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簋铭“虢城公”为文王弟虢叔之子虢仲遣
先秦史暨毛氏文化
观中外时事写吉光片羽窥见
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见解
前言：班簋是研究西周历史及毛氏族渊源至为重要的实物宝器之一，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毛公鼎，有的方面甚至超过毛公鼎。班簋的价值所在,就在于它那洋洋洒洒198字铭文,这使它因其卓越的文献证史功用而享誉于时。数年之前，哲曾对班簋铭文作了一番系统研究，写过《班簋（毛伯彝）再考释》，前年又写了《班簋“铜铭历日”的绝对年代》，二文皆颇为学人所重，多见有称引。不过哲检视旧文，唯班簋“铜铭历日”考证一文自觉可作不刊之论，《班簋（毛伯彝）再考释》一文尚有多处舛误，且在多年研读揣摩之下，对班簋铭文释读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故另作文以补充修订前述考证之不足，拟命名为《班簋补释和相关史实蠡徵》。鉴于班簋铭蕴含古史信息太多，相关考证文章不免过长，为便于大家阅读，故分篇章以论述，此为该系列文章之一。
导语摘要：虢国是西周初年重要的姬姓封国。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虢国的封君、地望、变迁等问题记载不清，且多有互相抵牾之处，致使在东汉以来史学界就已经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至于虢国又有西虢、东虢、南、北虢、小虢五种流变的说法,导致了对班簋中虢城公此人身份界定的困难。经哲考证，班簋铭文中的“虢城公”即文王弟“虢叔”之次子“虢仲遣”是也，亦是西虢国的始封君，是周初文武、成王时期的周王师统帅。
关键词：班簋，虢成公，虢仲，虢叔，文王母弟，遣氏，东虢，西虢，氏中分氏，幼子守灶，郭沫若，郭氏，毛叔，周公，康叔，冉季，毛叔郑，武王母弟
虢城公是班簋铭中出现的第三位人名，也是显然有明确指向的历史人物，按理是研判班簋所属王世年代的重要坐标。只是由于西周时代虢国文献史料的欠缺，因而很少有学者对此作深入探讨。
郭沫若倒是有所论证，他认为：“虢城公之虢当是西虢，虢城公当是始封于西虢的人。彝器中的《城虢遣生没》与”《城虢仲遣》，即是因城公之号冠于虢上……，虢城公遣当与文王同辈。”言外之意虢城公遣即文王弟虢仲。
郭老的考据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作为虢氏后人，先生对自己先祖源流的考据还是存在一定错误的。从逻辑上说，虢城公自然和虢国有关，这个是无疑的。另外一点，有以虢为氏的家族，自然应有对应的封邑或封国。哲以为虢氏受封，必在周文王时期。《国语》中二虢并提，也就是说周文王时即有二虢，且封在畿内歧邑左近。
周文王是武王灭商建国后对其父的追封尊号，生前只是称西伯昌。当时周人尚是商王朝的一个属邦，不可能有封国的举措，以封地派氏是当时比较合乎常理的做法。是时周人势力尚未控制今洛阳、荥阳、郑州一带，二虢封地只能在周都附近，才便于文王“咨于二虢”。
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器的虢季子白盘,又称虢盘.
