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亚欧美，不同的智慧城市与类同的“核”

WeCity未来城市于2019年由腾讯研究院联合腾讯云正式提出，以“市民即用户”、“连接即服务”、“数字即空间”、“城市即平台”为核心内涵，在认知层面，重新构建了智慧城市建设、发展与运营的思考维度，在实践层面，WeCity未来城市在广东、长沙、贵阳、宿州等国内多个城市落地实践。WeCity2.0提出了“兼顾治理与增长的双目标”，并对逐渐清晰的“新空间”、“新治理”、“新服务”进行了展望。《WeCity档案2020》基于探寻和洞察全球未来城市发展实践的初衷，是深度观察迪拜、纽约、伦敦、爱沙尼亚、巴塞罗那、首尔、上海、深圳、多伦多、赫尔辛基与维也纳全球十多个城市实践“WeCity未来城市”理念的系列研究笔记，这并非一次对“WeCity未来城市”理念先入为主、自带立场的“按图索骥” ，而是一次通过全球典型城市的智慧化发展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剖析并用来不断验证、丰富与校准WeCity模型的过程。

从全球智慧化发展观察笔记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以爱沙尼亚为代表的东欧国家，无论是其“X-Road”数据交换平台，还是以E-Residency为支撑的“数字公民”计划，其本质都是对“连接即服务”的践行，区块链网络正在成为其打造未来城市的新型基础设施。以首尔为代表的亚洲城市，其提出的“市民即市长”理念，近似于对“市民即用户”理念的再一次跃进——将“市民”角色从城市服务意义的主体转向城市决策范畴的主体。以赫尔辛基为代表的北欧城市，在最近启用了新站点testbed.helsinki，面向希望与赫尔辛基市一起开发和测试其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外公司，通过“城市即平台”理念，将整个城市作为新解决方案的开发平台也是赫尔辛基城市战略的主题之一。以伦敦为代表的欧洲名城，作为“向世界贡献了地铁的城市”，其在2020年2月发布的《伦敦城市复原力战略2020》与“WeCity未来城市”理念则有着“像素级”的不谋而合，其关注的城市弹性、自适应治理、市民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利用数据解决城市问题等，再一次呈现了一座“未来城市”的思考力。当然，我们的发现与观察不仅限于此。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道路选择来看，不同的城市给予了自身不同的定位，以首尔、爱沙尼亚为代表，将智慧城市打造成为一种“可供出口的产品”，实现技术、制度与运营模式的综合价值输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具有高识别度、创新性与可借鉴价值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成为一种类似文化产品、旅游产品一样的城市外交名片，一种数字化时代的“城市技术土特产”。以纽约为代表，很显然，纽约并没有将“智慧城市”作为城市的目标全部，而是城市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目标之一。与其他城市的经济目标、产业目标、服务目标等有所不同的是，纽约市技术与创新市长办公室认为，“对于纽约市来说，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就是城市‘智慧’的标志”。的确，对于纽约这样一个肤色、性别、信仰、种族等多元化的全球化都市，“公平”这样一个看似“虚无缥缈”的目标，其背后却关系到每一位市民的服务平等性与生命安全。当然，也有“偏安一隅”看似在“世界的边缘”但又时刻游离在“世界的中心”的城市，比如南欧城市巴塞罗那，其在全球政治版图与经济版图上的影响力并未显露，但是诞生于2011年的“巴展”（SCEWC）不仅成为巴塞罗那的智慧城市技术试验场，同时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的竞技平台。以“数字化转型”、“数字创新”与“数字赋能”为核心的“自给自足”的智慧城市战略，也为巴塞罗那在新的城市科技革命领跑全球积蓄力量。

从智慧城市的投资模式选择来看，全球城市都在走向政企合作的模式，并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市场化基金以及创投化资本模式，目的为提升智慧城市的自我造血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就算“土豪”如迪拜这样的政府财政资金充沛的城市，其优先选择的也是通过政府注资3亿美金的“迪拜未来基金会”，以举办全球技术创新公司参与的“迪拜加速器”，以发现和支持创新项目，并推动其雄心勃勃的“10X”计划。而爱沙尼亚推出了面向数字国家创新建设的加速器“Salto成长营”，创业导师涵盖了很多知名政要和企业家，其中还包括爱沙尼亚总统Kersti Kaljulaid。此外，巴塞罗那也通过市政基金会、创新挑战赛的方式以发现、识别和支持智慧城市的创新项目。应该说，政府财政包揽的方式投资城市智慧化建设的路在越走越窄，而创投化思维、竞赛式创新、具有风险成本意识的智慧城市建设投资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所接受。

