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生 | 做一个大写的“学术人”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负责人推介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邱耕田教授，先后主持过3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2014年，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科学发展研究”结项后就曾获得过优秀等级；2020年7月，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整体性发展研究”再次获得优秀。3项课题2项优秀，在中央国家机关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中表现突出，《学习时报》将他个人的治学情况刊载，以更好引导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推出。
邱耕田，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较有学术影响力的观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出版个人专著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报刊发表文章150余篇。
塑造鲜明的学术形象
何谓大写的学术人？一般而言，是指学术人格闪亮、学术追求执着、学术特色醒目、学术成绩突出的人。大写的学术人在学术身份上要有高大鲜明的学术形象。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存在着“学术符号”现象，即当我们一提到某位学者时能立刻想到他是研究什么的，或者一进入到某一研究领域能立即想到该领域的代表人物是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形象”或“学术符号”现象。学术形象是学人或专家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形成的集学术方向、学术成果、学术影响力于一体的“学术身份”，它是一个专家特有的东西，因为专家即专门研究之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形象才能称为某一领域的研究专家。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在“发展学”的田园里已经耕耘了将近30年。发展学是一个上接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下接具体的发展实践的“中层”或中观研究领域，它立“地”触“天”，大有可为。当然，我研究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采取的是先具体后综合、先感性后理性的研究进路。最初我是从人口因素、生态因素入手关注社会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此后，在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启发下，我又有意识地对整个现当代人类的发展活动进行哲学意义的反思和探讨，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步入了对发展哲学的关注研究，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分析框架和语境氛围中，分别从发展美学、发展伦理学、发展代价学以及科学性、整体性等领域和角度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深入具体的探讨，从而形成了形象鲜明、特色醒目的“学术符号”。
正如社会发展是可持续的一样，发展学的研究无疑也是可持续的。于我而言，对社会发展的研究注定是一生的事业。一个人专注于一个目标，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并取得些许成绩，足可聊以慰藉了。今后，我将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侧重关注社会发展的复杂性问题。社会是复杂的，换言之，“社会复杂性越来越大，越来越深，非零和越来越多”。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当然存在着发展的复杂性，与其说，这种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的复杂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勿宁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它使得人类社会的演进既具有确定性，更具有不确定性。因而，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高度关注发展的复杂性问题，包括要探讨社会发展复杂性的涵义、本质、规律、表现、依据、机理、成因、对策等问题。
秉持强烈的问题意识
一切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在推动学科建设的前提下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此，学者们要以“学术”为武器或工具去关注现实，捕捉来自现实并需要学术予以解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谓以“学术”为武器，是指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的理论分析工具或分析框架，透过现象看本质，对现实问题进行诸如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的认知，以助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积极地发展变化。就我所从事的发展学研究来看，发展学是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一门学科，它本身就是在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召唤下产生的，因而在发展学研究中要有所收获，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须知，现实问题是学术研究的感性素材，问题意识是学人进步的根本动力。
有人说当今人类坐困愁城，这其实是因为人类在发展中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学对此当然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要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学，就不能不对当下严重的发展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予以深入探讨和追问。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都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危机相提并论，普遍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造成生态危机的“价值罪魁”而使其成为了备受挞伐的“精神对象”。但我在研究中发现，人类中心主义本身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人类的所作所为当然要以自我为中心，如在进行宇宙观察和认知时就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人“类”导致了生态危机，而是当今人类的某一部分、某一些成员导致了生态危机，企图用抽象的“人类”来揭示生态危机发生的真实原因，这显然具有“文不对题”“隔靴搔痒”的意味。其实，人类中心主义并非以全体人类为“中心”的“主义”，它只是打着人类利益至上的幌子，实质是群体中心主义或少数人中心主义，一些主体所谓的“人类利益”只不过是少数人或国家群体利益的放大。也就是说，不是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发展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而是自我中心主义包括国家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等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发展问题。
