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窑瓷器研究之五 天生丽质，瓷皇本色 ——后周柴窑观音瓶赏鉴
一、关于柴窑的几点看法
看法四：古代文献是研究柴窑瓷器的重要资料。
对于柴窑瓷器的认定，说法可以上千种，但是真相只有一个。真相从何而来？应该还来自于文献、实物和窑址认定。如上所述，窑址认定极有可能成为不可能，那么，主要靠实物和文献的相互印证性研究。因此，利用文献开展柴窑研究，可能比任何一种瓷器都更为必要。深入研究古文献，总的看来，“古之人不余欺也”是常态，只不过是要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所有利用古文献研究柴窑的人的基本方针应该是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全面地研究论证，而不能仅仅为了论证自己手中器物的某点相似、相近而轻易否定文献记载。
从明朝到民国，大概有50余人对柴窑有过记述，有的还有专著。这些记述或专著，有原创，也有转述或发挥。仔细梳理这些记述，可以比较明晰地勾勒出柴窑瓷器的面貌。
一是产地。柴窑器产地在北方，基本定在河南。曹昭写于明洪武年间《格古要论》“古窑论”，非常明确地写道：“柴窑出北地”。明代中期王佐对曹昭的《格古要论》进行了增补，对产地写得更为确切：“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明代文学家、戏曲家，与胡应麟等并称“明末五子”的屠隆在其《考槃余事》一书中说：“汝亦唐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即在其都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考槃余事》：“是书杂论文房清玩之事。一卷言书版碑帖，二卷评书画琴纸，三卷、四卷则笔砚炉瓶，以至一切器用服御之物，皆详载之。”成书于清代中期的《陶说》：“按后周都汴，唐属河南道，考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当即在其都内。”清代梁同书在其所撰的《古窑器考》中记道：“柴窑，后周柴世宗所烧，以其姓柴故名。后周都汴，出北地河南郑州，其地本宜陶也。”清宣统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中记载：“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
近二十年，对于柴窑产地的研究，除河南外，比较有影响的有三个地区，一个是主张陕西铜川的耀州，即耀州窑；第二个是主张江西景德镇，即影青瓷；第三个主张是浙江的慈溪地区，即越窑瓷器。这三种观点，且不论其有无文献依据，也不论其器物特征是否符合上述“1+4”的标准，仅从常识上看，后周国都河南开封距陕西铜川有1千余华里，距江西景德镇有约1700华里，距浙江的慈溪有约近2千华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超过千里都是一个相当远的距离，成语“千里迢迢”就是明证。以古代的运输条件，这三个地区运输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呢？请看南宋章如愚辑《山堂考索》的一段记载：
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尽人马之力，而亦无逗留之患。今之过淮、过洪及回空之限，犹有此意，而其用车驴则必穷日之力而后止，以至于人畜两弊，岂非后人之急迫日甚于前人也与，然其效可睹矣。
综合各种运力，运输瓷器应该1天走40里左右，依此推算，单程到陕西铜川约需25天左右，到江西景德镇约需40天左右，到浙江慈溪约需50天左右。而且，当时的景德镇属南唐国管辖，慈溪属吴越国管辖，到这两个地方都需要渡过长江，柴荣绝不会到千里之遥的异国去选窑口烧造他的御用瓷器。并且，从历史事实看，北宋的汝窑、官窑、钧窑，南宋的官窑、哥窑，窑址都选在距国都不远的地方。因此，柴窑窑址在河南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
二是地位。柴窑器是第一个皇帝“私人订制”的“官窑”，在我国陶瓷之林具有众窑之首、君视天下的地位。《格古要论》记载：“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五杂俎》写得更为详细：“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清代朱琰《陶说》亦称：“后周柴窑,柴世宗时所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官窑”体制是我国瓷器制造中的一大特色，极大地促进了瓷器制造的标准化、规范化，促进了工艺水平的不断改革和提升，促进了瓷器产品品质和艺术水平的提高与升华。应该说，柴窑是我国的第一个官窑，柴窑器是我国第一批官窑器。对其地位，后代一直赞誉有加。明代黄一正《事物绀珠》认为：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今不可多得。”明张应文在其《清秘藏》中有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清宣统时期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中记载：“故言瓷，皆自柴、汝、官、哥、定始，汝、官、哥、定虽亦不多见，然世间尚存者，至柴器则珍逾星凤矣。……色异制精，为古来诸窑之冠，非后人所能伪为。”对柴窑瓷器的地位，还有一些不同的记载，但基本上认同其“瓷皇”的地位。陶瓷对于我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研究万窑之首的柴窑器，找到真正的“瓷皇”，应该说比之于确定元青花、拍到“瓷母”都更有价值。
三是价值。柴窑器是真正的“价值连城”，甚至可以说是“无价之宝”。明代的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道：“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明徐应秋在《玉芝堂谈荟》中，对柴窑的论述与谢肇淛大致相同：“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壁同价。”在说到柴窑的价值时，宣统程村居士更如是说：“按柴瓷，实为吾国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较之宋均其贵重奚啻倍徙！”最为夸张的是赵汝珍在《古董辨疑》中说道：“又谓得柴窑之残片佩之，可以却妖毒，御矢炮，是均证明柴窑之不易得也”。“却妖毒，御矢炮”绝对是个传说，但是柴窑器的价值确实真是存在的。据传，民国时期，袁世凯的管家、大收藏家郭宝昌以一处宅子、二十亩良田与人交换了一件柴窑器。这些都是对柴窑器经济价值的记载，实际上，其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更为难以估量。
