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金文研究综述
春秋金文是历史上春秋时期列国诸侯及卿大夫铸造于青铜礼器、乐器及兵器上的文字,①其使用时期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将近三百年。从整齐规整的西周金文演变为异形严重的战国文字,春秋金文是此间重要的过渡时期的文字。对历时近三百年的春秋金文进行断代研究,总结其阶段性特征,对揭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发展古文字理论以及金文的考释及正确描写汉字发展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金文研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前,金文研究中尚无独立的针对春秋金文的断代研究,故在此略而不论。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田野考古学的引进和发展、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量有铭铜器的面世,金文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关于春秋金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著录
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金文著录专书的代表有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罗书所录拓本多且精,于书意在拾《三代吉金文存》之遗,所收多为罗书所未著录者,或补罗书原拓不清者,价值很高。此三者,基本包括了1950年之前流传于世的金文资料。
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大量新出土和征集的金文资料,这些新资料最初大都分散地刊布于期刊和一些文博单位编辑的收藏和发现的青铜器图集中。1985年至199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共18册,收录至1988年所见传世及出土有铭铜器共11984件,每器说明铭文字数、著录、出土及流传情况、现藏地等,所选拓片精良,是当今集铭文之大成的金文总集,对金文研究有极大裨益。今天看来,该书也存在不足:一是未出释文;二是对列国器未标注国属。之后出版的增订修补版,于铭文旁新增了释文,是一个进步。刘雨、卢岩编辑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以下简称《集录》)收录《集成》出版后至1999年5月底这段时间出土著录的殷周金文资料,共1354器,体例一仍《集成》之旧,对列国器也未注明国属。关于铜器铭文汇集的专书,台湾出版有严一萍的《金文总集》和邱德修的《商周金文集成》,但此二书远不及《集成》资料全面、科学性强。钟柏生等编辑,台湾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收录《集成》漏收及出版之后至2005年底新发现的有铭铜器共2005件,对列国器皆注明国属,较之《集成》和《集录》更便于研究者使用。但通过对照,该书亦有漏收现象。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开发的《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包括金文资料库、金文拓片、金文字库等五部分,其中金文资料库收录截至2003年铜器铭文13321篇,可利用计算机检索释文、时代、国属、著录目及考释目,每一铭文有相应的拓片照片,可利用计算机剪切字形,给金文研究者以极大的便利。但该库亦存在收器不全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字的隶定有误。吴镇烽的《近年新出现的铜器铭文》,著录了2005至2007年新出现的具铭铜器17件,其中春秋器1件。
二、工具书的编纂
金文字汇、字书和汇释类工具书的编纂。我国第一部完整的金文字汇是容庚编著的《金文编》,出版于1925年。此后至1985年,出版了对《金文编》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校订版。第四版是迄今为止最新的金文字汇,它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所见金文字形及研究的成果。各版《金文编》曾对金文研究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今天看来,最新版的四版《金文编》的缺失是明显的:一是所收录的字形全部为摹写。摹写的字形虽清晰,但难免有主观因素。建立在失真字形上的研究是难以得出有关金文文字的科学结论的。二是对异构字未加区分。以功能为标准立字头,构形构意不同的异构字混列在同一字头下,不能反映金文文字系统的实际情况。如“隹”“唯”混列于“隹”字头下。针对四版《金文编》,有若干补订作品:陈汉平的《金文编订补》、董莲池的《金文编校补》、严志斌《四版〈金文编〉校补》、林沄《新版〈金文编〉正文部分释字商榷》、金国泰《〈金文编〉读校琐记》,但皆是侧重考释方面的补订,而对以上所列两方面的缺失并未进行改进。金文字书有陈初生的《金文常用字典》、戴家祥主编的《金文大字典》。金文汇释类工具书有周法高主编、香港中文大学70年代出版的《金文诂林》。
