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友谊地久天长——友谊篇
作者
程广云 夏年喜
友谊地久天长——友谊篇
惟有友谊和类似友谊的亲情、爱情才能升华，成为博爱众生和泛爱万物的优美和崇高感情，达到人类感情至高无上的境界。
友谊也是私交。这就是说，友谊，也和亲情、爱情一样，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不是公共领域的事情。
《论语》开篇第二句话就提到了“友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读书、交友，是人生的两大乐事。其实读书也是交友，是结交死去或陌生的朋友；交友也是读书，是阅读活着和熟悉的朋友。孔子强调这个过程是令人快乐的。
真正的朋友刻骨铭心，没齿难忘。他们之间的友谊仿佛电影《魂断蓝桥》插曲“友谊地久天长”。
友谊历来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推崇的一种人际情感。所谓“五伦”，是指五种人际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但是，儒家伦理，亦即中国传统伦理，是以亲情伦理为基础的，力图将其他情感，例如友谊亲情化，如男性朋友之间称“兄弟”。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亲情是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人际情感。而现代伦理则是以友谊为基础的，友谊是理性、自由、平等的人际情感。谭嗣同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兄弟于朋友之道差近，可为其次。馀皆为三纲所蒙蔽，如地狱矣。”[2]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只有朋友之道符合现代人道标准，亦即“平等”、“自由”、“节宣惟意”，就是“自主之权”，兄弟之道次之，其他都不符合现代人道标准。
友谊是人类古老的情感。《诗经·小雅》有一首诗叙述了人们期盼友谊、约会朋友的美好心情：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古，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伐木许许，酾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诸父。
宁适不来，微我弗顾！于粲洒埽，陈馈八簋。
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宁适不来？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酾酒有衍，笾豆有践，兄弟无远。
民之失德，干糇以愆。有酒湑我，无酒酤我。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饮此湑矣。[3]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朋友之交包括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前者主要以道为纽带，后者主要以利为纽带。同道为君子，同利为小人。小人之交就是一帮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例如酒肉朋友。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小人之交而是君子之交才能称为“朋友”。朋友就是一群具有共同志趣的人，例如以文会友。当然，道和利没有截然的界限，同利亦有道，但见利忘义者为小人；同道亦有利，但取利有道者为君子。最高的君子之交是知己。人们经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可见知己的弥足珍贵了。
中国古代有一个“高山流水”的故事，人们经常以其中两位人物——俞伯牙和钟子期为知己的典范：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荡荡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4]
这就是一对知音的故事。知音就是仔细凝听自己心声，并透彻理解自己心思的朋友。知音就是知己，是第二个“我”，是我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可以正衣冠，可以知长短，可以明得失。朋友的心是相通的，此即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5]
人们之所以志趣相投，是由于类似的生活经历或生活环境，而这种生活经历或生活环境又是与人们所结交的朋友密切相关的，此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选择朋友是人生的一大关键。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6]这就要求我们亲君子而远小人。庄子说，“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7]这就说明两种交友方式的根本区别。君子同道（“以天属”），重精神交往，轻物质交往，此所谓“淡若水”；小人同利（“以利合”），重物质交往，轻精神交往，此所谓“甘若醴”。因此，与小人交，虽有物质便利，却损害了人格的完整，降低了人生的境界；与君子交，虽无物质便利，却维护了身心的健全，提高了人生的品味。中国传统以梅兰竹菊“四君子”，松竹梅“岁寒三友”来比喻君子，说明君子品性高洁，环境越是险恶越能显示君子冰清玉洁。与君子交，能健全身心，能提升品味，达到优美和崇高的境界。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专门研究了友爱的问题。他认为，友爱是或近似一种德性。它不仅必要而且是高尚的。有三种友爱：善的或德性的、快乐的、有用的。善的或德性的友爱是严格意义上的，只有好人才能享有，坏人不能享有；快乐的和有用的友爱是类比意义上的，一切人都可以享有。前者是爱其自身，源于人的德性的相似性；后者是爱其所有，源于人的需要的相似性。[8]
