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中路1110号东湖宾馆7号楼

上海东湖宾馆7号楼，位于东湖路7号（淮海中路1110号），建于1925年。主楼是一幢三层法国式的别墅，二十世纪50年代苏联驻沪商务办事处曾设于此，现为东湖宾馆别墅区。

法国文艺复兴式花园住宅。建筑二层，南立面原为二层廊道，带有巴洛克式、双壁柱等装饰。部分立面为清水红砖墙，窗檐和窗台出装饰为水刷石制作。

该建筑体量较大，室内装潢考究，建筑南面有宽广的花园。据说该建筑原为亨利地产公司老板的住宅，五十年代前苏联驻沪商务代办处曾设于此，现为东湖宾馆7号楼。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市级建筑保护单位）。

该建筑双壁柱，清水红砖，法国制式。它是法国文艺复兴式的花园住宅,原为两层,后来加了一层变成三层.是上海市重点保护的文物。

主楼是一幢三层法国式的别墅，坐落在一座三角形的大花园内，并有酒吧、中西餐厅、舞厅等；七号院内设有室内游泳池、健身房、桌球房等设施。宾馆内环境幽雅，花木丛生，景色宜人，处处显示出高雅和温馨。

1972年，它是上海公报的秘密谈判场所之一，尼克松和周恩来在此会晤。APEC会议时，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选择在此开派对。2002年5月29日，高级会所餐厅“大公馆”重新开业。

   

有几幢副楼

记者 杭晓琳 实习生 余幕佳 上海报道

　　20世纪30年代，

　　上海滩大亨杜月笙收到了一份厚礼，

　　门人送他一栋东湖路上的公馆，

　　如今这段历史却同时被安在两个老洋房上。

　　两个不同的公馆拥有同一个身世，

　　但，真相只有一个。

　　每年6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上海的“申遗”纪念日(申请世界遗产)。今年6月10日，作为主要的纪念活动，上海市房地局将在这一天展示一本名册，内容为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此次终于榜上有名的东湖宾馆，其建筑特色不算很出彩。它的胜出，完全仰仗了那段历史：1934年，一位承包航空奖券获取了暴利的生意人，耗资30万美元兴建了这座花园住宅，赠于当时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杜月笙。

　　杜月笙是旧上海黑社会的头号代表人物，而东湖宾馆的前身，便是这“杜公馆”。

　　不过，除了研究建筑的专家及一些热衷于老洋房的人之外，绝大多数的上海人有些犯晕，因为同样的一段历史被完整地用到了两座建筑上——东湖路70号的东湖宾馆和东湖路7号的大公馆。

　　许多上海人为“大公馆”这个名字给出了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由来，在上海本地方言中，“杜”与“大”同音，所以，这“大公馆”自然就是“杜公馆”。

　　一个前世，两个今生

　　上海的东湖路，长约三四百米，“大公馆”位于路的南端，东湖路7号。这座藏于高墙浓荫之中的公馆，异常神秘，谁住在里面？谁是它的主人？无人知晓。

　　四年前，这扇沉重的铁门被徐徐开启，“大公馆”以高档餐厅的姿态，开始了每天迎来送往众食客的生涯。至此，人们才得以视其全貌，并对它的历史略知一二。

　　在“大公馆”的官方网站上，明白无误地记录着：1921年，一位常年从事跨国经营与贸易的犹太商人RayJoseph出资兴建了“大公馆”。据传30年代初，当时上海闻名的大亨——杜月笙手下的门人因承包“航空彩票”获得暴利，便以重金购下“大公馆”献给杜月笙(时称“杜公馆”)。

　　记者与所有的上海人一样，从“大公馆”开张之日起，便对此深信不疑，直至遇到了薛顺生老先生。

　　薛顺生原是上海市房地局的高级工程师、社科院的副研究员，十多年前，他作为房地局的代表，参与修订了《上海住宅建设志》、《上海房地产业志》等行业志。此后，他又编著、合著或独立著述了二十多本书籍，内容均与上海的老建筑有关。

　　拜访薛老先生前，记者曾表明，希望了解东湖路上那座杜月笙公馆的历史。见面后，薛老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妥的资料，交与记者。

