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2019的好工作？ | 甲子光年
二〇一九，宜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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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数次失业的无业青年卡尔·马克思正好30岁。而立之年，家有妻女，身无长物。[1]
他毕生的敌人“资本主义”此时方兴未艾，但已显出了日后的毛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继1825年英国发生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1847年，又爆发了全欧洲范围的经济危机。
其症状和现在如出一辙：股票狂跌、银行倒闭、信用收缩、商品滞销，还有牵动每个人心弦的大事——失业。
由于被法国驱逐出境，1845年，马克思丢掉了在《德法年鉴》的工作，带着妻子燕妮和女儿流亡至比利时布鲁塞尔。
仅在布鲁塞尔的头一年里，生活窘迫的马克思和家人就先后辗转了7、8处住所，最终落脚一间并不宽敞的联排别墅。
马克思曾试图谋求文员职位，但因为字太不羁，一般人看不懂，遂被残忍拒绝。
电影《青年马克思》描绘了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拮据生活。
但对马克思的事业来说，1847年的经济危机也是黎明前的黑暗。它刺激了第二年春天，席卷全欧洲的1848年革命。
正是在1848年革命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当年6月，革命使普鲁士政府收回了此前的政治驱逐令[2]，二人得以一起回到德国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
以现在的眼光看，马克思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内容创业者”。在短暂的11个月“寿命”里[3]，《新莱茵报》就达到了6000多户订阅数，一举成为当时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日报之一。
时势与英雄互相成就，整个1848年革命也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虽然这场革命以失败告终，但它提出和推动的许多议题——废除独裁政府、追求普选制、建立有限责任制度等——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世界面貌和我们现在的生活。
萧条不一定是绝路，也可能是伟大的肇始。
萧条往往是世界线分叉的微妙时刻，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方向选择，是未来不同人生轨迹的关键伏笔。
所谓历史，就是世界不断分叉，强者自圆其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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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轮回，170年后的2018年，人类又迎来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下行。
还是熟悉的剧情：资产狂跌、债务违约、信用收缩、消费疲软，以及关系每个人的——失业。
在制造业，仅去年一年，西门子裁员近3000人，百年老店通用电气裁掉了10000多人。路透社去年3月的一篇报道预测，大陆制造业未来两到三年因产能过剩而裁员的人数可能达到500万。
在零售业，家居巨头宜家在去年底表示将在两年内削减全球的7500个职位，集团总裁布劳汀说：零售业版图正在转变，规模和速度都前所未有。
在高薪人群聚集的金融业，超过30家国内上市券商在2018年前3季度的利润同比下滑，部分下滑超5成，行业薪资和奖金大受冲击。全球范围内，虽然2019年才刚开始，但市场已传来道富将解雇15%的高级管理人员，野村将在欧洲裁撤人员的消息。
连过去20年来最红火的互联网行业也流出许多“优化瘦身”传闻：
知乎裁员幅度达到20%，有员工早上还在写代码，下午被告知走人；美团实施3分钟裁员，无需交接，即签即走；斗鱼连书面通知都没下，口头告知员工裁员消息后，写字楼随即断水断电。这份互联网优化公司名单上的小伙伴还有滴滴、网易、腾讯……
在36氪于2018年发起的涉及527个样本的职场调查中，超4成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在当年有裁员、冻薪和业务收缩现象。
脉脉于是超越探探，成了职场人士工作间隙最安耐不住的“开小差”去处。
流言蜚语，内部吐槽和官方辟谣密集扑来，有工作的为发展焦虑，失业的为着落焦虑，所有人都在为大环境和未来焦虑：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近期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长期关注全球宏观经济的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不无悲观地说：
现在是非常微妙的时刻。
