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富瓦：策兰为何选择赴死？

对于处在诗与现实悖论之中的诗人来说，也许唯有以最决绝的姿态放弃视如生命的诗歌乃至视诗高于一切的人生，才可能体验到“真正的生活”所给予的日常幸福。

原文 ：《博纳富瓦：策兰为何选择赴死》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 唐毅

2018年12月，法国当代诗人、文艺批评家伊夫·博纳富瓦（1923—2016）的随笔评论集《红云》（Le Nuage rouge）中译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法语翻译家朱静教授翻译，收录了关于兰波、马拉美、乔凡尼·贝利尼、乔治·赫南等人的多篇评述文章。

“策兰是自己选择了死”

保罗·策兰被誉为20世纪继里尔克之后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二战期间，他和家人遭到德国纳粹的残酷迫害，后来他流亡至法国，其诗歌创作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很大影响。1945年，他发表的诗作《死亡赋格》严厉谴责纳粹反人性的丑陋面目，震动了战后的德语诗坛。1970年，策兰在巴黎投塞纳河自尽。这位曾无数次活着去经历死亡的诗人，最终以“死于死”的方式走向死亡的腹地。正如庄子有云：“生者，寄也；死者，归也”，策兰也许正是洞穿了生死之间的奥义，企望由此返归生命来路的最初地点。

博纳富瓦在《红云》中直言“策兰是自己选择了死”，强调他以死作出一种主动的抉择。“和兰波一样，保罗·策兰死了，为了在继续写诗的同时，最终为自己找到所有的诗都希望实现的欲望：将长长的诗句和并非长句本身的一点点心灵存在结合起来。”策兰在诗与漂泊、孤独的矛盾之中作无意义的彷徨，“存在”在诗人内心丧失了最根本的合理性。可见，策兰之死不是作为怯懦者的遁迹，而是作为英勇者的抗争，他以弃绝肉体的生命来挽回被残酷的战争和疯狂的人性所摧毁的生活与梦想，从而开启新的无言却充满希望的心灵旅途。诚然，他的身影永久定格在米拉波桥的那一瞬间，但他作出了人生中至少有那么一次得偿所愿的决定，并将其化作生命史诗中最为闪光的句子。

无疑，他以放弃诗歌与生命的代价，卸下一切周遭现实的重负，换回再现童年时代美妙而灿烂的天空和色彩的机会，抵达词语和诗句无法触及的隐匿的国度，就像他与尘世诀别前留在书案上的荷尔德林传记中所写的那样：“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而最重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般闪光。”

活在诗与现实的悖论之中

与兰波一样，策兰在盛名之下选择抛舍一切，决定在纷繁杂扰的世俗喧嚣中远离“粗砺不平的现实”，恰好表明他们曾经所处的现实生活是多么令人无奈。

通灵诗人兰波在少年时便爆发出天才般的巨大能量，却在与魏尔伦的情感纠葛中沉沦，在19岁时放下写诗的妙笔而去经历流浪、参军或经商的异样人生。博纳富瓦认为兰波试图以此“在否定中实现属于自我本身的希望”，即便是背离诗歌也在所不惜。足见，任何残酷的现实都有可能在天才诗人的身上留下最致命的伤痕；他愈发挣扎，就愈发难逃羁绊。

相比于少年兰波放弃诗歌的癫狂，策兰自杀时已逾中年，似乎早已疲于重新去经历人生。自战后定居巴黎起，他常常体会到难以融入欧洲社会，尤其是巴黎文化圈的痛楚。博纳富瓦曾表示，那是一种被强加的“之外”的感受，策兰因其犹太血统和德语诗人的身份总是被排斥于主流和公正之外，从而无法“合情合理地”得到来自诗歌和生活本应赋予他的幸福。对他而言，再辉煌的成就也无法满足自己在孤独时想要起码有一两个亲人在身边陪伴的渴望，他在诗与现实的悖谬处境中难以自拔，唯有彻底地逃离，方可在人生这场失败的实验中赢得少有的一次成功。

回顾中国当代诗坛，海子和顾城不也是以死的极端方式表达对无意义的存在和有限生命的拒斥吗？当发现自己不被世界需要抑或自己不再需要这个世界的时候，诗人所能做的也许只有竭力去挣脱这张人类为自身编织的意义之网，去瓦解后者对现实生活和周遭世界的全部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兰波、策兰，还是海子、顾城，诗人既是活在诗与现实悖论之中的流浪儿，又是最敏锐地感知存在荒诞和生命有限的盗火者。

拥抱“真正的生活”

诗人之死凸显着生的意义。在策兰和海子的身上，我们发现生活——确切来说是融入个体生命每时每刻的日常生活——也许既是诗人携笔高歌的动力之源，也是他们选择放弃生命的重要诱因。博纳富瓦认为“真正的生活”存在于此时此刻的即时性之中，表现为转瞬即逝的生命体验。尽管他被看作是兰波的继承者，也对策兰之死予以恳切的评述，但他的思考远不止于死亡，而是通过探讨死亡接近一种生的智慧，展示一种前行的希望，进而融入其“在场”诗学的总体。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海子曾经与现实生活是那般地接近，他渴望“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他坚信能在这“真正的生活”里获得幸福，他无私地赐予事物温暖的名字，就如大地赐予我们整个春天。

博纳富瓦在《红云》中指出，策兰曾多次与自己谈到二战期间流亡时生活过的图尔小城，那里也是博纳富瓦的故乡，“谈起图尔，他容光焕发”。他们曾相约一道回图尔寻觅各自留下的足迹，虽然终未成行，但不难想象策兰聊及此事时的愉悦之情。对此，博纳富瓦表露过遗憾，却在讲述的末尾写道：“夜幕降临，我离开了他，把他留在一条重修过的大街拐角处……”如策兰一样，博纳富瓦明智地选择了放弃执念，他看透了这份与时空记忆失之交臂的缺憾，抽身而出后发现自己与策兰的友谊仍在语言文字间延续着不灭的希望。

策兰选择了死，他对生活的渴望如塞纳河水一般流淌不息；海子选择了死，他对明天的热情就像“以梦为马”的青春一样永不消逝。诗人死了，却让人们明白生的意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0期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