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0前后，在河南、阴山之战中头曼单于战败，处于部落联盟状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的匈奴尚不足以与中原帝国正面对抗。连续丢失了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地区和阴山山脉的匈奴联盟遭受重创，不仅被迫向月氏派出质子，还被东胡轻视。而这个被秦军北逐七百余里的部落联盟之所以没有走向消亡，反而成为雄踞草原数百年的强大帝国，史书通常归因于头曼的太子冒顿（Mòdú）。冒顿单于与成吉思汗一样有着传奇的经历。他虽然是头曼单于的长子，但是其生母去世后，头曼喜爱年轻貌美的新阏氏，爱屋及乌，冒顿继母所生的幼子也深受头曼宠爱。头曼单于想废除冒顿而改立幼子，便使出借刀杀人之计，派冒顿到月氏去当人质。冒顿当了月氏的质子之后，头曼却紧急调集军队攻打月氏，想借月氏之手除去冒顿。月氏果然中计，准备杀死冒顿作为报复。生死一瞬之间，冒顿偷走了月氏的宝马，连夜逃回匈奴。冒顿的英勇机智令匈奴贵族钦佩，头曼单于不便对冒顿下手，只得命令他担任万骑长。冒顿深知父亲不可能让自己继位，而一旦弟弟继位，自己将性命难保，于是他决定发动政变推翻父亲，夺取单于之位。为此，冒顿首先要拥有一支绝对忠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他对自己的部下发布命令，自己鸣镝所射向的目标，众人必须跟着射击，否则将被处死（“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在打猎时，冒顿用鸣镝射杀野兽，有部属因为不跟着射击而被处死。不久，冒顿又用鸣镝射自己的宝马，部下中有人不敢射，都被冒顿斩杀。后来冒顿又以鸣镝射自己的爱妻，更多部下不敢射，他们都被斩首。后来冒顿出猎，用鸣镝射头曼单于的宝马，冒顿的部属都毫不犹豫地射击。于是冒顿知道部下都对自己绝对忠实。当头曼单于带着冒顿出猎时，冒顿突然用鸣镝射头曼，他的部属本能地跟着射击，头曼被乱箭射死。头曼死后，冒顿又处死了自己的继母和弟弟，反对他的匈奴贵族大臣也都被处死。凭借着自己的勇敢、机智和权谋，冒顿成功登上单于之位。冒顿虽然自立为匈奴单于，但是还受到强大的东胡和月氏的威胁。东胡听说冒顿杀父自立，认为匈奴刚刚发生政变、国内不稳，正好趁机挑衅。于是东胡派使节到匈奴向冒顿索要头曼单于生前喜爱的千里马，这不仅是对匈奴示威，也是想获得向匈奴开战的借口。群臣都认为这是匈奴宝马，不应该送给东胡，但是冒顿单于深知匈奴国力尚弱且内部还不稳定，不能给东胡攻打匈奴的理由，便说：“奈何与人邻国爱一马乎？”便将宝马送给东胡。东胡误认为冒顿害怕东胡，不久派人向冒顿求取他的阏氏。匈奴的贵族大臣都愤怒地说这是对匈奴的侮辱，应该出兵攻打东胡，但是冒顿认为出兵的时机未到，说：“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将所爱的阏氏送给东胡。东胡王更加骄横，认为冒顿软弱可欺，便率军西侵。当时东胡与匈奴中间有荒地千余里，东胡派人对冒顿说：“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要求匈奴割让这块土地。冒顿召集群臣议论，有的大臣认为冒顿连宝马、爱妻都能送给东胡，便建议将土地割给东胡。但冒顿并非真正的怯懦，而是在等待和东胡交战的时机，他认为东胡已经被自己表面的怯战所欺骗，而匈奴的国力也已经足以和东胡对抗，便大怒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将主张割地的人处死。之后，冒顿亲自率军攻打东胡，东胡因轻视冒顿而没有足够的军事准备，在匈奴军队的袭击下，东胡被击溃，民众、畜产被匈奴所虏。其残部东逃，分为乌桓和鲜卑两部。向南：由于中原内乱，河南地的秦军内调，阴山山脉和河套地区的军事要塞无人防守而纷纷废弃。匈奴军队趁机越过阴山、渡过黄河，重新夺取了河南地，直达秦昭襄王时期修建的旧秦长城和赵武灵王时期修建的赵南长城。处于内乱中的中原政权只得退守白于山、六盘山、赵南长城一线。原本臣属于中原政权的楼烦、白羊也转而臣服于匈奴。向西：冒顿单于对原本游牧于河西走廊（敦煌、祁连山间）的月氏发动攻击，后来又派右贤王出击月氏，将其重创。乌孙原本和月氏是邻国，曾被月氏吞并，其国君难兜靡被月氏所杀，残余部众逃入匈奴。难兜靡的儿子猎骄靡当时还是个婴儿，被一个乌孙贵族保护着逃入匈奴，被单于养大。猎骄靡长大后，单于命他统领乌孙余部，攻打月氏。后来乌孙追击月氏，留在西域，成为匈奴的属国。同时，楼兰等西域数十个国家也归附匈奴。匈奴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征收赋税。向北：匈奴先后打败了浑窳（yǔ）、屈射、丁零、隔昆、新犁五国，征服漠北各部，完成了对草原“引弓之民”的统一。