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的回忆【上】
〓 第 1348 期 〓
文|陈利清 编辑|王成海
题记：不管你多么深情的回忆过去，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你回不到过去！
001
小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听说过电视机，说句实在话，那个年月，如果谈起家电，有手电筒的家庭也寥寥无几。记忆中，我们街巷里安电灯也是1969年的事情了。
记得我四五岁时，家里点的是煤油灯，煤油灯摆放在高高的灯架上，黄豆大小的灯花儿随着人们的走动左右摇摆不定。家里平时存放煤油的煤油瓶生怕打翻，就藏在咸菜大瓮和水瓮后面。那时候的煤油凭证供应，要是打翻煤油或不节约煤油，提前用光指标，那就只能黑摸黑揣，实在不行就得往煤油灯里灌胡麻油照明。遥想当年，丰镇的国营粮站每人每月只供应3两胡麻油，若点灯用胡麻油，那简直是败家的婆娘，母亲心疼的要死，天刚一擦黑，就打骂我们早早睡下。
孩提时代，我和弟弟们要是淘气，满炕翻飞，有时会踢倒煤油灯，家里立马漆黑一片，煤油味儿充斥全家，母亲哇哇咒骂，追打的我们无处躲藏。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蛮幸福的。
1970年，我们家有了凯歌牌儿半导体收音机，那个年代产品的牌子都是“红色”的，不外乎“凯歌”“红旗”“东风”“胜利”“朝阳”“战斗”“解放”“太阳”“前进”“光荣”等等商标名称，我们家的这个收音机，就是那种用黑牛皮包着的上面排列着好多小孔，外面用硬纸卷着四节一号电池的小收音机。但这台收音机是父亲的专利，他在兴和县七大倾苗圃工作，每年只有中秋、春节时才能回家团圆，他从兴和县回丰镇时带回了半导体收音机，他离开丰镇时又带走了半导体收音机，再加上父亲即使回了丰镇，还是唯我独尊的享用收音机，所以这台收音机几乎和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什么关系，从某种程度说还不是我们家真正意义上的家电。
那时，古镇的老百姓收听党中央的号召和革命的娱乐声音，是靠丰镇县人民小学(顺城街小学)校办工厂生产出来的广播匣子，广播匣子由各街道五大委员为所有的家庭免费安装，广播匣子异常简单，轻飘飘的没一个满油糖月饼重，外面是红五角星镂空的三合板盒子，里面是连着电线薄薄的芯片。每天清晨七点，东方红的乐曲准时响起，然后是新闻和报纸摘要，然后是革命现代京剧。革命的广播分上午、中午、晚上三次播出，节目千篇一律雷打不动，但逢年过节，偶或播些二人转等曲艺节目，例如《处处有亲人》或山东快板《解放军赔茶壶》等新颖别致蓬勃向上的娱乐节目，十分新奇好听，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的欣赏，然后品头摆尾议论一番，给人们贫穷寂寥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无限的遐思和无穷的满足。
直到1974年秋，父亲又花巨款25元给家里买了台东风牌儿晶体管半导体台式收音机，那才是真正的属于我们家的第二件家电。我们家第一件家电是1973年冬，我在新城湾供销社花2块钱购买的手电筒，买手电筒时，我积攒的资金欠缺，只有一块六毛钱，当时，永善庄公社大九号大队的舅舅正在我们家闲住，可能是出于礼节，从后炕爬起来，慷慨的解开大裆裤，从热乎乎的裤裆里摸出4毛钱，递到了我的手里，钱还烫的烧手！
孩提的记忆里，父亲回了家，只要拧开收音机，立刻鼾声如雷，进入香甜的梦乡。那时我们年幼，父亲又威严无比，所以我们丝毫也不敢动他的枕头跟前的宝贝，那么，收音机的播音伴着他的鼾声会一直响到天亮。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岁月静好淙淙流逝，我们慢慢的在成长，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有时收音机叽哇乱叫而父亲分明是鼾声震耳欲聋，我就蹑手蹑脚到父亲头跟前，轻轻的把收音机关掉。但吃惊的是:只要声音一停，父亲立马就醒，瞪我一眼，再度拧开，一秒过后，伴着收音机的吚唎哇啦，迅速进入鼾声如雷的梦乡。
