙古大规模的扰边逐渐平息，边境才太平下来，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通常认为，蒙古的侵扰到此告一段落，从达成封贡的隆庆五年（1571年）到万历九年（1601年），三十多年里，西北边境“东自海治，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

“湟中三捷”的背景

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从万历九年年底起，一度偃旗息鼓的蒙古各部落又重新活跃，边关又重新燃起了战火。

原因是俺答汗、黄台吉、丙兔等强有力的首领相继去世，继任的首领不复他们的统治力，蒙古各部落“各酋涣散”，由此开始不断扰边。

扰边并不是小打小闹，情况相当严重。

万历十一年，蒙古永谢部以8000骑兵进攻西宁。

万历十六年，瓦剌部又以500多骑先攻西宁，再劫南川。明军出击遭遇败绩，副总兵李魁阵亡，官兵死伤860多人。

万历十七年，火落赤攻击乐都瞿昙寺。

万历十八年，六月，火落赤等部又入掠洮州,副总兵李联芳阵亡,明军三千人全军覆没。七月，火落赤又深入河州，游击李芳阵亡。

蒙古的侵扰一年比一年严重，万历皇帝派出兵部尚书郑洛以剿抚并用的手段，分化蒙古各部。到万历十九年，郑洛的手段初见成效，部分蒙古部落移居他地，不再在西北边陲闹事，郑洛又派兵焚毁各部落聚众的仰华寺，西宁卫诸地得到些许安定。

可是随着郑洛带兵回师，各部落又重新聚集，又开始时常劫掠西宁卫一带，甘肃巡抚田乐力不从心，劳而无功。

看起来，必须对各部落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才能重新稳定边境局势。

万历二十三年，朱翊钧派李汶总督三边，刘敏宽出任西宁兵备按察使，提升达云为西宁参将，这几个人将在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中担当主角。

“湟中三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湟中三捷

甘山大捷

湟中三捷以甘山大捷开场，它发生于万历二十三年五月。

万历二十三年四月，甘肃巡抚田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召集诸将开会，商量如何整肃边患。

田乐认为，张掖一带的青把都和青海的永邵卜互相呼应，往往先后发起劫掠，使得明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如今应该集中力量，发起一次突袭，先打垮切吉合吉，再回过头来专心对付永邵卜，就能平定这两个部落。

“青酋近窥甘泉,永酋逼穴徨中,我西则青酋东举,我东则永酋西发,首尾牵制我兵,内顾不逞...青酋特强无备,今出不意,势可必克。青酋即克,则得专力于青海,而永酋可擒也。”

田乐做出部署，兵分四路，奇袭切吉合吉部所在的甘浚山。

五月初，明军顺利抵达预定位置，初四清晨发起进攻。

青把都毫无防备，无法组织起有效防御，手下“自相剥灭,迸奔冒窜”，田乐挥军大进，青把都只身逃脱，明军追击二百多里，“斩首六百七十余级”，取得了第一个大胜仗，甘山一带被平定。

甘山大捷的意义，在于明军拔除了这个方向的一根刺，从此可以专心对付青海方向的部落，而不用担心背后起火，这是湟中三捷中奠定基础的一战，归功于明军指挥官的果断和大胆。

南川大捷

甘山之战结束，明军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永邵卜。

永邵卜是俺答的从子，他曾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俺答死后，永邵卜失去约束，带着部落进入青海，逐渐强盛，他和瓦剌的他卜囊是明军最强大的两个对手。

永邵卜部众强盛，野心很大。青把都被击溃并不会影响他的骄傲，他不会收缩防御，反而可能主动出击，显示自己的强大，这点已经在明朝官员的预料之中。

永邵卜定下了在九九重阳节进攻西宁的计划，他认为这个重大节日，明军必定不会有所防备。

“九月九日,汉儿重阳,必不知设备。”

永邵卜的计划早就被明朝收买的其他部族通知了田乐。召集将领商议后，明军决定采取将计就计的策略，以龙膺筹策、刘敏宽为指挥官，在南川捏尔朵峡一带设下伏兵，围歼永邵卜。

九月九日一大早，永邵卜纠集了火落赤、真相等部落的2000多精锐骑兵果然进入了南川，等他们大部进入峡谷后，四面伏兵四起。明军勇将达云一马当先，阵斩了蒙军指挥官把都尔恰。

