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钦斯基《帝国:俄罗斯五十年》

最近,零零碎碎看过一些书,印象最深的要属卡普钦斯基《帝国:俄罗斯五十年》(副标题的俄罗斯可作苏联解)。本书涵盖了作者1939-1993年的苏俄见闻,可谓近距离观察苏联的范本。
这位波兰作家是个奇男子,曾担任40余年的驻外记者,一生亲历二十七场革命和政变,四次被判死刑,四十余次被关押。和死神打交道换来的文字着实非同凡响。
《帝国》文笔生动、富有灵气,行文节制,还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颇类似赫德里克·史密斯的《俄国人》,不过,思想性似乎更胜一筹。
1. 多民族帝国的转型困境
我以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卡普钦斯基对苏联制度(特别是苏联晚期)的观察,参见第二部分“鸟瞰(1989-1990)”。文中,作者对多民族帝国转型困境的理解,比俄罗斯民主主义者透彻得多。后者似乎认为,在帝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民主化是可行的,换言之,可以在追求民主的同时保留帝国。作者则深表怀疑,在他看来,帝国是建立在数百年征服与合并基础上的,“具有严苛的统治和独裁特性帝国与具有弹性和宽容本质的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p.117)俄罗斯后来的一系列车臣战争,似乎可以为之作一注解。这一方面说明,多民族帝国和民主难以兼容。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在法治尚未建立、个人自由没有深入人心之前,民主化未必为福。
2. 集权的政府与孱弱的社会
哈耶克提出过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工程师思维”。这种人把社会看成机械的聚合物,可以凭主观意愿摆弄。在汉语中,这种人叫“大棋党”。当然,做棋手和做棋子不是一回事,尽管有些人分不清。
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下大棋的人。他像堆积木似的把所谓“不安分”的民族强制流放到哈萨克、西伯利亚等地。用作者的话说,“整个民族都被流放到一个陌生的地域,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这个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们背井离乡,成为无根之人,成为脱离自己文化的人,脱离自己的环境和家园,使他们变得更加无助,在独裁专制面前更加俯首帖耳。”(p.143)后来,苏联境内发生过36次边界冲突,多是拜斯大林的大棋所赐。近来,克里米亚事件中鞑靼人的遭遇,仍是这一政策的衍生后果。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中亚。中亚以沙漠为主,不过,在阿姆河和锡尔河流经的地区则有绿洲农业。然而,克里姆林宫的大人物执意在此垦荒、发展棉花种植业。为增加灌溉面积,阿姆河、锡尔河被截流,不再汇入咸海,结果,咸海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水域面积和三分之二的水量,昔日的渔港沦为沙漠。
不过,在大棋党眼中,弥补错误的方式是下一盘更大的棋。你可能不知道,苏联当局为了挽救咸海,避免中亚的毁灭,还曾打算把西伯利亚的河水引到中亚。这居然不是电影中的桥段。
在社会工程师的眼中,社会只是有待改造的对象,社会中各利益集团的诉求显然被漠视。作者认为苏联政府只强调“集权主义的国家利益”,并致力于荡平其他利益集团。社会一直受到规制,在这种背景下,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技巧(自治实践是其中的一环)显然得不到历练。当这个政府突然垮台,各利益团体纷纷提出权利主张,然而,在调解机构缺席的情况下,最简单的途径便是诉诸武力。后苏联时代的诸多乱象,多由此而来。
3. 超级大国和弥赛亚救世情结
扩张领土,是沙俄的历史传统,并被苏联继承发扬,尽管后者以激进反传统示人。不过,领土情结并非俄国领导人的专利,俄国人也颇为广袤的领土而自豪。作者观察到“在俄罗斯人和帝国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和鲜活的共存亡的关系,超级大国的命运是俄罗斯人非常看重的东西,他们有深厚的大国情结,今天依然如此。”(p.173)在这种民情下,普京这类威权领导人的出现,再自然不过了。
作者还发现,广袤的领土还有一个“妙用”,那就是可以“为一切不足、错误、贫穷和停滞给出一些解释和借口。于是,那些反对改革的人说,这个国家太大了,改革起来太难了!国家太大了,清理起来难上加难。于是,地域浩瀚就成了为一切事情开脱的理由。”(p.174)
除了超级大国情结,俄国人还有一种神秘的弥赛亚救世情结。俄国人相信“第三罗马帝国”的使命——这是东正教带给俄国的遗产——即“莫斯科是历史的结束,是人类在地球上漫游的终点,是通往天堂的大门。”至于这是一种祝福,还是一种诅咒,就交给读者评判了。
4. 思想瘟疫
作者多次穿梭于苏联的高加索地区,他在这里发现了三种瘟疫,分别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激进的、万能的、绝对非理性的。任何人的思想染上其中一种瘟疫都无法自拔。在这种人的头中燃烧着某种神圣的火焰,只等着有献身者上门。(p.262)
我赞同作者对种族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看法,不过,我倾向于给民族主义加个限定,激进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毕竟,民族情感是一种自发的东西,是人性的一部分,彻底铲除民族主义,不啻是另一种狂想。但是,限制它走火入魔,则绝对必要。
《帝国》还有许多富有洞见的观察,此外,它还揭示了很多人性的阴暗面,就不一一剧透。
总而言之,本书值得郑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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