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往事 ——回忆我的父亲费秀文（上）
本文作者：费建新
父亲辞世已届周年，他的音容笑貌仍然长留脑际。他一生酷爱读书看报，勤奋工作，勤俭持家。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天。
父亲的第一张工作照
一
父亲，1932年农历九月十三日，生于山西省浑源县大沟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九口之家种着几亩水地，有一堂两屋三间土房一处院落。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安谧幽静，十家九亲，其乐融融。
“七七事变”打破了小村的平静。1937年9月16日，日本侵略军由大同经大沟村从西门进入浑源县城。随后共产党在南山创建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的一天，大沟村来了一伙八路军，挨家挨户通知大家：“老乡们，日本鬼子来啦！我们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请你们赶快转移！”村里顿时乱作一团，人们来不及收拾东西，扶老携幼出村躲避。奶奶一只手抱了张被子，一只手拉着7岁的父亲随着人群出了村钻进了大沟，在河岸下边躲藏起来。奶奶以为打完仗就能回家，只带了一张棉被夜晚御寒，万万没想到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傍晚时分，枪声大作，手榴弹炸药包响成一片，真打起来了。
据说事情是这样的，当日住浑源南山的八路军获悉：浑源县日伪警务科长龚子敬和日本军官木元带着50多人来城西一带“清乡”。八路军便出动了两个连160多人在“清乡队”必经之路大沟村设伏。可等了一天也未见“清乡队”的踪影，傍晚突然从相反方向（应县方向）开来7辆满载日本兵的军车，估计有200多人。打还是不打？几个干部紧急磋商：“到嘴的肥肉怎能让他跑了？”都同意冒险打。当日军车队头两辆车进入伏击圈时整个车队却停了下来，前车开始下人。八路军指挥员一看这阵势：“都下来可就不好打了”。一声令下，大家猛扔手榴弹，当即炸毁两辆汽车，与此同时爆破手炸毁了公路上的木桥，日军顿时陷入混乱。双方惨烈交战一宿，八路军以伤亡25人的代价，毙敌47人（其中上尉军官1人）。吃了大亏的日本鬼子恼羞成怒，第二天对大沟村展开疯狂报复，财产被掠夺，房屋被烧毁。全村只留了下一处砖瓦房供日军守桥小队居住，其余全部化为灰烬。
失去家园的父亲，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1940年春，父亲随家人“走西口”，到四子王旗投亲。适逢连年大旱，颗粒无收，被迫举家回迁。1944年夏，返程途径武川县阜丰乡（今察右中旗大滩乡），土城子村是伪乡政府所在地，设有军营警察署，派兵到处抓毛毛匠给军人做皮衣。二爷爷领着父亲应差。父亲时年约13岁，因其俊朗，被一对日本军官夫妇相中，让给太君当勤务员，还说近日换防时必须把父亲带走。爷俩合计绝不当亡国奴。于是，假借给营盘外的日本梅巡官夫人修改羔皮衣溜出营盘，趁夜色一股作气跑到了银贡山的山沟里，躲过一劫。后来终于在双义城村落脚，土改时分到土地房舍，双义城村成了第二故乡。从此，开启了新的人生。
二
父亲从小放过牛种过地，在乡间小学读过几年冬春书（冬季和春季农闲之际上课），后去卓资山读高小（全称为高级小学，即小学五年级六年级）。1949年8月初，学校放暑假，父亲背着书包行李步行回家，上路不久，偶遇一个20来岁的后生，说是去后山走亲戚。了解了父亲的情况后，显得特别高兴，说：“太好啦，太好啦！我是第一次去后山，正愁不知道咋走呢，咱们同路正好结伴而行。”同龄人共同语言多，两天下来，他们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了。临近大滩时，后生亮明了真实身份，他姓武，共产党员，此行是受党组织委派，去大滩上任武东县第三区副区长的。他说：“共产党已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跟我去区里参加革命工作吧，我们正需要你这样有文化有理想的青年人呢！”父亲在卓资山读书的日子里，接触了进步思想，人生观得到了提升，对共产党也有所了解，“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观念已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武副区长的一席话，让父亲热血沸腾，父亲欣然接受了邀请。俩人在大滩镇里找到了武东县第三区委，报了到，填了表，区里委任父亲为区财粮助理员。饭后工作人员送来两套崭新的灰军装和军用被褥，武副区长立马换了装。父亲寻思寻思说：“我咋也得回家和我妈说一声了哇，再说这行李丢了也怪可惜，家里少铺没盖的，我先把行李送回去哇。”武副区长请示了领导，准了父亲两天假。