　　资料的第一段写着：金廷荪承包航空奖券获取暴利后，花30万美元建造了这座富丽的花园住宅，为讨好杜氏而赠送。

　　而资料的最后一段写着：1950年，改作中共华东局东湖路招待所；1954年改为中共上海市委招待所；1982年改为东湖宾馆。

　　东湖宾馆坐落于东湖路70号，与“大公馆”隔街相望。两所房子有着同一个前世？金廷荪到底将哪所房子赠与了杜月笙？

　　真版杜公馆

　　弄清楚这个问题，费了不少时间。记者表明，需要了解的是东湖路7号的“大公馆”，而非70号的东湖宾馆。薛老则坚称，东湖路上的杜公馆就是东湖宾馆，“那个'大公馆’，与杜月笙没有关系。”

　　随着薛老的叙述，东湖宾馆的前世，像一部倒带的老电影，缓缓呈现。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为开发财源，趁着“航空救国说”盛行，推出一种“航空奖券”，并交由杜月笙包办发行。而杜又将这机会送给了自己的门人金廷荪，并帮助金包销航空奖券，让金发了横财。金廷荪知恩图报，耗资30万美元，于1934年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建造了一幢花园豪宅，送给杜月笙。

　　新公馆主楼陈设均为法式家具，餐厅、客厅、宴会厅风格古朴典雅，体现了中国南方的庭院建筑风格，恰好与爱穿长衫的“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杜月笙的身份相吻合。

　　杜月笙接受了这份厚礼，根据他的设想：底层客厅平时做会客用，宴请兄弟时可容纳50桌筵席，而东厢房做账房用，西厢房做大菜间。

　　“杜月笙这个人，非常喜欢请手下弟兄吃饭。”薛顺生与杜月笙是同乡，都出生于上海浦东的高桥镇。在那里，但凡上了年岁的老人，都能说些杜月笙的轶事。而杜月笙在高桥镇人的心目中，是个功大于过的了不起的人物。

　　杜月笙本人非常喜欢这座花园住宅，并打算举家迁入，他甚至将四位夫人的居所也安排妥当：二楼供二夫人陈帼英居住；三楼给大夫人沈月英居住；主楼西边一幢小洋楼供三夫人孙佩豪居住；东边一幢小洋楼给四夫人姚玉兰居住。

　　可惜，当杜月笙准备搬入新公馆时，恰逢“八·一三”事变爆发，杜月笙逃往香港，所以，这幢新公馆，他的主人一天也未入住。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汉奸吴绍澍曾在此处小住。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以60万美元的价格将这栋楼卖给美国新闻处，并一度作为美国领事馆。而他自己则住到了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北楼)。

　　1949年5月1日，杜月笙携五夫人孟小冬迁居香港，两年后客死异乡。而这栋他来不及住上一天的楼则被收归政府所有，成为日后的市委招待所，并与其他三处招待所接待了一拨又一拨的国内外政要。

　　既然东湖宾馆的前身，才是真正的“杜公馆”，那么，这座位于东湖路7号的“大公馆”，又有着怎样的前世呢？

　大公馆的冒牌之嫌

　　东湖路7号的“大公馆”，早在1993年7月，已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这栋由法国设计师建造的洋楼，仅从建筑特色上，就已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根据上海市房地局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大公馆”建于1925年，是一幢法国文艺复兴式花园住宅。建筑的南立面中部，为层叠式的敞廊，两端略前出；二层廊道，带有巴洛克式、两壁柱等装饰；而东立面主入口为塔什干柱式门廊。

　　建筑的室内，以古典式木装饰为主，线脚、纹饰反复细腻。室内各房间门户相通，西面的餐厅里，设置了两个相对的壁炉，上方的卷涡木装饰花纹，带有巴洛克风格。

　　花园住宅的南面是一座三角形的大花园，园内在当时设有游泳池和网球场。

　　这座公馆，在当时的法租界里，也算得上豪华气派，而它为犹太商人建成之日起，到1949年，一直作私宅之用，此间的历史，没有任何记载。1949年，市政府接管了这栋洋楼，并用做公途，关于它的历史，才有了零星的记载。

