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栋房子换6把壶，他说这是「重要、愉快的败家经验」

冶堂茶文化空间主人何健，本任职于银行，曾为了6只茶壶，卖了房子，这段「重要、愉快的败家经验」，开启他在浩瀚茶学里的无限追寻。（邱剑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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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隐隐于市的茶人

台湾永康公园旁的静巷有一个茶文化工作室叫「冶堂」，前有车水马龙，后有夜市熙攘；声音到了「冶堂」这里戛然而止，被门隔挡在外。

院子里的紫藤在寒冬里蜿蜒成苍苍水墨。屋里透出温暖的灯光，两侧置放了陶瓷大水缸盆景，窗边还有一块彷彿闲置的木雕招牌，斜影微微映照着古朴的木门木窗，一室茶香与满室的茶文物。突然，一切都雅致了起来。「冶堂」，红尘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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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栋房子换六把壶

「冶堂」地方不大，空间的主人叫何健。1985年他赢得了中华茶艺奖选拔赛泡茶冠军。当时正是台湾茶艺随着经济成长而蓬勃发展的时候，城市里人们需要各种空间用来社交，茶艺馆因此兴盛。

他的朋友看他得了泡茶冠军，都劝他开个茶艺馆，但是他觉得自己所学浅薄，要花更多时间专心做茶叶、茶器、茶文化的研究。

那几年他主要研究宜兴窑，有一次他读完「阳羡砂壶图考」，于是去拜访这本书的出版编辑詹勋华，向他请教壶艺。

从詹老师处得知民国初年「阳羡砂壶考」作者李景康珍藏的壶，如今全在他的好友宋芝芹那儿。

何健于是将所有积蓄──他的一幢房子卖了，80 万元全换成美金，买了张机票就飞到新加坡准备买壶。

“连进门都困难。前后去了两次，听说我想买老先生亡友的东西，老先生本来还让我看看壶，结果用脚把抽屉一踢，合上了。给我俩字：不卖。”

第三次去新加坡，何健带上了詹老师同去，向宋老先生诚恳地要求买上几把壶。

见他来了几次，心也诚恳，最后，那幢房子变成了六把清朝紫砂壶。

他说：

“房子卖了以后还可以买，

这些壶，流出去以后就见不到了。”

上手，感受来自文物的触觉，这对学习文物鉴赏来说，是很重要的过程。那些老壶蕴含的不只是悠悠岁月，更是极致的美学，这让何健摸透了神韵，养足了眼力。

何健从茶壶开始接触茶，从茶重新梳理「人与物」的关系。（邱剑英摄）

“虽然我买壶不是为了收藏，但是也震动了台湾紫砂收藏界。许多从前秘而不宣的藏家会把他们收藏的壶让我过手，包括黄玉麟寿桃紫砂壶都摸了好几把。基本上把传世的紫砂壶的整体面看明白了，把以前一些主观的偏见放弃了，因此更关注壶的实用价值。”

他在紫砂壶上投入巨大，放手也快。“等我看明白了，就陆续放弃”。他说，最后一次看到自己曾过手的“子野壶”是在之前上海的一次拍卖会上，售价近千万元，不过也不后悔，“老物件能给我的养分都给我了”。偶得而散，一定得有这种心态。

冶堂现在还是租用的民居。自早年以房换紫砂壶后，何健就始终没有买自己的房产，他觉得有这么一间小宅，向有心前来寻找茶和茶道的人讲讲自己的体验，就是很快乐的事情。

他过手的那几个至今已达上百万元的紫砂壶，现在他的空间里也已不见。茶器对于他，只是日常用品，他说：“贵重的在于历史，而不是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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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银行金饭碗的穷小子

如果你以为何健这般为壶一掷千金，一定是富家子弟，那就错了。他的父亲在十几岁时躲避战乱来到台湾，身处异乡，既非公务人员又非跟随部队，生活相当清苦。小时候，何健一家人就挤在四、五坪大的小房子里，吃饭洗澡睡觉都在那样一个小空间中进行，对于茶的初体验，就是家中大茶壶中的廉价香片，比白开水有点滋味。

他对文物的了解也不是来自家庭熏陶或者学校所学。当时穷人家的小孩没什么消遣，除了玩泥巴之外，不花钱的就是集邮。中学时他去中华商场二楼的邮币店晃悠，那里还有很多古玩民艺品店。他就在那儿溜达，在商家与买家的交谈中，听闻一些商周的铜器，宋代的陶器、玉器知识。这个经验，影响到后来他对茶壶的研究。

他毕业后的工作也不是什么文艺行业，而是考进银行。当时公务员是铁饭碗，银行则是金饭碗，待遇、福利、社会地位都很不错。银行新进职员都必须坐柜台，于是他有机会面对不同领域的客户，其中有些是文山地区的茶农，互相熟识之后，每逢新茶上市，就会送一点给他，让他对茶的印象不再是廉价香片泡出来的寡淡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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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茶为师，读到谦卑学到宽容

从家境清贫，到靠着自己的努力进入银行，再到后来毅然离开金饭碗投身茶文化研究，其中过程绝非一帆风顺。

重金购得名家所制紫砂壶后，他还是当年那个得了泡茶冠军，却没有顺势开茶艺馆的何健。这一次，他依然选择了深入研究。

从茶壶延伸到相关器物在生活中的运用。后又爱上普洱茶，浪迹大陆六大茶类产区，在那个年代，和一群人一起引领了普洱茶风潮。

他也可能是台湾唯一与清代人头贡茶有过面对面接触的人。对于普洱的好坏真假，几乎是看一眼就能分辨。问他如何辨茶，他云淡风轻地说：「其实很简单，就只是温度、湿度和时间的学问」。但这种「极简」之「道」，不知要累积多少智慧和岁月才能吐酿成一颗明珠。

一杯茶

一场心与心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