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智慧组织”。对于中国而言，几乎所有涉及智慧城市的战略、规划、方案都在原则与保障措施方面提到“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性，但如何设计创新、如何维持创新的可操作性等问题依然是攻关的难点。从智慧伦敦的发展来看，成立伦敦市数字与技术创新办公室（LOTI），以一种“政府授权+企业董事会”模式，最终形成一个不仅拥有话语权，同时激励基层创新的智慧城市建设运作系统，以规避紊乱的决策、重复的建设以及政出多门的情况存在，这或许正在成为高效推动智慧城市的优选组织变革路径。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的“管运分离”模式正是这样机制创新的实践。上海市通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的成立，以统筹和打通城市治理职能与部门数据共享屏障，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治全城”，其背后也必将依赖于组织流程设计层面的革命性重塑。此外，围绕伦敦智慧城市设计的“共创智慧城市”任务卡，以开放的方式向全体市民和企业公布智慧城市建设路线图与进程，这不仅是对政府、企业、市民共建智慧城市的实践，更是“城市即平台”的生动演绎。

数据是几乎所有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关键资源。巴塞罗那首席技术官Francesca Bria在2018年就提出“数据是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而纽约、迪拜、爱沙尼亚、上海等为代表的城市，在城市数据共享、数据开放平台建设以及城市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应用方面均在持续推进。政务数据与公共数据在政务、司法、教育、交通等领域被不断运用，在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与城市治理能力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数据之于城市的能量与价值也在暴露出问题，谷歌旗下的SideWalk Labs在多伦多滨水区的智慧城市项目就因为无法就数据采集与公众咨询委员会达成共识而被迫搁浅，而在中国疫情期间也有个别城市因为“健康码”的“数据扩容”问题也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因此，在智慧城市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在对数据的应用上亟需警惕由“技术至上主义”的狂欢而陷入“技术虚无主义”的陷阱。人是城市的目标，这一点不容置疑。

数字政府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基石，但已经被揽括进新的涵义。从首尔、纽约、上海、深圳等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电子政务、数字政府和智慧政府的建设均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基石，在初期阶段是数字基础设施与网络平台的连接在线，进入中期阶段则是如何在移动智能时代实现服务随时随地的输出，在当下与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市发展则需要通过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来实现城市治理与服务的生产与供给。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首当其冲的。而从未来来看，数字政府的“基石”形象被智能技术的应用普及持续刷新，政府需要完成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者向应用合法性的监管者转型，在公共政策制定、智能技术应用边界设计对机器算法、人脸识别设备应用合规性、移动应用获取用户信息的合法性等进行监管，从而杜绝和遏制愈演愈烈的个人隐私信息泄露暗流。从这一点而言，美国与欧盟国家的城市由于其体制机制原因，不仅早早发布和执行了较为严苛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令，如GDPR、CPRA（《加州隐私权与执法法案》）。对于中国而言，目前在个人隐私信息监管方面面临的压力正在逐渐被重视与推进解决。

当然，智慧城市作为一个融合技术、管理、社会、制度、法律等多学科融合的复杂课题，我们最终无法忽略“人的作用”与“愿景的力量”，智慧城市建设领导者的领导力其实是一座城市是否可以按照既定轨道推进和取得成功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从对全球城市的观察可以看出，拥有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精神领袖”至关重要，比如迪拜的“10X”计划背后，最大的推手即是迪拜酋长SheikhMohammed，而巴塞罗那之所以在智慧城市领域大放异彩，其背后则站着一位提出了“数字主权战略”的首席技术官Francesca Bria，首尔的“全球智慧城市战略”以及“市民即市长”理念，背后则是当时的首尔市长朴元淳（已逝）的推动。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城市的智慧首先需要市长的智慧”，这句话或许并不为过。

当前，全球城市尚在后疫情时代的恢复期，部分城市已经“进化”，而有些城市则面临再次“暂停”。我们看到本次研究观察巡礼的城市，有的城市在疫情冲击下充分发挥了其“智慧”的属性，在城市应急、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等层面做出了作为智慧城市应有的表现，而有的城市则在疫情的泥沼中被国家体制、社会情绪、技术认知以及隐私法令所纠缠，从而不得不面对一些艰难时刻。但疫情终究都会过去，世界城市也不是第一次面对“大流行”，对于中国城市而言，作为在疫情防控中迅速抽身和持续恢复的数字抗疫样本，城市群、都市圈、韧性城市、城市治理现代化等正在成为摆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命题。可以说，WeCity2.0也在面向城市化率已超过60%的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投石问路”。

从“WeCity未来城市”出发，对全球城市的观察与审视，我们可以看到，以数据铺就的未来城市道路正在逐渐清晰，并且这条道路也正在变得丰富、忙碌与繁华，不过，代表这条道路秩序的“红绿灯”、“斑马线”、“防护栏”、“无障碍通道”等也亟需同步就位。未来城市，已在路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