　　查阅1962年上海市处理外人房地产情况清单，其中记录着东湖路7号的情况如下：

　　户名：汉娜·约瑟夫

　　国籍：英国

　　类别：私人

　　估价：11.4961万元

　　其他资产：家具一批约值三千元，一并代管

　　处理方式：代管

　　处理日期：1962年10月29日

　　处理简况：以“无主管业”为由，登报公告代管

　　“像这种没有业主管理的房产，一般政府登报公告一年，若还未有人来认领，就由代管转为正式接管。”上海市房地局档案馆副馆长邵晓春说，抗日战争期间，诸多外国人舍弃房产逃离上海，解放后，市政府虽然在上海本地的报纸上登了公告，但房屋的主人通常已经回国，看不到公告，所以这些房产最终都由市政府接管。

　　根据这份清单，至少能够说明一点，在上海市政府正式接管东湖路7号之前，它的最后一任主人，是位名叫汉娜·约瑟夫的英国人。

　　而根据“大公馆”官方网站的记载：1946年杜月笙将“大公馆”转赠横极一时的军统特务戴笠，后戴笠又将大公馆转于当红明星胡蝶名下。如果上述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即便东湖路7号的户主不是杜月笙，也应该是胡蝶。

　　大公馆的前世今生

　　在“大公馆”的官方网站中，此处洋楼一度作为苏联驻华文化代表处的驻地，以至于查阅大量关于“大公馆”的介绍，说法都如出一辙。

　　但是，最为确凿的上海市房地局档案馆资料显示，从1952年5月5日，至1962年12月26日，东湖路7号一直作为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上海分处的驻地。

　　1952年5月5日，东湖路7号房主的代理人鲁宾·达维特·阿布拉罕姆先生与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上海分处签订了租约后，东湖路7号于1954年转由上海市房地产经租公司管理。由于性质是代管，房屋内外一切设施的变更、修理都要提出正式的申请报告，也因此，拆除一个水箱和淋浴处的过程，都能在档案馆内找到详细的记录。

　　1962年12月6日，代表处处长依·杜金向上海市房地产经租公司发去了正式的信函，表示因代表处已经关闭，将停止租用东湖路7号。

　　而后，一场围绕房屋财产的清单纠纷又再度展开。

　　12月8日，经租公司派人前往东湖路7号清点家具与设备，代表处的加达索夫同志接见后，委派一位苏方工作人员及一位华籍职工刘同志陪同清点。最后的查询结果是，根据1957年制成的清单，缺失了十件家具，分别是些凳子和壁镜。对此，苏方表示，可能是实物上的编号被磨损了，因为屋内奇怪地多出了三十件清单上未曾列出的家具。

　　另外，清点人员发现三楼的马桶角缺了一块，像是被敲坏的。而底层南大门外的一只装饰用石制盆也不见踪影，经查是几年前苏方职员的孩子到石阶上玩耍时敲碎了，当时没补好，现在也找不着碎片。

　　经租公司发给上海市外事办公室的情况说明中，对此表示，这两样物件难以估价赔偿，即使赔偿，数目也很小，为了向对方表示友好，已经说明不用赔偿。

　　苏方走后，东湖路7号闲置了一段时光，直到1963年12月租给日本工业展会作接待之用，第二年的3月，又调拨给上海市国际俱乐部使用。而此时，由于一年的公告代管期已过，“大公馆”已正式由政府接管，房屋所有人为上海市房产管理局。

　　但是，此后关于东湖路7号的记录，房地局档案馆内却无迹可寻，房地局安改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只有东湖集团可能保留着。

　　东湖集团也是东湖宾馆的经营方，根据1995年7月11日沪房市字第30629号件，东湖路7号由东湖集团公司经理出任代理人，担出申请房屋所有权证。但奇怪的是，此文件又于1998年7月注销。

　　记者随后向东湖集团求证，该集团办公室一位女士含糊地回答，“大公馆”就是我们的。而记者提出查询“大公馆”历史资料的要求，也被一再拒绝，这位女士先提出采访申请必须得到市委宣传部认可，而后该集团办公室主任说，关于“大公馆”的人文历史有些敏感，尤其是它曾接待过哪些重要人物，或是成为了哪些重要活动的举行地，不方便透露。

　　上海市房地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东湖集团的谨慎情有可原，因为当年那些被接管的老洋房的主人，其后人近年来都回到上海交涉房屋产权，这些老洋房，日子过得并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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