古今学者，尤其是司马迁本人对西周时期分封制度的认知还是相当模糊不清的。大多数学者对西周采邑制度不是很了解，司马迁在《史记》里也只记述了诸侯国燕、鲁的世系，而没有记述召、周两族人在京畿之地的世系派衍。
类似情形在《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卫康叔世家》《管蔡世家》等篇里比比皆是，更别提他自己也自谓搞不清的周文王老儿子冉(聃)季载、也即毛叔郑世家的世系了，干脆说“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由于司马迁《史记》的影响深远，后世学者中很少有学者能突破他的学说藩篱。
据哲多年的研究认为，武王灭商之前，封地派氏主要是以母出不同而分;灭商后一般遵循长子分封，幼子继承的制度。即长子封于外，次子承继原氏姓与大祖留居畿内原封邑任职王官的做法。
这种做法渊源有自，正如王国维所说的，“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然王氏举此例显然是想证明嫡子继承制迨由周公制周礼始肇，实非也。
殷自武乙以后四世传子，帝辛纣因母贵而得立，商末已行嫡庶之倪端显见于诸书。而王氏却以为“恐即以周代之制拟之，未敢信为事实也。”然考周太王(周公亶父)以下，王季(季历)、文王(西伯昌)、武王发、乃至成王被立，莫不以少子(幼子)而立。
成王因邑姜，武王因太姒，文王因太妊,季历因大姜,皆因母贵而立，商末嫡庶之制大抵可由周邦以溯。王国维认为“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然我的观点恰与之相反。
哲以为，嫡庶之制始生，方有传子之法之变。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传子法精髓，要言先决条件是因母贵而立子，而后才是“立嫡以长不以贤“。
《左传·定公四年》中子鱼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召陵盟会上，排定歃盟顺序时，打算把蔡侯排在卫侯前。理由是蔡始祖蔡叔年长于卫始祖康叔。卫国代表太祝子鱼表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先王“尚德不尚年”的固有传统。
他在例举了鲁、卫、晋三国分封时所受到的特殊优待之后，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伯指兄长，没有疑义。但对这段话的意思，古今学者中甚少有能准确理解的。
哲以为，此处的“三叔“皆是王之母弟也。“文武成康之伯犹多”意思是说文武成康四王的子辈中，年长于三叔(按即周公旦、康叔封、唐叔虞之兄)者多的是。周公旦之兄有管叔(见《史记·管蔡世家》)、召伯奭(见《君奭》);康叔为文王少子，其上兄更多。武之穆有“邘晋应韩”，唐叔虞为成王母弟，则邘伯当是武王庶子，也即成王、唐叔虞之庶兄。《逸周书·王会解》中应侯、曹叔与异姓诸侯排在一起，可知应侯、曹叔皆非王之母弟。韩为晋灭，非唐叔同母弟也明。子鱼也说，曹虽为“文之昭也”，爵位却仅为伯甸。《度邑解》中，武王呼周公“旦，汝维朕达弟”，可见管蔡亦非武王母弟。
武王有母弟八人的说法恐怕是子鱼误说，也或是后人对《左传僖二十四》年中富辰列举文之昭武之穆那段话的误解。何况富辰所言，亦非按照后世所谓“太姒十子”尊长顺序排说，更像是按照母出不同而述。如“管蔡成霍”为同母弟，“鲁卫毛聃”为同母弟。
文王太姒天作之合
鲁、卫为周武王母弟自不必说，书传中写的很是明白。“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左传定公六年)。在乾隆年间就见诸史料，近代又重新发现的《班簋》实物铭文中刻有毛皇公“受京宗懿釐，毓文王、王姒圣孙”的文字，如此，毛氏乃文王太姒嫡子孙这一铁板钉钉的史实，则昭昭于万世矣。
然司马迁《史记》中言及文王太姒十子中并无毛叔郑，唯有冉季载。《左传》中子鱼的话中倒是值得玩味，他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子鱼所言“八人”二字是否为后人添注很值得推敲。
《尚书金滕》周公请“以旦代王发之身”，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是以知“王发”为元孙，乃太姒长子也。《诗.思齐》有“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或古文“白(伯)”被误认为百，实为“则伯斯男”之误也。周姜者，文王元妃也;大姒者，文王继妃也。大姒兼有周姜之媚、大妊之贤，故其长子被文王立为嫡，诗言“则伯斯男”是也。