索引类工具书的编纂。随着金文研究的深入,铜器铭文索引工具书应运而生。周何总编的《青铜器铭文检索》,1995年在台湾出版。该书的不足是收集资料不全面、所列字头不够、只有检索而无相应的释文。张亚初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2001年出版,有检索,有释文,使用方便。该书在立字头和形体归纳方面和四版《金文编》有许多不同,还有作者新释的若干字,但尚未形成定论,仍待进一步的讨论。
三、专题研究
(一)春秋金文构形研究
至目前,春秋金文的构形研究主要分两方面,一是对构形方式等构形属性的测查,二是对形体演变现象及规律的描写与分析。
构形属性研究方面,罗卫东的《春秋金文构形系统研究》是较全面而成熟的著作。[1]罗文以《殷周金文集成》、《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收录的春秋铭文,以及其后至2003年底著录于报刊的春秋铭文为研究材料,以王宁的汉字构形学为理论指导,对春秋金文中形音义确定的1286个单字的多项构形属性进行量化测查,同时测查了基础构件在各构形层次的功能,并据测查进行定量分析、定性研究。结论是:春秋金文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构形系统,是汉字史上一个重要过渡环节,又有其相对独立性。
吴国升的《春秋文字研究》,以黄德宽的汉字构形方式动态理论为指导,重点考察了春秋文字构形方式系统,结论是:春秋文字延续并增强了西周金文构形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后所形成的发展趋势,为汉字体系逐步发展和完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梯。春秋文字在西周金文的基础上有相对平缓的发展。[2]
吴氏采用了区分沿用字和新增字的研究方法考察构形方式系统,较之以前的研究更科学,但以字种为研究对象单位则不科学。字种是以记录语言的功能为标准归纳得到的单位,吴文将有着不同构形构意的异构字排除在分析统计之外,这样得到的数据也难以真实地反映该时期汉字构形上的真实面貌。
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郭立芳的《春秋金文构件系统定量研究》,以王宁的汉字构形学理论为指导,着重测查春秋金文字系所包含的基本构件的数量及各自的构字能力。
构形研究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对春秋金文形体演变的描写与分析。
2006年,罗卫东发表于《古文字研究》第26辑的《春秋金文异体字考察》一文,对春秋金文异构字作了全面统计,并从字形角度作了分类举例式说明,对异体字形成原因归结为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两方面,并考察了春秋异体字的传承情况。
吴国升《春秋文字研究》将春秋时期文字存在的构形变异归纳为“省简”“增繁”“替换”和“讹变”四类,每种列举一定数量的例字加以说明。郭立芳《春秋金文构件系统定量研究》对春秋金文异构字从形成原因上分为构件移位、构件增减、构件变异,并在每一种情况下列表穷尽列出了字例。
对春秋金文构形演变描写较全面的是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1年硕士论文:吴欣洁的《春秋金文形构演变研究》。吴文通过字形的历时比较,描写了金文由殷商至春秋,由春秋至战国的形构变异现象,将变异现象归纳为“简化”“繁化”“异化”“类化”几种类型,并对各类变异现象进行了量化统计,据统计数据确定此时期的金文变异面貌和趋势。
关于春秋金文形体变异的研究,目前各家对于字形的繁化、简化、替换等现象都作了详细的描写与归纳,但对前后字形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原则、条例,则都没有充分的讨论,尚未能概括出春秋这一横断面上的金文文字系统的阶段性特征。
(二)鸟虫书研究
对鸟虫书系统探讨的源始,是容庚先生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6期的《鸟书考》,随后,容先生又有《鸟书考补正》及《鸟书三考》,共汇释鸟虫书33件。1964年,容先生总括诸篇,增补新例,作成新《鸟书考》,刊于《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对当时所知鸟虫书44件作了全面研究。此后至今,新的鸟虫书不断发现,对鸟虫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主要文章有:马国权发表于《古文字研究》第10辑的《鸟虫书论稿》、董楚平发表于《故宫学术季刊》12卷1期的《金文鸟篆书新考》、丛文俊发表于《故宫学术季刊》14卷2期的《鸟凤龙虫书合考》、严志斌发表于《江汉考古》2001年第2期的《鸟书构形简论》,还有曹锦炎的《鸟虫书研究(三篇)》。论著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曹锦炎的《鸟虫书通考》,还有台湾硕士学位论文:许仙英的《先秦鸟虫书研究》。
