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币博物馆主题雕塑的诞生

2016年4月26日，著名雕塑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王培波老师因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享年62岁。

斯人已逝，仅以此文，追忆王先生和中国钱币博物馆的一段渊源。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机关大精简，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合为一部。“文革”结束后，行、部分家，人民银行原行址已作它用，银行竟“无枝可依”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主持确定了新的行址（即今复兴门总行大楼），并且同时决定，将新行址大楼地下一层全部用作钱币博物馆展厅。1990年，新总行大楼即将竣工，5月，成立了中国钱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年底，大厦落成，总行各部门陆续向新大楼搬迁。1991年3月，中国钱币学会和《中国钱币》编辑部也搬进了新大楼，学会和总行发行司钱币处开始共同筹备博物馆的建设。

在考察总行预留给博物馆的地下展厅时，我看到在前厅照墙上，基建时已经做了一幅大型瓷砖壁画，似乎是从《天工开物》中照描下来的线条画。待到1992年正式开始设计装置博物馆陈列时，这幅瓷砖画就显得十分轻飘。于是我们决定，应按照展厅的风格重新设计照墙壁画。上世纪90年代初，制做展览、装置的条件远不似现在，我在北京四处奔波考察各种展览公司、广告公司等等，最后认为还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设计制做比较严肃、专业。

这个选择的报告被批准后，大壁画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设计内容。学院的老师们向我推荐铜浮雕或织绒画。我考虑再三，还是觉得铜浮雕更有分量，并且也切合中国钱币青铜材质的特点。雕塑系的王培波主任决定亲自设计制做。交谈中得知，王老师虽比我小7岁，但与我同是1978年的大学生，按旧式习惯，是可以同年相称的，感情上立刻亲近起来。

起初，我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复印了《天工开物》的铸钱图，送给王老师作为参考素材。然而初稿送来后，我感觉并不满意。王老师显然是被《天工开物》的几幅木版线图束缚住了思路，把《天工开物》上的几个人物动作图照搬到了画稿上，甚至还画上了建筑、竹林。后来，王老师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工作室在大北窑校园的一角，房里满是他的作品和他学生的习作。我们在一起交流，他向我讲解铜浮雕的设计方式、制做、设计与线稿之间的关系；我向他讲解中国钱币的铸造工艺和壁画的思路、展厅环境与壁画的关系。既是同年，双方很容易沟通。几次交流，逐渐地，双方思路越来越接近、相合，终于完成了壁画的终稿。这个画稿拿回馆里讨论时，获得了一致的同意。

画稿毕竟是线图，它的完成品是什么样，我心里仍然没数。时间已经到了六月里。博物馆七月就要正式开馆，冒着大太阳，我随学院的装置公司到郊区的工厂里察看壁画的工作进度。工厂的院子里，工人们正在制做壁画的初样。原来壁画的材质是紫铜板。因为壁画太大，它被分为4大块，安放在地面一层厚厚的沥青上。铜板上已经画上了画稿的放大样，但是反面的。工人们用铁锤在铜板上按放大的画稿敲打，把铜板按画样深深地打凹下去。看上去，铜板已经敲打得看得出画面的模样了。王老师说，这只是初步的形象，最后的完成还是要在上墙以后。

大约是1992年的6月底，4块大铜板终于运到了总行大楼的地下。王培波老师亲自指导工人们把4块铜板焊接成一体，固定到墙上。这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壁画宏大的画面气魄。王老师却说不行，这只是一个大概，画面的精神还没有出来。王老师手提一把小锤，站在木梯上，对着画面一锤一锤地敲。说也奇妙，凡经他一锤锤敲过的地方，人物的衣纹、手脚的筋肉，一点点都显露出来，衣带灵动，肌肉强健。再用黑色染擦，经过两三天的工作，壁画才告完成。

站在前厅中央来看壁画，画面正中的浇铸形象，人物立体高大，正是铸钱的关键步骤；后面的炉火，烈焰熊熊，烟雾升腾，烘托出画面的全部活力气氛。两侧的的拉风箱、铺砂型、搬砂、锉钱，错落有致，主次分明。整个壁画场面饱满厚重，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7月进入预展，凡来参观的观众，一走进地下展厅，立刻就被壁画强烈的气氛吸引，获得了极大的好评。

壁画安放好之后，却还没有名称。后来当我把壁画刊发到1992年第3期《中国钱币》杂志中插的时候，给它起了个名字“铸”。

2003年，总行将西交民巷的北洋保商银行大楼交给博物馆作为公开开放的新馆址。在设计新馆陈列的时候，我把它照原样重新安放到新馆中。王培波老师再次前来对壁画的安置作了一次修整。

然而遗憾的是，最近得知，王培波老师竟以六旬年纪西去，让人唏嘘不已。斯人虽逝，作品永存，那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

王培波先生2012年的雕塑作品《无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