蒙古骑兵遭到埋伏，又损失了指挥官，方寸大乱，无力抵抗，四散奔逃，明军追杀到中午，战斗结束，“获夷级六百三十有九”。

这次战斗，给永邵卜以沉重打击，从朝廷到边关将士都深受鼓舞，陕西巡按御史乔廷栋闻讯，和总督李汶一起特地前来考察战场，并称“真是树壮酞于九塞,岂直筑京观于两河。”

消息传到北京，万历派使者祭告宗庙，并拨银一千两，犒劳将士。

西川大捷

永邵卜遭到严重打击，但在青海一带，并不只他一个部落，比较强大的还有火落赤、他卜囊、真相等诸部。

偷鸡不成蚀把米，永邵卜不会甘心失败，他纠集了这些部落，组成了一支15000多人的庞大军队，倾巢而出，在十月十三日由徨源方向进犯西宁卫。

田乐和龙膺等商议后，决定先把敌军放入西川，凭垒据守，消磨他们的锐气，再出生力军一举获胜。

根据这个战略，明军在西川康缠钓儿湾建立防御，以4000多人面对蒙古大军，田乐率军防御西宁，随时准备出击。

十月二十四日，蒙军包围了明军，四面发起进攻。明军主将达云指挥将士迎击。从上午战到下午，明军阵营没有被攻破。

天色将晚时，田乐交接完西宁城的防御，亲自率领龙膺、佘德荣、郑恕等将领带着1200多名精兵从西宁赶来增援，

蒙军激战一天，士气开始低落，听说明军援兵到来，觉得无法取胜，开始撤退。田乐率兵追击，追赶到白石崖才返回，蒙军已无心恋战，被明军斩首800余级，又收获一场大败。

还要提到的是，这一仗，看上去似乎是明军以少胜多，以五六千人击败三倍于自己的蒙军。实际里面还有其他藏族部落的援助。

西宁一带的藏族部落，长久以来受到蒙古部落的欺压，早就视其为敌，田乐在战前派人四处联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许诺出兵助战。

西川一战，藏族刺卜尔、西纳、大咎顺、申中等部落各出300精骑与明军配合作战，还有7000余名十九族士兵直接听从明军调遣，没有这近万名藏兵助战。明军想要以劣势兵力击败优势蒙军，恐怕比较困难。

所以后来报功时，兵部也承认“此一役也,官兵之截战,诚为首功,番众之夹击,亦为殊绩。”

湟中三捷的意义

湟中三捷，在万历二十三年一年的时间里，接连打击了势力强大的几个蒙古部落。永邵卜和瓦刺他卜囊等部落不敢再留在原地，迅速迁徙到盐池以西，火落赤部也渡过黄河南遁。

几个挑起边患的主要部落远遁，留在当地的小部落实力弱小，明朝趁机招抚，各部纷纷重新依附明朝，这是三捷的政治意义。

军事上，蒙古部落在祁连山一线的实力被削弱，明军乘机招募士兵，修筑边堡，把防线往前推进，这是为下一步做准备。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明军准备完毕，刘敏宽、梁云龙、达云、龙应坚等将领集合兵力一万多人，攻克了祁连一线的咽喉，蒙古部落在西北的聚集地松山，把盘踞在此的“松虏”——鞑靼阿赤兔部赶出凉庄，大小松山被收复。

第二年，明朝在此修筑松山城，又建起400多里的松山边墙，隔绝了西海、松山、河套几个地方的蒙古各部落。单打独斗，分散的蒙古部落无法对明朝造成大的威胁，他们也不敢贸然侵犯，招致明朝的报复。从此，战事逐渐减少，西北边患基本平静下来。

明朝能做到这些，正是由于湟中三捷打下的军事基础，使得收复松山没有了后顾之忧。否则，明军主力将被牵制在西宁卫一带，被牵着鼻子走，顾此失彼。

湟中三捷，一次奇袭，两次防御作战，平定了西北边患。蒙古部落被收服，明朝不必在西北方向保持紧张，节省了军力和军费，它使得明朝在万历中后期能从西北腾出手来。

要知道，接下去的第二年（万历二十四年）还有播州杨应龙叛乱，然后东北方向女真又开始崛起。如果没有湟中三捷消除了西北的威胁，蒙古部落或许将利用接下去的机会，掀起更大的风浪。

到时，如果明朝要在多线同时开战，局势将更加艰难。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来看，湟中三捷都对明朝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