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间谍李洪枢：一个农民是如何成为“碟中谍”的

作者： 朱岩

李洪枢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生。1967年4月越境外逃苏联。在中苏两国关系长期不正常的阶段，苏方很想从来自中国的偷渡者口中，得到有关中国方面的一些情报，如地方党政组织结构、人员名单、军队驻地以及驻军情况等等，于是就将一些偷渡者当作间谍资源利用。苏方培养、使用间谍，先是经过物色、审查，再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考察，对少部分偷渡人员进行技术、体能、野外生存和自救等全能训练，使他们具备作为间谍被派遣回国的所有资质，比如收发报、射击、格斗，甚至细致到具有一定的医疗自救能力。

按李洪枢的说法，他当年的偷渡，属于“探亲”。假如他的家不在边界，他可能想不到会去做越境这种事，此其一。其二，假如他的哥哥、嫂嫂、侄子早几年没有偷越边境跑到苏联那边去的话，他可能也不会产生偷渡的念头。至于他为当间谍一事找的理由则是，其亲人在苏联人手中，这是对他最致命的要挟。

按照苏方的派遣，1972年6月5日，李洪枢在苏联情报机关人员的护送下，由新疆布尔津入境。6月23日，李洪枢到沈阳某工厂找一个干部，此人是其老相识并且是密友。当初外逃前，李洪枢在他家隐藏了多日，逃亡的路费还是他资助的。当时保卫人员觉得他形迹可疑就报了案，而当决定扣留他时他已离沈。于是辽宁公安向黑龙江、吉林、山西等地公安机关通报，要求协助监控。牡丹江市公安局对李洪枢老家附近布置了监控，6月29日李洪枢在宁安县露头了，他当时正住在他堂妹家，被抓个正着。

李洪枢一落网就承认自己是苏方派遣的特务，他入境时携带有密写纸、微型放大镜以及接受间谍电台盲发密电的联络时间表、一次性密码等特务物证。7月1日他被押送到公安部继续审讯，他的口供内容出现许多次反复，从一开始他就半真半假地编造了其潜入路线、过程、任务，还编造了假名字，最终他才做了老实交代。也就是说，作为间谍的李洪枢，早在1974年西坝河桥头被捕之前，已被我安全机关抓获。这在当初的新闻报道中未予披露，其原因不得而知。就在这19个月时间中，李洪枢被我方成功地“逆用”，打造成了“卧底”人员。

考虑到苏联间谍机关尚不知李洪枢已被密捕的事实，当时我方决定争取“逆用”李洪枢来做反谍工作，但开始并不顺利。李洪枢此人很难争取，甚至偷偷逃跑过一次。逃跑途中，他给苏联大使馆打过一个求救电话，但未得回应。就因与苏方这次失联，使李洪枢的人生命运得以改写。李洪枢在高粱地里被再次抓获，但他并未及时交代打电话这事。

因为李洪枢有极重大的政治价值，此案自始至终由高层领导人亲自处理。其专案的规格之高，是从未有过的。专案工作人员竭尽全力争取李洪枢转变态度，首先从彼此间建立信任开始。当李洪枢终于在专案组的感化下转变后，为了麻痹苏方间谍机构，先让李洪枢向苏方发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高层情报，以证明李洪枢仍在为其效力且小有成绩，如果一点真格的东西不给他们，就会使李洪枢失去价值，那样苏方也许会决定放弃他。

有一次，根据批示，让李洪枢在北京发完情报后，专案组又带上李洪枢，奔向黑龙江的甘南县，让苏方误判李洪枢一直还在自由活动。之所以选择甘南，是因为那儿离苏联近，也是当初李洪枢跟苏方约定的碰头点。虽然长途跋涉有些冒险，还要防止路上李洪枢逃跑或是发生其他什么变故。但为了确保效果，专案组必须这么做。

随着工作的深入，专案组成员们得到了期望的效果：苏联间谍机构指令李洪枢于1974年1月15日晚8点半，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等候接头，接头人将送给他新的电台、密码、密写工具、手枪、联络时间表以及活动经费等。专案组把情况写成报告送达高层，得到批示：可以破案。所谓放长线钓大鱼，这就是大鱼了！

破案前，专案组成员们个个紧张不已，他们反复去接头地点勘查。专案组事先将参战人员分成三层包围圈，最外围的为第一层，是保卫人员；第二层是公安侦查人员；第三层是北京卫戍区人员。按照事先的约定，一看见目标进来，第一包围圈就发信号弹。可是，接头的时间9点30分已过，现场尚无任何动静。9点45分，才见两颗信号弹的闪亮划破了漆黑的天空，这时专案组成员们心中，才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见一辆轿车径直进了包围圈，那汽车的后尾灯和车牌号都被糊着，明显是要准备从事不法活动，接着探照灯大亮，间谍活动的一切情景仿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间谍分子当场落网。

李洪枢因为在此案中有立功表现，得到了宽大处理。后来被改名换姓分配到一个工厂工作，成了高级工程师。并经人介绍，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有了一个女儿，现在他的女儿也已留学毕业后回国工作了。李洪枢现已70多岁，两口子都已退休，一家人生活美满幸福。由此看来，这“双面间谍”的人生结局，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