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光不了情(上)（下）——訪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永遠榮譽會長張高賢
作者秦惠玉，筆名泰鋒。曾任香港《新報》、《香港經濟日報》港文版編輯，《奇聞雜誌》副總編輯。泰鋒是原輕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梁靈光之弟梁華光之媳婦。《國光不了情》2003年底發表於《奇聞雜誌》，2004年10月輯入作者著作《尋龍點睛――泛珠三角精彩人物綠》。
文字的傳播力、影響力、親和力無遠弗屆！認識張高賢先生是從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編輯的《思源》一書開始，談起來還真的有段緣。
記得半年前，我在泉州黎明大學舊同事方航仙教授家中作客，偶爾發現其茶几上有一本《思源》的書，便信手拿來翻閱了一下。該書宣揚新加坡華僑李光前1943年創辦福建南安國光中學的事蹟，深受感動。我不禁想起年前香港的堂伯父、大熱心家梁良鬥先生（曾捐建家鄉學校逾三千萬元）曾勸我放棄香港的工作，回泉州黎明大學服務一事。而且《思源》中又有一篇文章是介紹我認識的、曾經參觀過他深圳工廠的戴明瑞先生，使我很想從另外一個角度再去瞭解這個謙遜的實業家，於是我向方教授借了《思源》這本書回宿舍看，直至回港前才還給他。
當時我就覺得出這本書很有意義，策劃者既是個很感性的人、又是個有頭腦，有文化修養的人。但是要編成這本書殊非容易，因為我也熟悉香港社團、校友會的運作情況。心想要組織那麼多人寫文章，而且又印得那麼厚，料想該校友會應有常務的機構、專人在負責的，必定花了不少時間、精力和金錢的。於是我對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有這樣的慧思、魄力及凝聚力刮目相看。
就是這個機緣，讓我見到了《思源》的幕後策劃者，真該套用名作家柯藍先生說的一句話「緣到深處自然成」。 前不久，我應文壇前輩張詩劍先生的邀請，參加香港文化促進總會的雅集，忝列未席，見到了素未謀面的李遠榮先生《思源》的總編輯，這是其一緣也；其二是不久方航仙教授又為寫書之事來港，在方的邀請下，我參加了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的宴請，才一睹了《思源》的倡議人，實業家張高賢的風采，果然一如我想像中的精明果斷兼感性。席間談起《思源》，才知道始作俑者是張高賢。第三緣是談到他在國內時受到反右、文革及政治運動的衝擊，張高賢無不感慨地說，象他這樣的小人物在那個時代算得了什麼，在廈門時見過梁華光被整得不成人樣，做省長的梁靈光都保護不了自己的弟弟，那才是可憐！想不到張高賢還認識家翁梁華光，並知道其一些情況。由於家翁早已作古，我不知道其在廈門的情況，過後張先生畫了一張家翁在廈門居所的草圖傳真給我，才讓我對家翁在廈門的生活有些零碎的感知。也許是張與家翁「同是天涯淪落人」，因此筆者對張先生甚有親切感。
二〇〇二年十月於母校國光中學隆重舉行《思源》首發式。左起：黃國棟、黃飛躍校長、戴方、（嘉賓）、巫庭光、（嘉賓）、潘金源、 張高賢、戴建國、（嘉賓）、葉順忠、黃文法、林智育、（嘉賓）
國光不了情(下)
捧讀張高賢先生寫的自傳《一代人》前半集草稿，我感受到他對國光中學有著濃得化不開的情緣，國光有他的情愛、他的苦樂、他的悲痛，也有他的失落、他的無奈，但流露最多的是他的感激及懷念。雖然張先生自稱只讀了四年中文，（他在大馬是讀英文小學的，在國光只讀了兩年初中），但是他的中文寫作能力不俗。筆者拜讀後的感受是「您的故事很精彩，加上文字表達流暢、故事描述清晰，段落銜接自然，文章結構緊湊，時空交錯有序。更可貴的是，字裏行間流露出來的感情真摯感人，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也是該書最吸引人的地方。我敢肯定您也是一個出色的作家！」張高賢在《一代人》中談得最詳細的、落墨最多是國光中學的生活以及他身邊的那些國光校友。其實陳懋強先生寫的《國光與我——張高賢校友訪談錄》一文，也證實了他那濃厚的國光情意結，因為他們六個粵籍海外孤雛全靠國光哺育成長，其中有四個就是與國光的校友結婚的，他的夫人就是國光人，而鼓勵他開拓商業，走上成功之路的也是國光校友，……總之，他的一生離不開國光，國光是他的血脈，是他恩同再造的父母。正如他自己說的「國光養育了我和兄妹，這一點我們永遠忘不了。如果不是國光，不僅僅是讀書不容易，就連生活都有困難，誰能養我們呀！」原來《思源》與《湧泉》之名還蘊涵著他對國光母校「飲水思源、湧泉以報」的深摯感情。
