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700里6个路州，元朝山东这个州与辖县之间为何相距如此远

菏泽市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的地级市，禹城市则是地处山东省西北部的德州市下辖县级市，一个在山东省西南部，一个则位于西北部，两者在卫星地图上测量到的直线距离是210多公里，如果需要在两者间旅行，走高速公路话需要途经德州、济南、泰安、济宁、菏泽5个地级市的地域，如果选择铁路线路的话则绕得更远了。

菏泽和禹城相距较远

卫星地图所测直线距离

这样的距离和路程在今天看来也算得上是比较远的，并且这两地在地理区域上也并不位于同一传统区域，但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它们却竟然有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

这个朝代就是元代，当时的菏泽市是元朝中书省“腹里”（指内陆，元朝的腹里相当于今天山东、山西、河北组成）的直辖路、府、州里的曹州府。按照元朝所确定的州等级，曹州为拥有“一万五千户之上者”的上州，所辖县有5个，附郭县济阴、州城周边的成武、定陶、楚丘，然后就是今天文章的另一个主角、与曹州相距200多公里的禹城。

元朝的曹州及所辖的禹城

在元朝的时候，曹州和禹城之间也并不接壤，也需要隔着济宁路、濮州、东平路、东昌路、泰安州、高唐州6个路州才能到达，这种治所隔着其他地方才能到达自己所辖区域的状况有个专有名词“飞地”，意思是你自己的地盘却“飞”离开你的驻地。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禹城这块飞地“飞“这么远，当时的官员难道不感觉到别扭吗？

确实这样遥远的距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当时的行政管理，当时的著名学者、诗人王恽在担任监察御史的时候，曾经以《曹州禹城县侧近州郡事状》上书皇帝，奏明两地之间的政事不便：

“切见曹州所辖禹城县去本州七百余里。其亲管并投下约四千余户。一岁之间，事为不少。如科拨催征、打算勾集及军马词讼申一切事理，人吏往还一千四百余里。其于难易，不较可知。若官得其人，政平讼理，民受其赐。苟非其人，恃赖上司，窎远不复闻知。凡有剖决，鲜不徇情直行。其或枉错，使无力小民卒不能上诉，有受屈而已。”

乾隆年间的曹州府城

意思是曹州从州城到禹城县七百余里，一年之间的事情不少，如征缴赋税、规划建设、军事、司法等方面，官员来往需要一千四百余里。其中行路之难是不可想你的。如果在诉讼时遇到秉公执法的还好说，人们还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把官司判输，没有能力来往两地的小民只能选择不去上诉，只有自己承受冤屈罢了。

至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就像王恽提到的“投下”这种体制造成的。

投下，是汉语里封地和采邑的意思，出自辽语，蒙古也沿用了这种说法及制度。蒙古诸王﹑贵族﹑军将其所攻打下的地盘及俘虏的人口视为自己之物，朝廷还把各人所拥有的地域及人口以“投下”的方式以一种制度确立了下来，再加上后来朝廷也经常有以赏赐“投下”的方式对王爷贵族进行奖励，也就造成他们所拥有的各处“投下”并不相邻，有的甚至相隔很远。后来在各投下设置行政管理区域，也就是设置府、州、县，就造成了在元朝的中书省地区形成了大量的“飞地”。

元朝中书省内混乱的辖区，存在大量飞地

曹州和禹城就是这种情况，《元史》卷95《食货志三·岁赐》记载在太宗丙申年，就有封赐和斜温两投下曹州一万户。王恽的《曹州禹城县侧近州郡事状》也有曹州“本投下和斜、拜答汉”之称，还说在禹城有“其亲管并投下约四千余户”，可见禹城这属于曹州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廷赏赐位于曹州的封君以“投下”所置。

康熙年间的禹城

正是因为混乱，王恽在恳请朝廷将曹州封君所属位于禹城的投下户口迁到曹州，而禹城则“就令侧近州府节制照管，官民似为两便”，划给禹城相邻的州府管辖，这样官、民都感觉十分方便了。但是根据元、明两朝的地理方面史籍记载禹城县直到元末仍隶属曹州来看，朝廷是没有采纳王挥取消“飞地”禹城县的建议。

直到明朝洪武初年，明朝朝廷对山东省取消路制、以府代替路、重新划分府界、废除直隶州和飞地等一系列大的行动后，禹城县才归属济南府管辖，结束了自己属于七百里地之外曹州管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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