他认为历史就像不断运动的钟摆。在奥巴马时代，钟摆的方向是全球化，而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此前宽松政策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正将全球推向民粹主义。桥水基金创建的“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4]（Developed World Populism Index）在去年12月中旬已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各国内部和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正在提升。
达里奥判断：
历史同样证明，这个钟摆的摆动会带来无序和痛苦，我们会看到更糟糕的情况和混乱。
2007年至2009年重演了1929年至1932年的历史。现在我们所处的周期与1935年到1940年间的历史最为类似：巨大的债务危机之下，缓解债务危机使利率趋零，又产生了新的债务危机。
*最新数值包含了美国特朗普、英国独立党（UKIP）、德国选择党（AfD)、法国国民阵线（Nationl Front）、西班牙“我们可以”党（Podemos）和意大利的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并未测算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和菲律宾的杜特尔特等新兴经济体的民粹倾向政党/政客的情况。
此时的世界，钟摆在转向，道路在分叉。
全球政经格局正在分叉：一边是守住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期望，一边是国家间关系日益坠入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深潭。
行业选择正在分叉：有人在消费升级与降级间寻求机会，有人在产业的深水区摸爬滚打。
商业模式正在分叉：一边是仍在扩大的规模经济，一边是初见雏形的纵深发展。
地域发展正在分叉：一线城市依然聚集着最多的资源，而“孔雀西飞”和产业西部迁移的趋势也再度回潮。
而以上诸多因素反应到个人抉择上，便成为一个切切实实的老问题：
2019年，你到底应该做一份什么工作？
目标是水上（虚拟经济）还是水下（实体经济）？稳住存量，还是拓展增量？固守已知，还是踏入未知？韬光养晦，还是中流击水？追求舒适与稳定，还是拥抱变化与不确定？
这是一个关头，每个人都需要回答“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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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鹅》有言：历史和社会不会爬行。它们会跳跃。它们从一个断层跃上另一个断层，中间只有很少的摇摆。
历史的跳跃性，会放大特定时间横截面上个体选择的重要性。
2019，正是重要的选择之年。
这首先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在上升，劳动者能力和认知的成长越来越重要。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5]中用19世纪以来的长期数据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
萧条时期，受影响最小，即相对而言“最受益”的群体其实是目前焦虑最外露的“中产”中的大多数——那些工资和资产水平都处于中间位置的人。
这是因为每当经济下行，股票、房产等资产价格会出现暴跌，资本收入缩水明显，劳动收入则相对稳定，受波及较小。
1870-2010年欧洲（英法德）的国民资本状况
*表中数据是一国资本的累计存量（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之和）比上当年份国民收入的流量，它衡量了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其前后的经济危机对资本力量造成了巨大冲击。
各国的收入结构又有一个共性——收入水平越高的人，资本收入在他们总收入中的重要性就越大，因而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也大；反而是劳动收入占比较大，且具有一定技能的人群，在波动期能获得更为稳定的成长期望。
1929年，美国前10%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构成
2007年，美国前10%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构成
*p90~95指第90百分位到95百分位的个体，p95~99指这之后的4个百分点，以此类推，p99.99~100指最后0.01个百分位的个体，即收入最高的0.01%个体的状况。
从1929年到2007年，不变的是，收入越高，资本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就越大，所以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价格暴跌其实对富豪的相对损益更大。