匈奴帝国的崛起与冒顿单于这样的天才人物的出现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冒顿单于，匈奴不会崛起得如此迅速，也可能失去崛起的机会。但是这一历史事件的出现并非仅仅由冒顿一人可以造就，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其一是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压力。根据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公元前210年左右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10年之内降温1摄氏度，这次降温过程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60年，其程度与明清小冰期相当。（山克强《历史朝代兴替的气候冷暖变化背景》）这次寒冷期的到来让草原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各部族之间争夺牧场、牲畜的斗争更为激烈。秦帝国军队的北伐行动让匈奴的牧场大部丧失，加之又受到月氏和东胡的威胁和侵袭，因此匈奴必须依靠集权体制和对外劫掠来摆脱危机。在此背景下，军事首领的权威必然大为增加，因为部族贵族及平民将对外劫掠以及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如头曼单于虽然对冒顿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因冒顿的英勇机智而不得不让他统领万骑。冒顿在发动政变和对外战争时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正是其得以建立集权帝国的基础所在。其二是有利的国际环境。上文曾提到秦始皇派蒙恬率领30万大军出击匈奴，打败了头曼单于，夺取了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地区和阴山山脉。之后秦朝又采取各种措施，全面加强了北方的防务。可想而知，如果秦朝持续存在下去，冒顿即便统一了草原，也很难夺取河南地，入侵中原，而且秦朝也不会对冒顿的征伐行动坐视不理，必然出兵干预。正是由于秦始皇死后，中原迅速发生反秦起义，遍地烽火，秦军不得不把边防军主力内调，使匈奴得到机会夺回河南地。中原的内乱不但消除了匈奴的军事压力，还给匈奴带来了众多的人力。秦末的大乱迫使修建长城的民工、屯田垦殖的移民和边疆的原住民四处逃散，很多人便流落匈奴。这些逃入匈奴的中原人，被称作秦人。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批秦人，恰恰是原河南地的居民，人数多达二三十万。由于匈奴占领河套时他们已经定居数年，有了家产亲人，短时间内难以逃回故土，况且中原本身战火纷飞，所以他们大多只能投靠匈奴。这些人有着从事耕作和建筑城池的技能，让匈奴的经济水平大有提高，而且其中不乏工匠，更有利于匈奴军事力量的增强。除了平民，一些中原上层人物由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等原因也流落匈奴，如韩王信、卢绾、臧荼之子臧衍等人，他们逃入匈奴时都带着众多的官员和军队。由于他们熟悉中原的政治和军事情况，了解中原军队的战术，更让匈奴如虎添翼。其三是匈奴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早在战国早期，匈奴文化的器物群中就有青铜短剑、铜刀、铜链、铜斧、铜鹤嘴斧等兵器和工具，以及铜带扣、铜环、铜管状饰等装饰品。战国中晚期，由于中原器物的传入，匈奴开始流行铁短剑，铁长剑也开始流入，马具也以铁制品为主，工具也以铁鹤嘴斧为主。这一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如铁马嚼、铁链、铁刀、铁剑、铁镰和铁铧，可见此时匈奴已有了自己的铁匠炉。又如建造于公元前3世纪末的伊沃尔加古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乌兰乌德市西南16公里，色楞格河西岸的古台地上），面积达3.5平方公里，已经初步具备城市规模。综上所述，匈奴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崛起，并非因冒顿一人而兴，即便没有冒顿，这个草原帝国亦会出现。
本文摘自《战争事典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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