中国古代有许多友谊的佳话，其中最著名者统称“八拜之交”[9]。其中，管鲍之交是指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与鲍叔牙之间的友谊。两人曾经各事其主。但鲍叔牙侍奉的公子小白被立为齐桓公，鲍叔牙却向齐桓公荐管仲为相而自己则甘居其下。在管仲辅佐下，齐国日益强大，最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功之后，管仲十分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刎颈之交是指战国时期赵国的廉颇与蔺相如之间的友谊。生死之交是指三国时期刘备与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是动人的。恩格斯通过经商，在经济上资助马克思，他们之间共同工作40年。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他称马克思为“第一小提琴手”，而自己则是“第二小提琴手”。他特别强调他们共同创立的理论都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是“天才”，自己至多是“能手”；马克思是“伟大”的，而自己则是“平凡”的，因此认为用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他们共同创立的理论是理所当然的。除此之外，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三个女儿的“第二个父亲”，将自己对马克思个人的友谊扩大为对马克思全家的友谊。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时说：“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章太炎与邹容之间的友谊可谓难友之典范。他们在反清革命中成为患难之交，邹容著《革命军》，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两人被捕入狱，最终阴阳两隔。章太炎为邹容修坟，亲自撰文刻石表示自己对亡友的深挚悼念。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友谊可谓战友之楷模。他们以文会友，思想默契。鲁迅赠送瞿秋白的一幅对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真正的友谊是人们心智成熟以后的事情，不懂事的孩子不懂人的心事，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由于友谊以共同志趣为纽带，而共同志趣则根源于类似的生活经历或生活环境，因此，绝大多数友谊是产生于同一年龄段人们之间的。但是，个人的心理年龄并不一定与各自的生理年龄相符合，这就为忘年交提供了基础。忘年交是不同年龄段人们之间的友谊，尤其是指两代人或隔代人之间的友谊。作为友谊，它超越了上下辈之间人们通常的感情，如父母子女间的亲情、师生间的感情等。老少之间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的差别，使忘年交于双方都具有弥足珍贵的互补性。对于年长者而言，它是重返青春的渠道；对于年幼者而言，它是加快成熟的路径。
古往今来，男人间有着许多动人的友谊，相比之下，女人间的友谊缺乏惊天动地和千古流传的故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究竟是两性的自然差异，还是社会的历史局限？迄今为止，男性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而女性则在家庭中，更多地局限于私人生活。传统的闺阁阻碍了女性间的自由交往，妨碍了女人间友谊的形成和发展，她们相互交流的经常是柴米油盐、东家长西家短，缺乏远大的目标和高雅的情趣，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友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由于妇女解放，绝大多数女性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女性也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在许多领域的成就丝毫不亚于男性。但是，在男性主导的社会公共生活中，女性的性别角色仍然被置于次要地位，成为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在男性占多数并居于中心地位的环境中，女人间的友谊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因为对于女人来说，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与男人的关系比与女人的关系似乎更重要。但是，随着社会的充分发展，女人间的友谊也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它将和男人间的友谊平分秋色，形成独特的风景。如果男人的友谊正像男人本身那样，以崇高凸显其伟岸；那么女人间的友谊也像女人本身那样，以优美彰显其绚丽。
