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有过“洗澡避女人”的内容吗？
文／叶福林
在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曾有多位老同志回忆，“洗澡避女人”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这个命题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以及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有“不调戏妇女”的内容，所以现在党史界基本上都认可了这个观点。但是，笔者经过多方考证，始终没有找到相关的原始证据，而且有些老同志的回忆还存在着较大的史实出入和记忆纰漏。本文想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是否有过“洗澡避女人”作些自己的探讨和分析。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曾有过“洗澡避女人”内容的观点，最早见诸于老红军李立的回忆。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率领部队从荆竹山向井冈山进发前，向大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底，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城里过春节时，“毛泽东同志又向战士们提出了六项注意：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战争更加频繁，俘虏就更加多了，少数战士违犯政策，搜了俘虏的腰包。有的战士在村边的小河里洗澡，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同志把六项注意又改成为八项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后来，因为情况不断变化，又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把'筹款要归公’改成了'一切缴获要归公’，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又改成了'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长征到陕北后，又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进到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村，毛泽东向战士们明确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就有如下内容：“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①
李立的这些回忆资料是珍贵的，不足的是把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沙田村向工农革命军和地方赤卫队颁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误记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又有了另一种说法，那就是陈士榘将军的回忆。
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陈士榘，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形成有更详细的回忆。他说：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沿湘赣边界向南行动时，郑重地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陈士榘回忆，1928年初，毛泽东在遂川城里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关于六项注意是如何演变为八项注意的，陈士榘说：“六项注意，到了1929年向赣南闽西进军后，部队经过赣粤边三南地区（龙南、全南、定南），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这些地方比较闭塞，封建统治势力很强。我们来到这里，没有调查了解，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结果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毛泽东同志在群众中了解到这些反映后，立即把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并且迅即向部队宣布。新添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②这一观点看上去似乎逻辑严密、合情合理，而且言之凿凿、意之切切，也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习惯，因此在许多党史著作或学术论文中经常得到引述，目前已成为党史学界的通行观点。
但是，如果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入发掘和仔细推敲，不难发现，陈士榘的回忆存在多处史实出入和记忆纰漏：
1、时间不对。陈士榘认为“六项注意”是在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经三南地区时得以扩展的。事实上，1929年9月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来自wwW.lw5u.cOM]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30年3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南康唐江镇签发红四军军部关于整顿军风纪的训令以及1930年5月熊寿祺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时所作的《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的报告中，都提到的是“三条纪律、六项纪律”，[来自WwW.Lw5u.com]而且“六项纪律”的内容也都清清楚楚地一一标明，其中并没有“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等内容。如果这两项内容是在这个时期添加的话，在这仅隔几个月乃至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些领导人的报告没有理由清楚地记载着过去老的内容，却疏忽或者遗漏了这些新规定的内容。可见这两项内容并不是这时增加的。
2、地点不对。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确实经过了龙南、全南、定南等地，但并没有“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而是经寻乌、会昌、瑞金、宁都等地，最后转入吉安东固，与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红四军向广东东江地区进军是在1929年10月18日，此时毛泽东已离开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领导岗位在上杭养病。红四军前委领导接到福建省委转达中央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的指示，在得悉两广军阀混战、东江兵力空虚的情况下，立即调动三个纵队由福建的上杭、武平出击东江地区，进入蕉岭、梅县。在进攻梅县失利后，红四军撤出东江，经赣南的寻乌、安远折返闽西的汀州地区。可见，由三南地区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毛泽东也没有参加这次出击东江的军事行动。
3、环境不对。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正值隆冬时节，据陈毅在该年9月的报告：“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采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90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30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③从这段话中推断，其一、当时气候严寒，红四军战士本来就缺衣少食，忍冻挨饿，不可能冒着凛冽寒风在沟边、河里洗澡。其二、敌人轮班追击，红军每日平均急行军90里以上，连续30多天“疲于奔命”，这种情况连歇脚休息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让你从容地“在沟边、河里洗澡”？其三、当时红四军还未与赣南的老百姓建立紧密联系，群众对红四军的性质也不了解，在敌人的反动宣传下，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毛泽东也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张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④那时红四军连找一个群众作向导带路都很困难，哪里还有群众敢向你提意见，表达自己的不满呢？其四、东固会师后，红四军在东固有了一周时间的休整，据朱德回忆，这时“红军就在这块高原上休息、洗澡。他们把破烂衣服缝补好，又下锅煮过，用以消灭一直折磨着他们的虱子。”⑤可见，红四军官兵是在到了东固休整期间才能够有时间休息和洗澡。
综合这三方面的情况分析，笔者认为“1929年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由'六项注意’增加到'八项注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六项注意”到底何时发展为“八项注意”的呢？笔者以为，是在1930年4月至9月之间。
有文章提出，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等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在“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即：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从而将“六项注意”发展为“八项注意”。同年9月25日，在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颁布的《红军士兵会章程》中，正式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这个观点，笔者至今尚未看到相关的原始史料，但从时间上推断应该是成立的。因为1931年9月3日，中央苏区代表欧阳钦在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情况时，已经明确使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范名称，并详细列举了相关内容：“红军有三大纪律（打土豪要归公，不拿贫苦工农一点东西，一切要听指挥），八项注意（上门板、捆禾草、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要公平、说话要和气、窝屎找毛坑，不抄白军士兵的腰包），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任何人都知道并且非常熟悉，且能完全执行，这些在与群众关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⑥纵然如此，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依然没有看到“洗澡避女人”的影子。即使在中央红军经长征抵达陕北后，程坦根据中央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所最初谱写的《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中，也是“第七到处卫生要讲好，选择僻处挖下卫生壕；第八对待俘虏影响好，不许随便拿他半分毫”。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洗澡避女人”或“不调戏妇女”的内容。
那么，这个“洗澡避女人”是怎么来的呢？笔者认为，当时在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队伍中，也曾产生过与红一方面军相类似的红军军纪，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就曾有过类似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事纪律。这些军纪条文中有没有“洗澡避女人”的规定不得而知，但却已有“不准调戏妇女”的规定。徐向前元帅回忆说：“起初，我们没有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完整的规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条条和要求。”这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打土豪所得和财物，都是归公的”，“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抓人、杀人，不准抢东西，不准烧房子”，“部队到一个地方，派饭一桌给一元；借一床被子给三个铜板，睡觉没稻草，要用钱去买；走的时候，得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⑦红四方面军的有些军纪内容，后来也被吸收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中去了。为此，笔者以为，可能有些老同志在回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演变的过程中，根据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有关内容，从“不调戏妇女”中倒推了“洗澡避女人”的内容。这样既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准则，在逻辑上也说得过去。
综前所述，对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是否有过“洗澡避女人”的内容，笔者至今尚未见到相关原始史料的佐证。在各根据地的红军开展革命斗争过程中，可能曾经对“洗澡避女人”这方面的生活习惯进行过某些强调，但现在还不能确信其曾经被列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内容。
注释：
①李立：《革命摇篮井冈山》，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25页。
②《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③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页。
④毛泽东：《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⑤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⑥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403页。
⑦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