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金融学前沿论文速递”第1006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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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英美经验与中国思路
服务业发展“抢夺”了制造业技能吗？——来自中国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趋势冲击、流动性约束与中国经济波动
公共经济与管理
税收治理现代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纳税信用评级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交易策略能提高社保基金投资绩效吗？
专题讨论·二孩政策
二孩政策对家庭二孩生育与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考察
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公共养老金的影响研究——基于内生增长的OLG模型
专题讨论·外部冲击与企业杠杆率
要素市场联动：最低工资与企业杠杆率
汇率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
财务与会计研究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缓解融资约束
企业金融化的传染效应研究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0年第12期
伍抱一（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伍山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基于“普世价值”，英国和美国分别从19中叶和20世纪中叶开始以目标为导向构建世界经济；基于“共同价值”，中国在新时代以理念为导向开始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思想脉络分析表明：（1）英国以“有形”和“无形”的帝国主义构建世界经济，其单边自由贸易具有内生脆弱性。（2）美国以新殖民主义构建世界经济，采用控制国际货币与贸易、管制出口、国内法的国际化执行等手段攫取霸权利益。（3）中国以平等、开放、包容为前提，以改革、创新、合作、竞争为动力，以公平、公正、共商、共建为原则，以普惠、联动、协调、平衡为辅助，以互利、共享、共赢为目标，以繁荣与和谐为愿景，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契合了时代发展新需要，将得到高度认同和积极参与。（4）中国在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时，必须引入对等原则和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以保证其有序运行。（5）中国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是一项宏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服务业发展“抢夺”了制造业技能吗？——来自中国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0年第12期
铁瑛（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
崔杰（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文章基于服务产品跨地域运送更加便利的特性，重新构建了城市可利用服务业发展指标，并利用经济普查数据库中技能细分劳动力信息，考察了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提出并证明了服务业发展所产生的“分工效应”和“竞争效应”，从生活品质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竞争效应”的内在逻辑，并提出克服“竞争效应”的可行方案。研究发现，对于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越高的行业中的企业，服务业发展对其技能结构的负面影响越强。这一负面影响既表现在制造业企业通过引入专业中间服务品，促使分工深化，使得技能劳动力从制造业自然流出，即服务业发展的“分工效应”；也表现在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人才竞争，带来制造业企业技能劳动力的非自愿短缺，即服务业发展的“竞争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生活品质对技能劳动力就业有显著影响，城市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缓解服务业发展的“竞争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专业服务产品进入制造业产品分工是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性不匹配，防范潜在的“产业空心化”问题的关键举措；同时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关键期，政府通过公共产品提供和基础设施配套是帮助制造业企业吸引技能劳动力，保持竞争力的可行方案。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0年第12期
胡永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苗恩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显示出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呈现出许多独有特征，需要从新的视角进行分析。文章将中国经济波动与制度变迁相联系，构建了包含具有持久效应的趋势冲击和流动性约束的小国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波动特征，识别了经济波动背后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对经济波动影响短暂的周期冲击和影响持久的趋势冲击都显示出逐渐衰减的趋势，从而经济波幅逐渐缩小。由于趋势冲击的影响下降更快，周期冲击逐渐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税收治理现代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纳税信用评级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0年第12期
冀云阳（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高 跃（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其微观效应是实现税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基本前提。文章以企业纳税信用评级这一现代型税收治理措施为例，将其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了税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这种影响对非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更大企业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以上积极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投资效率和发挥企业治理效应来实现的。上述研究结论为理解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肯定了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改进现有税收治理措施提供了政策参考。未来应注重发挥柔性激励征管措施的协同治理效应，进一步完善纳税信用评价制度，提升税收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0年第12期
唐大鹏（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东北财经大学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
吴佳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保基金市场化、多元化运营，这对基金投资绩效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现有研究尚未从多元化的差异投资模式视角来分析市场化投资交易策略对社保基金投资绩效的影响。文章采用2003−2018年社保基金持股季度数据，区分政策导向下社保基金会直接投资和效率导向下市场机构承担的委托投资两种投资模式，深入探讨了交易策略对社保基金投资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总体表现看，惯性策略降低了投资绩效，反转策略则提高了投资绩效，即“随波逐流”降低收益，“逆势而动”提高收益；在直接投资模式下，仅表现出反转策略的绩效提升作用，但在下跌行情中因市场发现能力不足而不再明显；在委托投资模式下，无论在何种行情下，影响效应均与总体表现一致。可见，社保基金会更加倾向于遵循国家政策，惯性策略未带来损失，反转策略则能带来收益，表现较为稳健；而市场机构则更加倾向于与市场判断和行情走势一致，在获得反转策略收益的同时，也承担着惯性策略的损失。进一步区分短期交易绩效和长期持有绩效后的检验同样证明了上述判断。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交易策略影响投资绩效的理论成果，并为规范多元化投资模式下交易策略进而提升社保基金投资绩效提供了经验借鉴。二孩政策对家庭二孩生育与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考察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0年第12期