在传统社会中，两性之间交往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中国传统主张男女授受不亲。许多国家和地区至今仍然严格限制男女两性之间的正常交往。但是，现代社会突破了男女交往的禁忌，异性之间既然可以正常交往，友谊也就是必然的。异性交属于友谊的范畴，因此，它与男女间的爱情截然不同。这里没有任何性爱的考虑，除性别身份的差异外，在其他任何方面，异性交与同性交没有任何区别，包括所谓的红颜知己和蓝颜知己，也都没有任何暧昧色彩。友谊是光明正大的。知己式的爱是兼有友谊的爱情，而知己则仅仅是友谊。
友谊是有原则的。无原则的友谊是不可取的。友谊的基础是志同道合或志趣相投，当志不同、道不合或志趣不投时，选择绝交或许可以捍卫友谊的纯洁性。
魏晋时期，嵇康和山涛的绝交就是一个例子。嵇康和山涛（巨源）都是当时的名士，所谓“名士风流”，或者“魏晋风度”，这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他们以服药（即五石散）、饮酒、清谈来逃避政治的黑暗，追求个性的解放。嵇康和山涛同属“竹林七贤”，是当时最有名望的七位名士中的两位。但当山涛辞官并出于友谊推荐嵇康做官时，嵇康却采取了决绝的态度，他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封绝交书。因为嵇康与当时的黑暗政治格格不入，山涛推荐他做官，是违背他本性的，所以嵇康宁可为原则而绝交，也不愿丧失原则而苟且维持两人友谊。
尼采与瓦格纳的绝交也是同一道理。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曾经是尼采的精神慰藉。后来尼采结识了瓦格纳，让尼采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尼采原先把欧洲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于瓦格纳。在目睹瓦格纳的“演戏天才”，市民观众的庸俗捧场后，尼采失望了，酝酿了一部含蓄批评瓦格纳的著作。当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剧本《帕西法尔》寄到尼采手中时，尼采的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寄到瓦格纳手中，两人彻底决裂。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明真理高于师生间的感情。“我爱凯撒，但我更爱罗马”，这是凯撒的朋友勃鲁托斯的名言，说明国家高于朋友间的友谊。勃鲁托斯伙同其他盟友杀死他的朋友——古罗马独裁者凯撒，究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还是为了阴谋集团的私利，在历史上是颇有争论的。但这一句话本身却被人们经常引用来说明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感情，哪怕是真正的友谊。
一个人可以有许多朋友，也可以有许多敌人。朋友可以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也可以是志趣相投的私交。为了捍卫真理、正义，一个人也可以有几个敌人，但他/她绝不应有任何一个私敌。
友谊与亲情、爱情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无限可传递性和无限可普遍化的人际情感。亲情的可传递性和可普遍化是有限的，而爱情则具有不可传递性和不可普遍化的特征。例如，友谊的可传递性表现为朋友的朋友可能是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无论中间有多少环节，仍然可能是朋友。在亲情中，亲戚的亲戚仍然是亲戚，亲戚的亲戚的亲戚……，当中间环节无限增加的时候，就可能不是亲戚了。因此，亲情的可传递性和可普遍化是有限的。儒家倡导仁爱，认为爱有等差，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它是一种亲情伦理，或者是一种以亲情为基础的伦理。墨家倡导兼爱，认为爱无等差，因为它是一种友谊伦理，或者是一种以友谊为基础的伦理。但滥用亲情和友谊亦即以私人感情去干预公共生活却是非法和不道德的。而爱情则不具有可传递性和可普遍化，爱人的爱人不仅不是爱人，反而是情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友谊才能渗透、附着于亲情和爱情。无论是兼有友谊的亲情，还是兼有友谊的爱情，都是更美好的人际情感；无论是知己式的亲情，还是知己式的爱情，都是最美好的人际情感。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惟有友谊和类似友谊的亲情、爱情才能升华，成为博爱众生和泛爱万物的优美和崇高感情，达到人类感情至高无上的境界。
友谊是人生的宝贵情感。亚里士多德说：
即使享有所有其他的善，也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10]
[1] 《论语》“学而”。
[2] 《谭嗣同文选注》，周振甫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页。
[3] 《诗经》“小雅·伐木”。
[4] 《吕氏春秋》“本味”。另一版本：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列子》“汤问”）
[5] [唐]李商隐：“无题”。
[6] 《论语》“学而”。另见“子罕”：“勿友不如己者”。
[7] 《庄子》“外篇·山木”。
[8]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7~288页。
[9] 八拜之交包括：管鲍之交、知音之交、刎颈之交、舍命之交、胶漆之交、鸡黍之交、忘年之交、生死之交。
[1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8页。
编辑|卫莹莹
筑土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