可见，文王太姒嫡子能确证者仅四人尔，武王发、周公旦、康叔封、毛叔郑(冉季，也称氂季载)，伯邑考非太姒子。子鱼所言“武王之母弟八人”，去其“八人”言也通。若非其说自身误，则或为后人添注耳。
周公、康叔、聃季三人才是武王同母弟，聃季与毛叔郑是一人二名耳。“管蔡成霍曹”五叔无官，是因“管叔、蔡叔”惎间王室，一被杀一被放。而霍叔附逆，贬为庶人，三年不齿。“管蔡成霍”或同是文王妻周姜之子。太姒有德，虽为次妃却被立为后。
文王娶太姒时，年龄已然不小，据哲考证大约38岁，在此之前，早就娶妻生子。大姒非文王元配，是文王继妃。《思齐》篇所彰者，正是指大姒德貌兼备，虽为继妃，居宫则雍，助祭则敬，恭敬神灵，珍养子女，行事有规，教子有方，有后妃之德。故其长子被文王立为嫡，自己亦以继妃为后。“参见毛天哲：“文王妻大姒继妃说释正”一文”。
诗经·大雅·思齐
《思齐》篇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先儒注解说是文王以身作则，德行被寡妻所效法。然哲以为，《思齐》篇皆美大姒之德也，非关文王。此处指太姒以身作则，懿德为文王元配所效法也是说的通的。
先周时还没元配即嫡妻的说法，早娶的元配(妻)未被立为王后者实例也很多，如太姜、太姒、邑姜者，皆以后妃身份为王后。太任尚不明，但史籍从未说及二虢为太任之子。周大王有子三，泰伯、仲雍、季历。上博简《吴命》称泰伯是孽子，即庶子。诗经说，“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
先秦两汉及后世文献大都认为“虢仲、虢叔”是文王的两个弟弟，但是否同母弟有异说或隐晦不清。有人认为虢仲和虢叔分别是西虢和东虢的始封君，也有人认为虢叔和虢仲分别是西虢和东虢的始封君，还有的认为西虢和东虢的始封君都是虢仲。
如《左传》僖公五年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杜预注：“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仲、叔皆虢君字。”孔颖达《疏》引贾逵曰：“虢仲封东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马融曰：“虢叔，同母弟;虢仲，异母弟。”
又《国语·晋语四》云：“文王敬友二虢……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谘二虢。”韦昭注：“善兄弟为友。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
故哲以为，先辈儒者解二虢为王季之子存在问题。西周之昭穆，实为父、子、孙三代之别。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这个没问题，众所周知，大伯，虞仲，王季皆周大王之子。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二虢或是王季之孙，非王季之子。若其为王季之子，应写作王季之昭才是。
昭穆制
昭穆是西周宗法制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但后人对此误解还是存在的。周代王族诸侯把始祖以下的同族男子逐代先后相承地分为"昭穆"两辈，这是周代宗法和后世家谱字辈不同的一点。
如左传富辰所言：鲁卫毛聃，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大多人理解武之穆，以为是指武王的儿子;周公之胤为周公的儿子，继而衍出周公有八子的说法。这些固说并不正确。
汉人就有“周公庶六子，皆有茅土”的说法，此说盖最早出自王莽时(见汉书王莽传)。加上封鲁之伯禽、承继周公职为周王室卿士的君陈(周平公)，则周公之子有八人矣。然成王十九年，君陈去世后，接替其职的是毕功高，而非周公家族的其他公子，此可疑也。
试以周太王(古公父)为始祖，他的下一代是大伯、虞仲和王季，这是昭辈;王季既属昭辈，则王季的下一代文王就是穆辈。以后各代依此类推，文王的下一代是武王，又是昭辈;武王的下一代是成王，又是穆辈。由此可见周代贵族用"昭穆"来区别父子两代。这种昭穆的分别，也体现在宗庙、墓冢和祭祀上，始祖居中，昭的位次在左，穆的位次在右。