一个学者不仅要积极追问现实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还要从学术角度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思考。现实提出问题，我们就是学术的“答卷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出了相当强烈的高代价性和丑陋性，而丑陋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社会发展在价值品质上存在着重大甚至致命缺陷，即在总体上人类社会呈现出了互害型发展的态势，这种发展造成了或贯穿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为了克服这种相互伤害，在发展模式上就要超越互害型发展，构建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互利型发展的模式，即我们所设定的发展目标、选择的发展手段和追求的发展结果等要体现互利互惠的价值性能，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的物质和精神和谐共同体只能在互利型发展中得以有效建构。
富于追求卓越的精神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功申报难，做好了获得优秀就更难了，我3次申报，有2次获优，对此，从方法论角度看，我有这样几点体会。
最好在自己具有深厚积累且长期坚持的研究方向上选题。学术人的高大学术形象，既要靠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打造，还要靠科研课题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撑。如果一位学者能在自己长期积累的学术方向上接力选题包括积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一方面会极大提高课题申报的命中率，另一方面也会取得高质量的结项成果。因而从事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一个总的原则或前提性条件，就是尽量在自己擅长、熟悉并具有深厚积累的领域选题，这样的研究才能充分发挥优势，才能有深度。我所申报的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都是围绕着社会发展方向定题目，前后呈现出了高度的关联性和递进性。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所获得的社科基金项目。长期以来，人们在课题申报上，普遍存在重申报、轻完成的现象。事实上，申报成功只是课题研究的第一步，而且还是很小的一步，第二步是取得若干阶段性成果，最后一步则是要整理成册，完成具有一定篇幅和较高质量的结项报告。基金项目是个人学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个侧面体现或反映着学术人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态度，因而当课题申报成功后，务必要高度重视对所申报项目的研究工作，争取按时提交一份高质量的结项报告。
高度重视阶段性成果的研究和发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最终一般都要变成专著出版，这种专著基本上是由若干具有相对独立的章节构成的，它们完全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而要发表的这些论文就是我们所说的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阶段性成果不仅是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的长期要求，还体现了研究活动获得了经过学界业已认可的质量和水平。对于基金项目结项成果水平的评价，不仅体现在几位匿评专家的意见中，还体现在所发表的若干阶段性研究成果上。概而言之，要想获得良好乃至优秀的评价，必须高度重视阶段性成果的写作和发表。这种重视表现为，要积极追求多发特别是发表后的转载和获奖。我的3个项目都发表了系列阶段性研究成果并斩获多项奖项。这些阶段性成果充分展示了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质量，对于传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影响力和提高个人的学术知名度、美誉度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开展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研究中，我们务必要着眼于不断取得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最后在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出具有较高质量的最终的结项成果。
完成具有较高质量的结项报告。课题成果获优，既要看一系列的阶段性成果，还要看最终的结项报告。结项报告要能“打动”匿评专家，让他们予以好评，获得他们的充分认可，就要设法使我们所提交的结项报告具有一定的篇幅，在结构上要有内在完整的逻辑，注释和参考文献准确无误、符合规范，特别是在所完成的结项报告中，要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是通过一系列的观点、论断等体现出来的。例如，我在“科学发展研究”的结项报告中，针对亨廷顿提出的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发展模式的博弈，文明或文化（亨廷顿常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只是外在的、标签性的东西，只有现实的发展及其发展模式才是内在的、根据性的东西，文明只是从文化的层面反映并影响了这种冲突。这一观点曾获匿评专家的高度赞同，他们甚至要求该成果尽快出版，以起到澄清谬误的作用。再比如，我的“整体性发展研究”的结项成果，由于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前沿性或创新性的观点，因而获得了匿评专家的高度认同，他们认为“书稿在许多方面具有极大的创新，在一定程度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理论空白”，“把学术界关于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等。可见，学术创新对于确保研究成果的质量、获得学界的赞同具有根本的支撑意义。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