然而國光對他來說又是殘忍的、傷感的，也是他一生的夢魘，他飽受了政治運動的煎熬，學業優秀卻不能上大學、追求進步卻不被認同，連入團宣誓也達三次之多，原來他在國內飽受歧視就是與國光的一段經歷有關……。
他的傳奇人生就是來源於國光，國光有他一段「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不了情！
談起張高賢與福建國光中學的不了情，筆者不禁想起了國內一首兒歌——《蒲公英的種子》：「我是一顆蒲公英的種子，不知道歡樂和悲傷，爸爸媽媽送我一把小傘，讓我在天地間飄蕩……」。其實張高賢的不了情的就是一段蒲公英尋找棲生地、尋找夢鄉的故事。
對一個廣東大埔祖籍、馬來亞出生、從小念蕃書的少年張高賢來說，中國只是課本上讀到的「揚子江」一個名詞，既十分遙遠、又十分陌生，也不知道「唐山」原來就是中國人口中的祖國，更不知道福建省在何地、是何樣，甚至更想不到南安的國光中學日後會與他及家人扯上關係，並在那裏「繁衍」出了他們的愛情、他的家庭、他的事業……。真是鬼使神差、造物主弄人！
張高賢生於革命家庭（他是2003年寫自傳《一代人》才知道乃父的光榮歷史），其父張高友（1900-1953) ，1925 年入黨的大埔早期中共黨員。其間，閩西蘇區主要創始人張鼎丞（永定金砂人）於1927年在大埔太寧經饒龍光、張高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張高友曾任大埔縣附城區工農革命政府主席，中共大埔縣委委員。1923年創辦了太寧公學，成立了大埔縣最早的農會和農民武裝。後因大埔革命處於低潮，黨組織發出了“各人根據自己的環境和情況隱蔽疏散”的指示。1928年秋張高友赴馬來亞，易名張公達，以教書和開藥房為掩護，參加當地的革命活動。期間創辦學校，任董事長、校長，執教鞭，弘揚中華文優，造福華埠。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協助赴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羅明、肖雋英、徐鹿琴等國內革命志士募捐革命經費。
可惜張父英年早逝，留下了孤寡妻小七人，當時張高賢六個兄弟姐妹，最大的哥哥十八歲，最小的妹妹才八歲。母親還是位從小未離開過馬來亞的華僑，也不知道唐山是何樣。然而為了實現丈夫臨終的囑託及養大六個孤雛，她義無反顧地率領全家遠渡重洋、翻山越嶺踏上了中國大陸，回到廣東大埔丈夫的祖家，開始了他們掙扎求生的卑微生活。從未做過農民的張母及年幼的妹妹，要起早摸黑上山割柴草、放牛、挑水、種菜、生活艱澀，多月不知肉味，還要忍受得不到未曾謀面的父親族親的支持和關愛，甚至妹妹要失學鄉村。那時窮得叮噹響，張高賢曾到廈門火車站拉板車、送煤炭，賺取一天九角錢的生活費，甚至賣掉嘴上一顆金牙，……，其中的辛酸、苦難，是筆墨難以描述的。
回國伊始，張高賢及其兄妹的命運就註定要象蒲公英種子那樣顛沛、流浪，生活無著落。命運驅使他們到處尋找「救生艇」，終於在祖國的護僑春風的吹襲下，在李光前興學的恩澤廣被下，福建國光中學敞開了她那寬容偉岸的臂膀，接納了弱小無助的「蒲公英的種子」，張高賢兄弟不但獲助學金，讀書無憂，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連三個妹妹也獲准來到，兩個妹妹還被排在李光前先生創辦的國專小學讀書，成為國光中學的特殊寄宿生。張高賢深深體會到了國光中學對他一家有如恩同再造的父母。談到國光，張高賢無不感銘肺腑，深深感謝國光中學、感謝國光的師友、感謝校主李光前先生。