四是特征。“曹四点”和“四如说”体现了柴窑器的基本特征。对于“曹四点”，明代人周履靖在《夷门广牍》中转记：“柴窑出北地，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清宣统时期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中记载：“沙泥为坯，足露黄土，滋润细媚”。民国之前，受把瓷器主要作为单纯的清赏雅玩审美取向影响，对“曹四点”关注得不够深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随着学界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陶瓷，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家都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柴窑器的窑口、胎质、釉质、釉色等，“曹四点”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认同。同样受把瓷器主要作为单纯的清赏雅玩审美取向的影响，引述“四如说”的特别多。明张应文在其《清秘藏》中有记：“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清无名氏《南窑笔记》载：“柴窑,周武德年间宝库火，玻璃、玛瑙、诸金石，烧结一处，因令作釉。其釉色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妙四，如造于汝州，瓷值千金。”清宣统时期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中记载：“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以世宗姓柴故名，然当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其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四如说”不是科学论述，而是一种文学描写，更易为人理解和接受。实际上，“四如说”也不仅仅是在形容柴窑器，很多时候人们在形容汝窑、影青瓷时也这样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四如说”是对柴窑瓷器的评价，倒不如说是人们对最高档瓷器的期望。
五是种类。柴窑瓷器应该是以观赏器、礼器为主，生活用品也应该是高档品为主。据考明代人伪托欧阳修的《归田集》中记载：“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并赋诗：
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
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
粉翠胎金洁，华胰光暗滋。
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
其中“须插好花枝”一句，明确其为花瓶，属于观赏器。清代程村居士在《瓷皇柴窑考证》中写道：“按柴瓷实为吾国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较之宋均（钧）其贵重奚啻倍蓰。”程村居士明确说出了“柴瓷”是“国之重器”，因为“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指的是代表权力和地位的商周青铜祭祀礼器。清宫内府曾有收藏记载，《清高宗御制咏瓷诗》中，有四首咏柴窑器的诗，其中《咏柴窑碗》两首，《咏柴窑枕》《咏柴窑如意枕》各一首，但是据研究考证，他老人家所咏之物都是赝品。所有指向都十分清晰：柴窑器绝非俗物！
六是釉色、釉质。釉色为天青色，釉质为特殊材质加工而成。关于釉色的记载最多，几乎提到柴窑就都提及“青”和“碧”，概括地讲就是湛蓝的天空色。有关论述上文已经多有引用，在此就不再赘述。清代学者佚名撰的《瓷鉴》中一段话，对柴窑釉色的介绍很接近事实。
柴窑真者，其釉无论何色皆深浅一律，毫无搀杂配合之状。其色之均匀，其釉之滋润，非后世所能仿造也。伪造者其釉或混或亮，其色或浅或深，终有不匀之处，且显系由他色配合而成，与真者迥乎不同也。
柴窑器釉质特殊，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最有代表性的记述是清无名氏《南窑笔记》：
柴窑,周武德年间宝库火，玻璃、玛瑙、诸金石烧结一处，因令作釉。其釉色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妙四如，造于汝州，瓷值千金。
对这条记述的真实性还有很多争论，但汝窑等高等瓷器釉料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宋以后，明清官窑，近现代一些制瓷名家都在仿汝窑等，但是都没有做出来一模一样的起器物来，器型还有一些相近的，釉子很难过关。这足可见，柴窑、汝窑釉子定有独到之处。
七是胎体、胎质。柴窑器胎体很薄，即所谓的“薄如纸”，这一点得到了所有记述柴窑人的认可。明张应文在其《清秘藏》中有记：“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明徐应秋在《玉芝堂谈荟》中，对柴窑描述道：“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壁同价。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不复见矣。”清代记述者大多宗“四如说”，对其薄胎性质基本无异议。但是，近二十年也有一部分人死抱住“粗黄土足”，将一些厚胎器物认定为柴窑器，这殊为不妥。
记载柴窑器胎质的人不多，大多脱胎于曹昭的《格古要论》。《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里的这段记载:“琉璃厂某古玩肆有残瓷一片，就琢为圆形，周径约三寸余，厚分许。釉淡青色，光足可滥人。四周露紫砂胚。”清宣统时期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中记载：“其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沙泥为坯，足露黄土。”综合起来看，柴窑瓷器的胎质不太细，不是白胎。（待续）
（河北承德 刘国臣 初稿完成于2019年6月26日，修改完成于2020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