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国经验，报告文学破解时代大题有哪些难点？| 访谈

随着中国企业近年频频在世界级项目中竞标亮相，展现了中国制造的新形象，文学读者对“大国工业”题材的热度也随之高居不下。网络文学“工业文”汇聚了大量读者和作品，提供了自身创意想象的视角，而在传统文学领域，改革开放题材作品在聚焦早期国企改革之外，也亟待作家们深度介入当下国企新变，探问中国经验的形成。

今年初，作家周闻道长篇报告文学新作《重装突围》为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样本，他以多年一线调研采访深入第二轮国企改革中心区域，以两个大型国企的重组过程为蓝本，细缕条析展现中国企业在当下全球环境中的优势与短板，引起广泛关注热议。这部新作如何从改革文学题材与报告文学视角出发破局突围，又如何兼顾时代的体温与改革的潮涌？近期于作品举办研讨会之际，本报记者对周闻道进行了采访。（见报标题：《周闻道：改革文学要敢于破解时代大题》）

本周封面作家 周闻道

当下改革题材，文学要面对“无错之错”“无病之痛”

记者

你介绍过这部新作《重装突围》的写作缘起是在网上看到“国机”与“二重”联合重组的新闻。在2014年出版《国企变法录》之后，你有没有预感新一轮国企改革很快就会开启？

周闻道

是的。我大学学的经济专业，参加工作后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在政府宏观经济和企业主管部门工作，对企业有深厚感情。同时，我认为，以国企改革为核心的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体系的关键。对于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到来我是有基本预知的，因为随着第一轮国企改变对于面上的大中小型国企体制、机制和人三大基本问题的解决，改革进入“深水区”，高端国企更复杂、深刻、艰难问题的改革必然浮上水面。

记者

你谈到新作《重装突围》有一句话很有意味，说从报告文学角度去看，这两大国企“重组成功与否都有意义”。

周闻道

这是由高端国企改革的特点决定的，上联着国家基本制度的顶层设计，下连着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全部触角。在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通过国企改革，如何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又让企业适应市场，增强活力，这本身就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任何改革都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成功当然好，即便失败了，也可为未来提供经验教训——改革不可能因失败而停止。

记者

这部作品从决定写作到调研可谓反应快速，作为在场写作的倡导者，你一直主张“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这次面对两个大型国企，对问题的揭示程度以及错综复杂的现实因素，如何处理写作过程中的顾虑？

周闻道

是的，在场写作强调“面向事物本身”，不主张到书本上、经典中或逻辑演绎里去寻找经验；而作为国之重器的中国“二重”搞垮了，不能说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如何归结？与40多年前的改革问题不同，这次更为复杂，文学上有一种“无错之错”，是更深刻的错；最难医治的病，就是“无病之痛”。许多问题都有复杂背景、深刻根源，很难说谁是谁非。书写中不能一味回避矛盾，那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合乎逻辑，书写的价值也随之丧失。

因此，写作上的顾虑当然是有的，但这也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在场写作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挑战极限，并从中发现真相。好在，我既有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又注意表达技巧：一是坚持在场批评的三原则：真实、善意、构建；二是以叙事为主，而非以写人为主，人由事出；三是借助网络、私聊等虚拟叙事，实事虚写。

记者

你说“二重”身上几乎囊括了当下国企问题的所有征候，问题更为复杂，相比上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中暴露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复杂性的核心在哪？

周闻道

一是思想基础不同。第一轮国企改革，还处于改革初期，人们需要改革的思想启蒙。二是改革的重点难点不同。本轮改革的重点难点，是在国企大面积已基本走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从国家层面寻找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下，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及国企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构建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市场经济体系和秩序。三是主要矛盾不同。本轮是在新观念、新体制下，如何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企业制度自身的不断调适、修复、完善、提升，以适应市场价值和规律的问题。

记者

在书中我还注意到问题的暴露也和如今国企的国际竞争力有关，中国企业如今频频出海参与国际竞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和短板都公开化了，《重装突围》自始至终都隐藏着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周闻道

从经济角度，世界一体化是必然要求，但地域、行政和不同的利益主体又客观存在。这就产生了矛盾：一是西方发达经济体随着信息化、智能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中等收入人群面临岗位丢失、重返贫困的挑战，进而出现了“重返制造业”的呼声。二是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大量的制造业过剩产能需要外泄，寻找出路。此外，就国企而言，客观上存在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距离，由此决定了责任、责任能力和责任结果的不同一、非对称性。这是国企改革的真正难点。

在这里，中国智慧和实事求是，在国企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企改革侧重于“分”，旨在打破垄断，培育市场，保护消费者。第二轮国企改革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进入买方市场，国企改革侧重于“合”，旨在培育适当的垄断，保护竞争力。《重装突围》最后一章的“中国拳头”“重装出击”“国家经验”等，都专门写了这个问题。