所謂「兒不嫌母醜」，張高賢濃烈的報恩之情下已不記取國光中學對他所作的種種不公。一九五七年他講真話，時任學生會文體部長的他不知怎的變成了參加「反革命小集團」，被國光宣佈「留團察看」，這個「莫須有」的帽子，差不多扼殺了張高賢一生的政治生命。其後，他雖以總分第一的優異成績考上位於廈門福建化工學校，又因為「誣衊『三面紅旗』，說人民公社的豬瘦得像貓一樣」，還「協助」一個同學偷渡出國，的「罪證」被開除團籍。每當廈門有反動標話出現時，他就成了公安局的「座上客」……甚至還被貼上「特嫌」的標籤，那是張高賢最揪心、最憂鬱的日子。國光那段「參加反革命小集團」，「留團察看」的歷史入了檔案，成了他政治上無法逾越的「五指山」，和不時要被人翻出來諗的「緊箍咒」，他也恍然大悟，即使他再努力都是白費的，「黑底」永遠都抹不去。按照國內幹部體制，中專畢業理應享受幹部待遇，但他卻是個工人編制，而且還先後被分配到最苦最累的廈門橡膠廠，廈門鍛壓廠，做最危險、最骯髒的煉膠工，鍛工……。他積極追求進步，成了後來四清運動的骨幹時，雖然他又獲准重新入團，但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時，再次被翻舊帳，抓去關了八十天，其間接受“文武教育。”
在國內，他積極抗爭改寫命運，但命運總與他作對，直至一九七四年他到香港後，命運之神才對他眷顧有加。雖然起初他也很窮，住過木屋、收容所，安置區，當過空運公司的搬運工、洗過牛仔褲、當過制衣廠雜工，但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機靈的頭腦，加上良好的英文基礎，令他很快翻身，來港三年多就當上了制衣廠的廠長，享受高薪厚職、受人擁戴的風光日子，簡直與經常受壓的國內時判若兩人。但是胸懷大志的張高賢並不滿足，又是在國光校友巫庭光、紀澤光的協助下，合資辦了第一間貿易公司，銷售中國的土特產品和食品罐頭等。
腦筋轉得快、兼眼光獨到的張高賢又瞅住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龐大市場，做起當時別人認為不可為、行不通的冷門生意——檔夾，那時保守的人認為檔夾這東西，人們需求少，廈門、汕頭都賣不動，更不用說其他地區了。但張高賢偏認准就幹，不跟潮流，想不到一鳴驚人，獲得了空前的成功。當時他進口了一進二十呎的貨櫃，很快就賣完了。接著他又經營和生產膠粘帶系列的包裝材料，如透明膠紙、雙面膠紙、封箱膠紙、電工膠布等，由於當時很少人經營此類市場很大的膠帶生意，競爭少利潤高，掘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期後競爭激烈，利潤有限時，張高賢見好就收，放棄經營了八年的生意，還破釜破舟賣掉香港的寫字樓及廠房，改生產塗改液，又「捕捉先機」再次喝到了「頭啖湯」。後來跟風的人越來越多，他意識到不能吊死在一棵樹上，就一面開發新產品，新款式、新包裝。單是塗改液的筆嘴就有塑膠嘴、鋼嘴、走珠嘴、塑珠嘴、毛刷型、海綿型。品種又分學生型、辦公型、工廠型等五花八門，他經常從包裝、款式、大小、工藝等方面去改進，總是走在市場的前列。他最欣慰的是近幾年其塗改液的出口量一直穩居全國首位，而且其品種款式一直處於領先地位，看到一些廠家一直跟在他的尾巴跑，他除了感到刺激、興奮外，還甚有滿足感！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商業成功後的張高賢最想做的是反哺國光母校，考慮到校主李光前後人有龐大財力以及李氏基金會的恩澤，張高賢認識到組織參加校友會、擴大國光的社會影響力最為有意義，是頌揚李光前先生「取諸社會、用之社會」的義舉和博愛精神最行之有效的途徑，他除出錢出力支持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外，還投入大量的心血，甚至發動分散在東南亞的國光校友也組織當地的校友會，互訪聯誼，更歡迎傳媒、文人做客，其用心可謂良苦。
當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陣容鼎盛、碩果豐厚（出版《思源》、《湧泉》兩本書）之際，張高賢光榮地從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會長一職功成身退，現在他又開始另一項光大國光及推崇李光前的大事，即加入「國際儒商學會」榮膺為常務副會長，加入「李光前國際研究會」任常務副會長一職，崎繼續他那執著的「崇頌校主恩，緬懷哺育情」的不了情。
2003年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