历代学者对西周昭穆制的理解有的并不是太准确，如大学者杜预、韦昭也不能例外，更妄谈其他。由于杜预、韦昭的曲解，导致了后人糊涂认知。但也有能准确理解的学者，如郑玄。《周礼.春官.小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辨庙祧之昭穆。”郑玄注：“自始祖之后，父曰昭，子曰穆。”哲以为郑玄说才是正确的。
昭穆制度的最关键一条是以谁为始祖而言，了解到这一点，就能理解《左传·僖公五年》所说的"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不过是说大伯、虞仲是大王的下一代，虢仲、虢叔是王季的下二代。自秦汉以来的学者一直将虢仲、虢叔误解为文王之弟，那是未能正确理解西周“昭穆”制度的实质。虢仲、虢叔应该是王季的孙子，文王的从侄子。
周文王有亲弟被分封于京畿虢邑是无疑的。《书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韩诗外传》云：“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虢叔，仲尼学乎老聃。”以周公旦角度称呼的“虢叔”才是周文王亲弟。
《国语·晋语四》：“文王...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三国韦昭注：“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为蔡’”古今学者对管叔缘何“初亦为蔡”疑惑不解，其实若明白先周之前，诸侯邦君分封子嗣采邑多以母亲为别以类封，就可释然而解。
管蔡者，非周武王母弟也，是文王元妃周姜之子。在文王时代，兄弟二人就被分封到蔡邑(今陕西眉县蔡家坡)，因食邑在蔡，故以蔡为氏称，或称蔡伯、蔡仲。二虢类同，其父虢叔或亦为文王母弟，举家封于岐都郭邑(类武王母弟周公家族封岐，毛叔郑家族封于邰)，为“公侯干城”。《战国策》注：“郭、虢同属扶风”。《韵府》：“虢或曰郭声之转也。”哲以为，“郭、虢”是一地二名，地在古陈仓附近。
文王母弟虢叔家族与周召毛毕等王家世族类似，皆是长子别祖受封而另立氏，次子则承继大祖氏称，其余儿子未被分封派氏前，皆以大祖氏以字辈称。如毕公高的长子楷伯另封至楷国，次子毕仲继承毕氏。如周公家，伯禽封鲁，以国为氏。次子君陈，承继周公职为周平公，余者未封之前皆称周公子。又如毛叔郑(名爯，封地在古陈仓。文王幼子，故称爯季或季爯。典籍误衍为冉季载)，因随太姒居程邑南宫，宗人亦称冉季家为南宫家族。武王灭商后四年封爯季为郑伯，封于邰城。邰城亦称氂城，故称氂(毛)叔郑。成王周公大封天下，叔郑家长子芮伯封于汧阳，为芮氏。次子中旄父封于盩厔，承继大祖氏称毛懿公。幼子南季守灶，封于京邑(程邑)，续称南宫氏。
毛叔郑采邑坟茔示意图
文王母弟虢叔家的分封派氏与其他王家世族还是略有不同之处。其子虢仲虢叔分别驻扎东西二虢，却并无改氏之举，这可能有受氏较早固化了称谓因素。反观管蔡，同为兄弟(二蔡)，称蔡伯蔡仲。周武王克商的当年，命二蔡领兵分驻管地，蔡地。《逸周书·文政》:“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王。”孔晁注:“二叔开其宗族,循镐京之政,言从化也。”简单点说，就是二蔡各立门户、各有氏称。蔡伯为长，别氏为管，称管伯。即后世所称管叔。蔡仲则承继原有氏称，称蔡伯，蔡叔。此是典籍记载氏中分氏之最早实例。
据唐王朝李泰著《括地名》载:“故虢城在歧州陈仓县东四十里,次西四十余里又有城,亦名虢城。”《舆地志》释:“此虢,文王母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有学者认为雍州的这两个虢城分别是虢仲虢叔的封邑，一西虢一东虢，可以说虢仲和虢叔分别是东虢和西虢的始封君。
这个说法不是很正确，雍州的两个虢城是周人领土扩张后虢氏封地采邑有所增加或迁徙的结果，实质上还是虢氏家族畿内封地，即文献中所称谓的西虢。至于是否为虢叔的二个儿子虢仲虢叔各占一邑则是另说了。
虢仲、虢叔受封的采邑封国，紧依成周、宗周的外围，皆属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塞。西虢位于今宝鸡市东南，是周人故土的西大门。著名的散关、陈仓故城皆邻近其境，拱卫岐周(歧邑)、宗周(京邰)意义不言而喻。
东虢西虢方位图