汪 伟（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市金融信息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杨嘉豪（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 坤（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徐 乐（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孩政策是中国促进人口结构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数据，文章评估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生育与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单独二孩”政策对单独家庭的二孩生育行为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单独遇冷”的学界共识；（2）“全面二孩”政策对非独家庭的二孩生育产生了微弱的影响，政策实施后，非独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相比政策前的所有家庭都提高了约2.3%；（3）“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非独家庭的消费产生影响，但是“全面二孩”政策显著降低了生育二孩的非独家庭的消费；（4）从家庭消费结构来看，生育二孩的非独家庭的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明显下降，但是生存型消费并没有明显降低；（5）房贷对生育二孩的非独家庭的消费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全面二孩”政策主要影响生育二孩的低收入非独家庭和“体制外”非独家庭的消费，对高收入非独家庭和“体制内”非独家庭的消费则没有影响。文章的研究为评估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公共养老金的影响研究——基于内生增长的OLG模型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0年第12期
姚海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
洪雅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
邓 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
张 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
我国社会老龄化特征日益凸显，对于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我国而言，未富先老这一话题格外沉重。在退休人口规模日益庞大、新生人口大幅降低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急速上涨，我国养老金事业面临着收支不均衡的严峻挑战，公共养老金事业也面临着巨大压力。为应对上述困境，我国在2016年出台了“全面二孩”政策。然而，全面二孩政策对于我国公共养老金管理的具体效果有待研究。因此，文章首先考虑了双向利他因素：赠与（赡养）和遗产，并由此得到子对父的代际净转移率，用以衡量家庭养老情形。其次在居民个人部门引入养育子女成本因素，由此建立了双向利他和内生增长的世代交叠模型，对该模型进行平稳增长路径分析，可以得到出生率与代际净转移率、人均有效产出、企业缴费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求出了全面二孩政策下企业缴费率的最优选择区间，并基于理论层面研究得出：全面二孩政策鼓励了代际净转移，有助于缓解我国养老的压力。此外，文章对个人与中央计划者最优效用下的均衡解答分析后发现：社会最优配置的公共养老金对居民家庭养老支持有着更高的需求。最后，对如何缓解公共养老金压力提出了相关建议以及进一步展望。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0年第12期
宫汝凯（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改革的逐步推进，政府逐渐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和对劳动力的保护，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均呈现持续上涨的态势。基于要素市场的联动性，作为一种重要的劳动保护政策，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可能会对企业的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文章将最低工资、资本深化与企业负债融资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综合运用200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城市最低工资以及经济发展数据系统探讨最低工资标准变化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最低工资对企业杠杆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低工资每上升1单位标准差，企业杠杆率将平均提高1.77−2.11个百分点，且这一效应在2004年之后、东中部地区和长期杠杆率样本下尤为显著。（2）最低工资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在劳动密集型城市的企业样本下更为显著，且最低工资对企业资本深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别间接和直接地佐证了促进企业资本深化是最低工资推高企业杠杆率的主要机制。（3）考察企业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正向效应在非国有、规模较大和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样本下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探讨劳动保护政策对企业负债融资决策的影响提供了全面和细致的经验证据，从而丰富和拓展了“劳动与金融”这一新兴领域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研究。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0年第12期
司登奎（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赵 冰（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刘喜华（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李小林（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在宏观经济下行阶段，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逐渐凸显，非金融类企业的杠杆率居高不下俨然已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所在。文章利用2003−2018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分析了汇率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驱动逻辑，并重点考察了其中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汇率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倾向于提高企业杠杆率，且汇率政策不确定性每增加10%，企业杠杆率则平均增加20%；在替换核心指标、改变模型设定和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在融资约束较低、涉外业务、低生产率和低成长性的企业中尤为凸显。机制分析则表明，汇率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引发国际资本流动、降低投资效率并加剧风险承担而提升企业杠杆率，且国际资本流动占据主导作用。上述研究结果说明，汇率政策的频繁调整会对企业去杠杆造成不利冲击，因此当前的汇率政策调整，应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合理预期，充分发挥各类政策的联合调控作用，从而完善汇率政策调控体系并弱化政策不确定性的形成机制，以利于结构性去杠杆并防范系统性风险。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0年第12期
邓博夫（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陶存杰（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吉 利（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自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精准扶贫中，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企业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动力开展精准扶贫呢？以融资约束为场景，文章检验了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是否可以促进社会经济资源更有效地分配。实证结果显示，参与精准扶贫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相对于参与其他类型精准扶贫的企业，以上效应在参与产业发展脱贫，特别是以银企合作形式参与产业发展脱贫的企业中尤为突出。进一步研究显示，无论参与哪种类型的精准扶贫，企业都将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信贷支持和政府补贴），从而缓解其融资约束。然而，参与不同类型的精准扶贫，企业获取经济资源的内在机制却不同：对于参与产业发展脱贫的企业，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同时存在；而对于参与其他类型精准扶贫的企业，仅存在资源效应。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并不必然意味着效率的损失，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特别是产业发展脱贫可以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福利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