1983年以前的春节，人们从未听说过也不懂什么春节晚会，回忆往昔的除夕，纵然有春晚，人们那能顾的上看，整条街巷一群一群的屁孩儿分成党派，衣着光鲜，提着用铁皮罐头做的火炉，浓烟滚滚，或者点上臭嘠石灯，臭气冲天，时而杂聚时而群聚，小鞭炮、大麻炮、铁杆儿炮、轴炮、时声炮叮咚乱响，左口袋里是平时做梦也得不到的美食:瓜子、糖块、果干、核桃、杏干、黑枣、红枣、柿饼、山楂干儿；右口袋是拆成零个红红绿绿的鞭炮，肚子里是油旺旺的猪头肉和白面饺饺，父母的追打和寒假作业彻底扔到爪哇国里，孩童们满脸通红满脸兴奋，红火成个虎不害了，白天黑夜都顾不上回家，玩的叽哩哇啦，黏头大汗。偶或飞回家一趟，那也是渴的要死，爬在水瓮边叽哩咣啷灌上半瓢冷水，在咕嘟咕嘟的畅饮中兴奋的听几秒大年换了新电池的收音机，里面十有八九正吚咿哇哇的唱着革命现代京剧，或是李玉和或是少剑波或是杨子荣或是柯湘或是方海珍或是严伟才或是吴清华或是洪常青或是郭建光或是李勇刚的唱段，声音高亢嘹亮，二黄、西皮、流水，字正圆腔，声震瓦屋，给欢乐的春节更添上了浓浓的喜气！
而每家的父母们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忙的黑龙画虎跌倒轱辘，打炭、打炉筒、擦玻璃、炖猪头、炸豆腐、炸油糕、炸麻叶、焯豆芽、过肉片、切肉丝、剁饺子馅儿、炸莲花豆、包饺子、炒菜、糊灯笼、贴对联、垒旺火、缝衣服，气烫播笼汗爬流水。平时破烂的大杂院经过打扫整理，在红灯笼和红对联的映衬下，熠熠生辉！整个大杂院子里的人们相互寒暄问好，笑语盈盈，鞭炮声声。满屋满院满街满古镇满世界弥漫着神秘的祝福，异常的欢乐。
亲爱的读者们，请你们回味一下，当今的初夕，若没有了电视，没有了春晚，没有了手机，春节会是什么样无聊，什么样的无趣，什么样的冷情磕蛋，什么样的寡不菜菜。
002
我第一次有电视机的概念，应该是在1973年，好像是从苏联的一本《儿童文学》里看到的，我们屁孩们都叫做“小电影”。那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憧憬！
真正接触到电视机是1976年1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惊天噩耗，举国哀痛，寒冬腊月，县革委会的宣传栏里刊登着周总理在每一次大革命时期的照片，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周总理在北伐战争时期身着戎装照片，英姿帅气。收音机里说1月15号下午首都北京举行追悼大会，有人流传丰镇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要把电视机摆出来让人民群众收看追悼大会实况，于是整条街巷好多好多的人们就匆匆赶往城关镇，当时的城关镇人民政府就是现在的华大商场。
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果真就把笨重的木壳儿电视机摆到了院子里，于是，在隆冬酷寒的城关镇大院儿，我们收看了周总理的追悼大会，遗憾的既是数九寒天，黑白电视信号又非常糟糕，电视里的雪花儿比天上飞扬的雪花还大，电视的里杂音比交流会的杂音还杂，吵的我们根本听不见悼词。只能模糊看到邓小平副总理走上前来致悼词。
悲痛哀思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在我而言，总算真真切切的见识了电视机。
事情过后好多年，若仔细回眸，我在丰镇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亲自收看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就等于是我亲自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大会，那确实是万分欣慰的。直到1979年我读高一，语文第二课就是作家李瑛怀念周总理的长篇抒情诗《一月的哀思》，诗里写道:“主会场——960万平方公里，分会场——五大洲东西南北。”顿时触了电。
第二次接触电视机是1976年的9月18日，那时我刚上初一，9月9日下午四时，传来惊天的噩耗: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与世长辞，日月黯淡山河哀痛。18日下午，我们全县各族人民在薛刚山下参加了主席的追悼大会。
晚上传出消息说:县革委会要把电视机摆在当院，让广大革命群众收看天安门广场上的追悼大会，我们街巷的大人小孩又怀着沉重的心情，默默走向位于人市街的县革委会大院，县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同样是把更巨大的木壳儿电视机摆了出来，于是，我们通过县革委会的黑白电视机又看到了首都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哀思悼念。
回忆当年，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凤毛麟角甚至没有，至少我所接触的家庭都没有电视机。但有交流直流收音机的家庭很多，那时收音机的牌子有春雷、凯歌、红灯、红星、东方红等等。
003