变化则在于，在当今世界，资本收入高于劳动收入的情况存在于更小的范围内，即个体必须攀爬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从过去的前1%变成现在的前0.1%）才能无需劳动而不损失主要收入。这说明劳动对收入的重要性上升是一个长期趋势。
而劳动收入又主要取决于个体的人力资本状况，其决定因素是教育和技能。
换言之，大环境遇冷时，个体人力资本增长的重要程度会相对提升。寒冬里最重要的就是强身健体，自我教育。
而另一个人们可明显感受的现象也提示了在变革期做出选择的重要性——从古至今，风流人物都是扎堆出现的，其成就和价值与“出道时间”强相关。
远有春秋战国诸侯并起、百家争鸣，近有改革开放40年以来4代商业领袖的集中崛起。
其中“84派”、“92派”企业家都直接以时间为名号，这直观地体现了时间机遇的重要性。
著名的84派企业家有鲁冠球、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他们在缺乏产权体系和企业制度的情况下，做了从无到有的开拓，其所创立、领导的企业，至今仍活跃在中国经济前线。
92派则是“下海”一代。他们多为体制内公务员或研究人员。在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的激发下，他们放弃了铁饭碗，投入了浪潮迭起、收益和风险都更大的商海沉浮。这一派的代表企业有陈东升创立的泰康人寿，潘石屹创立的SOHO中国，冯伦领导的万通控股，冯仑还参与了中国民生银行的创立。
到90年代末，互联网江湖登场，细数如今的第一梯队BAT，它们成立的时间极为接近：腾讯成立于1998年，阿里诞生于1999年，百度则是2000年。
第四代新企业和企业家则出现在新千年中国入世后，其中一个大机遇是2012年前后萌芽的移动互联网，这一批潮流中的佼佼者包括美团、小米、滴滴、头条。
有意思的是，回忆中“群雄辈出”的时刻——1984、1992、1998、2012——往往在当时都是差年景。
1983年，保守主义回潮和全国严打让改革开放遇到了第一个回湾；80年代末，准备不足的“价格闯关”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恶性通胀；90年代末则是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亚洲金融危机；2012之前，中国经历了08年~09年的衰退，10年~11年的小反弹(4万亿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但水大鱼大的狂欢式增长已经过去。
而在当时的迷雾中，投身以上4次趋势早期阶段的人——不管是创业者、前期员工，还是趋势的观察者、服务者，都由此开启了陡峭的个人增长曲线。
全球经济衰退趋势继续发展的2019年，又是一个“差年景”，这很可能说明又到了“扎堆出道”的时刻，又到了被动者与主动者命运分叉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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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及之后，做选择的原则，应像狄兰·托马斯的那句诗：“Do not go gentle into the good night（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
你必须带着以下视角，审慎、仔细地观察眼前的黑夜和混乱：
第一，投资自己。
投资自己，然后收获自己的增长曲线。
拆分来看，这包括：
（1）能力的增长：
敢于“淋大雨”，挽起袖子做实事，在实践中锤炼出稀缺的实干能力；
（2）认知的增长：
主动选择有深度思考、终生学习环境的工作，尽量减少“元无知”（对无知的无知），做一个“开源”的人，形成跨圈层、跨产业、跨代际、跨地域的视野。未来，learning curve（学习曲线）一定比简历更宝贵。
（3）新人脉的增长：
和未来的“rule maker”共事，而最值得信赖的人脉永远来自“相识于微时”。
识时务者为俊杰，与其被时代牵着鼻子走，不如投资自己、中流击水，让自身和大势同频共振。
第二，在看待事物时，拉大时间尺度。
向前看历史，向后看大势，不和一两年的回报较劲，不拘泥于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
重新思考事业方向时，好的提问方式是：20年之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么头5年应该发生什么变革？今天的我应该从哪里努力？
时间尺度能帮人获得“跨出舒适区”的冒险勇气，也能帮人建立“待在难受区”的沉着定气。
事实上，“局部最优解”永远是伟大的敌人，切忌在一个又一个局部最优解中走向平庸。不要观风口，要敢于认准一件事就长跑、带着“钝感”磕下去。
第三，一定要有想象力。
人很容易被惯性束缚，想象力的作用，就是帮人摆脱地心引力。
克里希那穆提说：“人脑一旦像电脑一样不断地存档，它一定会变得机械化。数千年以来，你一直不断地将各种毁誉经验存档。这便是我们的局限，我们所谓的进步活动。”
按照荣格的说法：所谓命运，就是那些没有进入意识的潜意识。人们在做抉择时不知不觉地受到了这些并不明朗的潜意识影响，它不可名状，难以抵抗，世人以为那是命运。
打破潜意识的设限，充分开发“脑补”能力，是有所成者的共同特征。放下存量，尝试归零，某种意义上，这是“改变命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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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徘徊在岔路之前，正考虑新的选择和转向，甲子光年希望成为你的选择。