西虢的始封君是文王母弟虢叔的次子虢仲，名遣。亦称遣伯。遣伯之后有别氏称遣氏，盖以王父字为氏。东虢在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一带，地势非常险要，是西周时期成周的东大门，也是东都洛邑周围的八关之一。东虢始封君则是虢仲的弟弟虢叔。
孔颖达《疏》引贾逵语认为东虢始封君为虢仲，此说误也。《左传》隐公元年谓: "制，严邑也，虢叔死焉。"《国语·郑语》云:"虢叔恃势"。说明东虢的始封君就是虢仲之弟虢叔。东虢所属之制邑，一名成皋，亦名虎牢。
周文王时，周人的势力尚未控制今洛阳、荥阳、郑州一带。因此，文王母弟虢叔封东虢是不可能的(故孔颖达贾逵等曲解为虢仲封东虢);周武王时，文王母弟虢叔已下世。荥阳的东虢受封者只能是文王母弟虢叔的后代，即虢仲的弟弟虢叔(这种父子同称谓的情形周初普遍存在，如康叔封于殷墟，称康伯，其六代卫君皆称康伯)，级别属于子男之国。
其实《左传》《国语》对“虢仲、虢叔”的记载并没有错误的地方，应该是后人对文字的理解错误造成了后世皆以为“虢仲、虢叔”是文王弟的错误说法。但此说至今还是谬传不怠，几乎所有的历史典籍文献里从没有见提出过异议的，哲如今要翻案，以改千年谬传之误。
文王母弟“虢叔”与典籍里的“虢仲、虢叔”混淆的情形，与文王嫡幼子武王母弟“毛叔郑(冉季载)”与毛氏族始封君“毛懿公(毛伯隥)”的混淆有类似的地方。今人亦很多人搞不明白，将毛叔郑误写作毛伯郑，殊不知文王之子武王母弟皆称叔，不称伯。
东虢国地图
西虢国的始封君虢仲正是班簋中的虢城公遣。西虢在金文中又名奠虢、城虢或郑虢，郑、城、奠互通。《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七～十八著录奠虢仲簋3件，同铭。其铭曰：惟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奠(郑)虢中(仲)乍(作)宝簋，子子孙孙永宝。城虢中簋铭：“城虢(仲)乍(作)簋”。城虢遣生簋铭：“城虢遣生乍(作)旅簋，其万年子孙永宝用”。
西虢在金文里称为“奠虢”或“城虢”，是因西虢疆域在京畿奠地的缘故，京畿内虢国采邑名加“郑”或“奠”者是为了与外封于东都荥阳的“东虢”有所区别的缘故。与之类似的还有矢王簋铭：“矢王作奠姜奠彝”;奠井氏诸器之“奠”;奠牧马受簋：“奠牧马受作簋”，都是为了和外封于京畿之外的同姓(氏)家族采邑、邦国有所区别。
孟簋铭：“孟曰：朕文考〓(眔)毛公遣仲征无〓(需)。毛公易(赐)朕文考臣，自〓(厥)工。对扬朕考易(赐)休，用宁铸兹彝，乍(作)〓(厥)子子孙孙其永宝”。铭文内容记述孟的父亲跟随毛公、遣仲征伐东夷阵亡，孟代亡父领受毛公赏赐，因而铸器以为念。
可见毛公、遣仲均参与了成王时征伐东夷叛乱的战争。值得一提的是，孟簋铭中的遣仲并不一定是虢城公遣，应该是虢仲之孙。其别子受封为遣氏(以王父字为氏)，子嗣中名遣仲者，跟随毛公伐无需。虢仲虽因年高将周王师的指挥权移交给了毛懿公，但虢仲虢叔家族子嗣也是参加了伐东夷之战。
虢仲、虢叔为文王亲侄，王室卿士，周室权臣。后世的虢君亦多任王室大师(卿士)或师之要职，常统领六师南征北讨。虢氏在周初就负有统领锐师、捍卫王室的职责。周公成王平叛三监之乱、伐东夷之战中，这一职责也逐步转移到了武王母弟成王之叔毛叔郑家族手中。尤其是毛懿公在周公旦、君陈(周平公)等相继去世，虢仲、毕公高、召伯奭等年老无法出征的情形下，独立担负了三年靖东国的重任，奠定了成康之际四十餘年无刑错的安定局面，为周王室传世八百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功勋之高，文王孙辈中无人可望其项背。
周幽王亡国后，周平王舍弃了祖宗辛苦打下的关中沃土，东迁陪都洛邑。西虢跟随周平王东迁后，建国于三门峡地处黄河南岸，史称南虢。留下了部分不愿东迁的贵族镇守原地，史称小虢。
随周平王东迁的还有郑国，以东虢不发兵勤王，坐观犬戎攻破镐京为理由，灭之占据其地!听闻此事的周平王也无可奈何，只能把残留的东虢残族安排到了今天的平陆县，和黄河南岸三门峡地区的南虢对脸立国，史称北虢。这就是史上五个虢国的来历。
综上所述，故可知班簋铭文中的“虢城公”即文王母弟“虢叔”之次子“虢仲遣”是也，亦是西虢国的始封君，是周初文武、成王时期的周王师统帅。传统文献中记载的所谓“虢仲、虢叔”是文王弟的说法是错误的，“虢仲”是王季之孙，文王之亲侄儿，奉大祖(文王同母弟“虢叔”)就食于京畿虢邑，史称西虢，金文里称郑虢(奠虢、城虢)。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草拟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