到70年代末，收音机已不是什么高档物件儿了，好多好多的家庭大红柜上摆的是巨大的红灯牌儿交流收音机，那种收音机和家里的电线连通，没有电池耗尽一说，声音永远清晰宏亮。尤其是到了1979年，半导体收音机在古城丰镇已基本普及。记得1979年秋天，全国各电台每天中午播出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那可真是眉飞色舞万人空巷，接着就是单田芳的《隋唐演义》，把评书又一次推向了高潮。那些年，古镇灯光球场前的土广场，一堆一堆的人群围着本地的几个说书艺人，听名家唾沫飞溅的评书演义，甚是热闹有趣儿，评书在扣人心弦的关键时刻停下，你若给丰镇评书艺术家尿个渣渣的裤裆上的硬纸盒里豪爽的扔上2分钱，那艺术家真的会搂住你唾沫含水的亲上六口甚至七八口！
光阴荏苒，云卷云舒，到了1981年，不知不觉中，黑白电视机就不是那么的令人新奇夺目、令人瞠目结舌了，倘若去极个别的大领导或暴发户的家庭串门，很可能在他们的大红柜或高低柜上，赫然摆着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的外面套着鸳鸯戏水的紫红大绒套，背后是闪闪发光的圆环金属天线，显的格外神秘。那时，黑白电视机是时髦潮流的象征，谁家有台黑白电视，那分外鹤立鸡群，在人们的眼中都是满满的羡慕。
那时，黑白电视机稀少，但黑色的砖头录音机已突兀而现，摩登的家庭对收音机里高亢嘹亮的革命歌曲已淡了情趣，而是辗转从大城市捎回邓丽君的磁带，眼热心跳的听那些闻所未闻的靡靡之音，诸如《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美酒加咖啡》《小城故事》《恰是你的温柔》《南屏晚钟》《甜蜜蜜》，人们对这种好像不是从嗓子里流出的声音立马就有了磁共振，觉得如行云流水异常好听，就好像隔着棉裤挨住了女人的大腿，拨撩的心痒难耐，抓麻不掉，舒服的欲死欲仙，身醉心醉屁股碎！
那个年代，相互借磁带租磁带风行一时，倘若去谁家串门，能解馋解馋的听一顿邓丽君的歌曲，那比给两个白面馒头还惬意。
那时，人与人的交往非常纯洁，情真意切，踏踏实实。那像现在，不啖上半瓶高度烧酒，就无聊没趣、寡不菜菜、少手没骨啦。
到了1982年，砖头收录机已成强弩之末，单卡收录机迅速漫延，新潮男女如二娃蛋愣补奎大神经烂棉袄里捉不完的虱子，一拨接一拨，老人们称之为“流氓阿蜚”，阿蜚们戴着外国商标的蛤蟆镜，抹上红嘴唇儿，卷曲头发，红喇叭腿儿裤脚忽嗒忽嗒的把路上的灰尘打扫的干干净净，高跟儿尖头黑皮鞋亮的能照见人影儿，这些“流氓”男女，手提单卡收录机，骑着飞车一路招摇过市，立马引领风骚。还要嘣嚓嚓、嘣嚓嚓跳扭断腰的迪斯科，女人的乳房在胸前活跳乱蹦，好像揣了一对儿大白兔，不知羞耻！甚至在公众场合就搂搂抱抱，跳开了交谊舞。妈呀！！他娘的！！男男女女不是老婆汉汉就能相互摸捞绵手手，世道反了天了。把那些道貌岸然的老学究眼红的立眉霸眼球支哈巴，蹦起四尺六寸五高，义愤填膺，要组织革命的队伍上街逮住那些流氓后生和不要逼脸的女娃！按倒在地！砸烂录音机！扯下蛤蟆镜！绞烂肥裤腿儿！撕烂卷毛头！裹住大牛牛！掰开绵手手！(也许趁机揣一揣)，让黄蓝中山服和柯湘头重归故里！
但遗憾的是这些《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很快发现他们的壮举简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是逆潮流而动，因为普天之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青春，到处是阳光明媚的亮丽。电影、电视、广播、传说中全国皆然，大地一派葱茏，男孩儿青春漾溢、女孩儿的妩媚靓丽，“别里科夫”们表面是“煮熟的鸭子头——嘴硬”，但其实内心不得不承认:活力四射的青春男女确实比他家里那个穿黑大襟棉袄，黑大裆棉裤，裹着裤脚，酸滂啦气，用黏稠的唾沫把白头发抿的闪闪发亮、浓带流到下嘴唇又吸回去再当粉条咽下去的黄脸婆确实好看也养眼，他们只的佯佯作罢，收起了他们那颗虚伪的、假装是正人君子的红蛋蛋的红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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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陈利清，丰镇人，生于1964年2月，集宁区作家协会会员。1981年高考落榜，1984年5月参加全国工商招干考试进入丰镇工商局工作。1985年到1987年在乌盟管理干部学院参加高教自考获大专文凭，喜爱文学艺术，在《中国电视报》《内蒙古工商》《内蒙古草原》杂志，多次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