父亲回家和奶奶一说此事，奶奶坚决不同意，哭着说：“好铁不蹍钉，好人不当兵，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供出你书来，你咋能当兵呢？”那时，共产党的区政府，随部队游动，工作人员全是穿军装的武装人员。双义城是游击根据地，奶奶对共产党的政府也是有所了解的，父亲咋解释奶奶都不听。为了不让奶奶伤心，父亲假意不去大滩了，陪奶奶多住了一天，第三天奶奶放松了看管，父亲借机出门，偷跑去了大滩。到区政府驻地时，已人去屋空，经打听才知道，国民党的部队已兵临大滩镇外，区政府已于凌晨撤走，不知去向。
当时国共两家是拉锯式斗争，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父亲找不到区组织，只好打道回府。在回村务农期间，父亲参加了减租减息、镇反土改、农业生产互助组等工作，还积极搞宣传，在村里的醒目墙体上用白土刷写了“新中国好”等宣传标语。
20世纪50年代末全家福
三
1952年春，武东县工作人员路经双义城村时，发现了宣传标语。回县政府汇报工作时，谈起了双义城村的大标语。与会的武副区长（其时已升任区委书记）插话：“我知道这标语是谁写的。双义城村有个进步青年，跟我来区里参加工作，回家送行李时，因我们提前撤退，没归队。肯定是他，这人是卓资山完小的高小生，人挺好的。”县长当即看着县供销社主任杜金贵说：“老杜找我要人，这人就给你了。”会后杜主任就派同在一道沟居住的供销社干部李耀大爷，骑一匹马链一匹马，去双义城村接父亲出来工作。奶奶听说这次是公家的买卖人也就放行了。
武东县大滩供销社百货门市旧址
父亲从基层供销社分销店售货员做起，由会计到秘书。1958年7月6日，原武东县商业局、供销社与察右中旗商业局、供销社合并，统称商业局，下设八大公司、两个经营部、十二个基层供销社。在此次合并调整中，父亲由武东县大滩供销社秘书提升为察右中旗大滩供销社副主任。1964年“四清”运动后，升任主任、党支部书记、大滩公社党委常委。
“四清”运动是1964年在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各级领导干部“人人洗澡、人人过关”，“思想上纲”也叫“上楼下楼”。干部洗澡下楼，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搞好“四清”运动的主要标准。在“四清”后，父亲作为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提拔了，但争议是存在的，起因是两张馅饼问题。
“四清”前的夏天大滩召开物资交流会，东湾子大队在交流会场开了个饭馆。那时供销社负责管理市场，父亲作为市场管理人员，在交流会场例行检查时，在东湾子饭馆遇上了东湾子大队的支部书记王虎斑，非要让父亲品尝一下他们卖的馅饼味道如何，看看能不能拿出手。父亲盛情难却，吃了两张馅饼。走时给钱，王书记坚决不让收，说两张馅饼算他请客。推着父亲说：“你走就是了，饥荒我一并打呀。”父亲和王虎斑是多年的老朋友，便没当回事。“四清”工作队在东湾子大队查账时发现了账上趴着父亲吃的两张馅饼。在干部“上楼洗澡”时，父亲反复检查，找自己的问题，可怎么也“下不了楼”。父亲坚称没问题，“四清”工作组组长生气了，把材料拍在桌子上让父亲看，父亲这才知道自己下不了楼的原因。跟工作组做了详细的解释，并说：“王虎斑在我家吃饭不下十顿八顿了，这么多年我只吃了他两个馅饼呀！”“我觉得这也是朋友之间的正常事。”后经工作组反复调查，王虎斑说的经过跟我父亲说的一样。王虎斑说之所以还在账上，是因为当时没带钱，上了账本准备年终决算分红后清账。“四清”工作组讨论后认为王虎斑的说辞是可信的，费秀文主观上没有占大队便宜的倾向。
未完待续......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该文作者费建新，1958年9月出生于察哈尔右翼中旗大滩公社大滩村。现为国家能源准格尔集团退休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