综观目前的鸟虫书研究,其成果可分两方面:1.对鸟虫书构形规律的探索与总结。对鸟虫书的构形,学者多从以下两方面考察:一是所增动物形装饰构件的特点,如数量、写实或抽象等;二是装饰性构件与文字笔画之间的结构方式。并据此对鸟虫书作了构形上的分类,如:丛文俊于《鸟凤龙虫书合考》中分为繁式、简式、变化式等,严志斌于《鸟书构形简论》中分为繁型和简型,每型又分并列式、化合式、结合式。曹锦炎于《鸟虫书通考》中分为增一鸟形、增双鸟形、寓鸟形笔画中等六类。此外,还有对构形特点与年代、地域的对应关系的总结。2.对所见鸟虫书的集录和考释。曹锦炎的《鸟虫书通考》堪称鸟虫书集录及汇释的集大成者。该书的第二部分,以国别为经,时代为纬,对当时所见鸟虫书143件作了全面介绍和研究,考证简赅,创获颇多。
有关鸟虫书的字汇有张光裕、曹锦炎主编,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的《东周鸟篆文字编》。
四、考释
20世纪以来,随着古文字理论的发展,考释方法的丰富,尤其是50年代以后大量古文字资料的出土,许多疑难字被考释出来,一些曾聚讼纷纭的字也逐渐形成共识,有了定论。但也有一些字至今尚悬而未决。如,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春秋铜器蔡侯纽钟和蔡侯镈铭文有“■”字,凡11见,学者有释“为”释“豫”二说。最早郭沫若释为“为”之繁文,《金文编》、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华东师大金文资料库从之。陈汉平《金文编订补》、董莲池《金文编校补》释“豫”,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采释“豫”之说。释“豫”似已成定论。
199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新收子犯编钟,自该器材料公布以来,有关文字考订及史事阐释的大多问题已经基本廓清,但仍有分歧。就文字考订方面,分歧最大者是第三钟“■”字。李学勤隶作“禹”,读作“渠”。[3]裘锡圭隶作“瓜”,读为“狐”。[4]蔡哲茂于《故宫文物月刊》第150期发表的《再论子犯编钟》一文,也将此字隶作“禹”,但读作“玉”,同期发表的张光远的《子犯和钟的排次及补释》则认为应隶作“蜀”,读为“属”。2000年,罗卫东于《古汉语研究》第2期发表了《子犯编钟补释》一文,认为应隶作“年”。2003年,陈双新于《考古与文物》第1期发表了《子犯编钟铭文补议》,认为“释'禹’和'瓜’皆有可能而以前者为优”。何者为是,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
1988年,江苏程桥三号墓出土有铭春秋铜器。对盘铭,诸家分歧是“大叔”下二字的隶定和释读。刊于《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的曹锦炎的《程桥新出铜器考释及相关问题》隶定为“■”、“甬”,释“■”为《说文》中的“■”,为“大叔”之名。“甬”读为“用”,和下字连读。与曹文同期发表的徐伯鸿的《程桥三号春秋墓出土盘匜簠铭文释证》隶定为“耇戉”,读为“寿越”,为吴大叔名。何琳仪发表于《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的《程桥三号墓盘匜铭文新考》,据铭文反书之例隶定为“■”,释为“痀”之异文,第二字释为“禹”。诸家皆定吴器。对其中“匜”铭,分歧在“学”下一字,曹文释“戕”,徐文释“伐”,何文释“卯”读为“犹”。
新藏于台北《古越阁》的越王州勾复合剑,对反面铭文,诸家所释各异。刊于《中国文物世界》第112期的李学勤的《新出现的十二字越王州勾复合剑》释为“之唯用剑——余■工利”。载于《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的曹锦炎的《跋古越阁新藏之越王州句复合剑铭文》释为“之用■(剑)。唯余土利■”。载于《古越阁藏铜兵萃珍铜剑篇》的马承源的《吴越之剑人间瑰宝》释为“八■壬■,之唯用■(剑)”,李家浩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的《越王州勾复合剑铭文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释为“之用■(剑),唯余土囷■”,董楚平《越王州勾复合剑铭文新释》释为“余■(捍)王利——之唯用■(剑)”。