书写是为了唤醒，直面突围是文学的担当

记者

第一轮国企改革催生了许多文学作品，相关题材至今还在影响着青年一代写作，改革包含了关乎职工利益和背后家庭的阵痛，人性、理性、情感之间的冲撞。《重装突围》没有忽视这种在场的力量，用了很多篇幅去书写裁员的生存问题，及对国企员工个体生存处境的关注。这些其实都延续了你之前《国企变法录》《暂住中国》中的文学观念。

周闻道

是的。在场的核心要诣，就是介入现实，关注当下，体察苦难。通过对“五四”以来泛化的小（小品文）、美（美文）散文观的反思与革新，重振中国文学的担当精神。《国企变法录》《重装突围》两书从时间、空间和改革流变上无缝衔接，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国企改革史。而《暂住中国》则是对中国实行了58年、涉及几代数亿人的暂住制度的追问，数以若干亿的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铸就了一个时代的痛。书写是为了唤醒，在场的使命得以实现。

记者

在阅读这部作品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你对经济学专业有着非常熟悉的把握，比如作品中领导任洪斌第一次与二重职工谈话交流时，提到了今后“能上能下、能者居之”的用人机制，随即你将这个机制与英国经济学家的超产权理论联系起来。这样的评述在书中还有很多，在推动叙事与个人评述之间，是如何调节尺度的？

周闻道

国企改革的指向是市场经济，而许多作为深刻体现市场规律的经济学理论，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对于认识改革、指导改革、总结改革都有重要作用。但正如德国诗人歌德借助他的诗剧《浮士德》中所说的那样，“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国企改革本身就是一部最鲜活的经济学。我们学习经济学经典，但又不能本末倒置，囿于经典，核心还是阐释清楚我们改革中的问题。

记者

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近年也在争论关于“合理虚构”的问题，但你在经济领域的研究经验和参与国企改革的双重经历让《重装突围》看似避开了这个写作难题，或者说你尽量让读者意识不到虚构的痕迹。

周闻道

我认为，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必须真实。这是前提。但文学的真实本质上是艺术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毕竟是有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文学类写作都离不开“合理虚构”，包括报告文学。有一种说法我比较赞成，叫做“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在重大的、主体的人物、事件和事实上不能虚构，必需真实。而对个别语境、细节、心理活动等是可以“合理虚构”的，这不仅不影响整体的真实，反而增加艺术的真实。这里的“合理”，就是其虚构必须符合生活真实的逻辑。事实上，《重装突围》的人物、事件、数据等，都经过了“国机”和“二重”有关职能部门反复认真核对，非常真实。而在一些人物事件场景等的叙事还原上，难免有合理虚构。

记者

这部作品在今年还提供了另一层思考，在全球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国企实体更加起到了稳定和支柱作用。这次写作经历，也让外界看到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自我更新路径。

周闻道

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和反思，就是我们的制度自信。自由民主和集中统一是一对矛盾，关键是掌握好度，任何偏颇对社会治理都是有害的。特别是在应对像新冠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可以说，这是我们向世界提供的又一个成功有效的中国经验。

记者

近些年有一些纪念改革开放的非虚构文本出版，突显了大国工业发展之路，但大部分依然着眼于早期国企改革，介入当下现场的还是较少，你认为对写作者而言难点在哪？

周闻道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改革文学如影随形，始终在场。但真正全方位、立体性、非虚构的工业题材文学很少。主要原因，一是正如作家阿来所说，工业题材写作具有非经验性，写作难度较高，不仅需要文学的知识，还需要工业、经济学、行政学和官、商等方面的知识和体验。这就决定了对作者的选择性。二是矛盾的复杂性。特别是当下高端国企改革，涉及到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人物、事件，矛盾复杂，利益交错。正因为难，才要为之。作家和改革文学的使命，就是要敢于破解时代大题。

第三届进博会上，国机集团邀请到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4家参展商，参展面积约5000平方米。其中，西班牙尼古拉斯克雷亚集团带着总重86.7吨的龙门加工中心（FOX-60）参展，是展区内重量最重、体积最大的展品，也是该产品在亚洲的首次亮相。

记者

我想到，下一个需要破解的时代命题或许是走向海外并购之路的国企，变成全球化企业之后，是另一种形式的“重装突围”。

周闻道

在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下，包括国企在内的大企业、大集团，“走出去”是必然趋势，也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不可回避的问题。当前真正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面临的危机，即前面谈到的“重返制造业”，与我们的产能输出的对立；及霸权主义思想下衍生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让既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格局面临挑战，解构与重构都会矛盾重重，不确定因素很多。

针对这种挑战，中央提出了扩大内循环战略，就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国企结构性重整，形成若干“中国拳头”，让能走出去的企业坚实地走出去，实现发展目标。同时，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口及市场优势，让走不出去或不利于走出去的企业，在内循环中实现发展目标，进而重构中国科学的产业体系、完整的内需体系和合理的市场格局。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作家画像 郭天容 /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