我们之所以在2017年10月成立，正是因为看到了“科技产业化，产业科技化”的未来趋势，后互联网时代的新一代技术（大数据、AI、云、5G、IoT、安全、新材料、新能源等）是促成新的结构性增长的最大变量，且其重要性正日益凸显。
未来十年，最重要的大势之一，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已然存在和势必进一步加速的双向过程：
新技术在各场景的落地生根，这是科技产业化；各行业引入新元素提质、控险、增效、降耗，这是产业科技化。
我们想做“推一把潮水”的人。
内容只是我们的业务之一。水面之下，我们也正在为科技产业融合的双方提供更深度的智库、连接和服务。
目前，甲子光年的整体业务和架构分为3块：
新认知——引领趋势，传递价值，为决策者提供认知、趋势和判断
新连接——建立连接，推动融合，构建跨界决策者信任与匹配网络
新服务——实现方案，赋能决策，提供专业且精准到位的多维服务
这是一份天然适合“投资自己”的工作。
我们每位同事的日常工作，都包括和大量企业家、合伙人、高管团队、投资人、产业专家、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的高频、密集接触的机会。这是一种“在时代前排近距离观影”的体验。在这里，你永远和大势做朋友。
如果说上一波消费互联网时代，是“高频打低频”，这一波产业互联网时代，一定是“多维打高频”。集合了认知输出、资源嫁接、财务顾问、营销体系的甲子光年团队，内部信息、人脉、资源高度共享、彼此赋能，形成了一个多维而紧密的拳头。在这里，你可以收获最大可能的跨界视野和能力。
这是一个愿意用大时间尺度看待事物的团队。
从公司命名（“甲子”即时间，“光年”即空间），我们就做好了“让子弹多飞一会儿”的准备。我们以三原则审视我们的工作：在今天的巨人和明天的巨人之间，关注明天的巨人；在众人皆往的道路和少数人的道路中，关注少数人的路；在短期即时回报和长期能力建设之间，选择长期能力建设。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大家庭。
成立16个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对芯片、安防、健康医疗、自动驾驶、高精地图、金融科技、区块链、教育科技等十几个科技产业融合重点赛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与服务，并输出很多广为人道的趋势判断。2019年，我们还会带来更多产品方面的惊喜。
目前，甲子光年正开放8类职位的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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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叉的2019，宜思维出走，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机会。
hr@jazzyear.com
打破惯性，用今天的一封邮件与未来相会——明天，我们一起推一推潮水。
END.
[1]马克思虽然没有正经工作和稳定收入来源，但并不是没干事。他在1847年加入了流亡法国的德意志工人革命团体“正义者同盟”，为其担任布鲁塞尔的联络人，同时继续进行着自己的写作和研究工作。
[2]此前，马克思先后被老家普鲁士和流亡地法国驱逐出境，1848年法国2月革命后，法国临时政府的领导成员弗洛孔邀请马克思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随后又资助他和恩格斯等人回德国创立了《新莱茵报》。
[3]由于普鲁士政府的阻挠和打压，《新莱茵报》于1849年5月19日停刊。
[4]2017年3月，达里奥在论文《民粹主义：一个现象》（“Populism: the Phenomenon）中介绍了“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这个指数测算的是1900年以来，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反现行体制政党和候选人在的选票份额。
[5]这本书继承了《资本论》作者马克思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形态及其成因。本书的总体结论不太乐观，按照该书展现的趋势，全球的贫富差距可能进一步加大。在全球经济和人口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是否拥有资产及其收益将对个人生活境遇造成很大影响。因为劳动收益的增速总体上不如资本收益，资产价格在二战之后一直处于大的上升周期中，而且以往的历史经验似乎表明，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无法阻碍资本相对劳动的“赶超效应”。但皮凯蒂同时认为，技术是一个变量，它可能导向难以预测的未来。
*文末想一想：2019，你想要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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