2001年3月,湖北郧县肖家河出土春秋中期青铜器,具铭者有盘、匜、■共三件。围绕此三器铭文,学者有许多文章,其分歧,主要是关于“■”的隶定和释读:刊于《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的黄旭初、黄凤春的《湖北郧县新出唐国铜器铭文考释》释“■”为“咸”,训“全”或“满”。李学勤发表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的《论郧县肖家河新发现青铜器的“正月”》认为“■”字应隶作“■”,指一个月份。刊于2007年第1期《考古》的何琳仪、高玉平的《唐子仲濒匜铭文补释》认为“■”为“一日”合文,又在后记中补充释为“一之日,即夏历正月,周历二月”亦可。刊于《文物》2007年第3期的董珊的《“弌日”解》认为 “■”是“弌日”二字的合文,表示月名“一之日”,指夏正十一月。程鹏万的《释东周金文中的“成日”》,认为“■”为“成日”的合文。
除了文字考释中存在的分歧,还有关于史事、断代等方面争论的文章,如:2007年澳门发现楚国青铜器,吴镇烽撰有文章《兢之定铜器群考》,发表于《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对其中簋、豆、鬲、盘之铭文作了释读,并断代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楚器,认为铭文中“竸”为“姓氏”,“ 竸之定”为人名,为楚王室的后裔。张光裕有文章《新见楚式青铜器器铭试释》,发表于《文物》2008年第1期,释“■”为楚人表示正月的专用字,释铭文中“竸”为地名,“坪王”为楚平王,“■”为“彝”之异构。李学勤撰有文章《论“景之定”及有关史事》,刊于《文物》2008年第2期,认为新见楚式铜器铭文中的“竞之定”是“竞坪王之定”的简称,“竞坪王”读为“景平王”,“景平王之定”即平王之子名定,是器群的作器者,并据器物类型学,此器群与安徽寿县西门蔡侯墓器群同期,在春秋中期后段到战国早期。黄凤春发表于《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的《新见楚器铭文中的“竞之定”及相关问题》,则认为铭文中“竞之定”为人名,器物年代为战国早期晚段。
2008年,徐少华发表《羕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析》一文于《考古学报》第4期,将自清以来释为“昶”的■改释为“羕”,认为是文献失载的周代古国,并认为《集成》定为西周晚期的《昶伯鬲》为春秋初年,《集成》定为春秋的《昶鼎》为春秋初年,《集成》定为西周晚期的昶伯肃组器定为春秋早期前段,《集成》定为西周晚期的《昶醽》为春秋早期,《集成》定为西周晚期的《昶仲无龙匜》为春秋早期后段或可到早中之际。
除了单篇考释文章,还有对某一地域铜器铭文的集释类作品,如:董楚平的《吴越徐舒金文集释》,对1992年以前有关吴越金文的研究情况做了全面的介绍。施谢捷的《吴越文字汇编》对截至1998年的吴越金文的考释观点有较全面的展示。李零《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对包括春秋时期的楚国铜器铭文按年代先后作了系统的整理。刘彬徽的《楚系青铜器研究》第六章——楚系青铜器铭文编年考述,对包括春秋时期的楚系具铭铜器作了编年整理,是系统准确的编年资料,此外,王辉的《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黄锡权的《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也是此类力作。
综上所述,春秋金文研究自20世纪以来在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从文字学角度,目前的春秋金文研究尚不充分。就考释方面而言,大部分考释文章中对金文本体的形义分析较简略,而主要是发掘铭文的史料价值。就工具书方面而言,至今尚无一部收集字形全面、字形保真的春秋金文字汇。目前金文研究者仍然使用容庚的《金文编》,这无疑制约着金文研究的发展。就对春秋金文文字系统本体的研究而言,目前尚未对春秋金文文字系统的阶段性特征作出全面的总结。对存在于春秋这一阶段的金文字形做全面收集,进行穷尽性整理,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排比分析,总结春秋金文文字系统的整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为构建客观真实的汉字发展史提供依据,这是作为文字学的金文研究应该充实的方面。
注释
① 关于春秋时期的下限,有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76年和公元前453年等异说,在这里,我们采用郭沫若的观点,即以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的下限。
参考文献
[1]罗卫东《春秋金文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2]吴 国升《春秋文字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3]李学勤《补论子犯编钟》,《中国文物报》1995年5月28日第三版
[4]裘锡圭《关于子犯编钟的排次及其他问题》,《中国文物报》1995年10月8日第三版
(通讯地址: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