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大师关幼波成功的启示:学医40年,坚守八个字

人物简介

关幼波,中共党员,北京市人,1913年4月出生,2005年5月在京逝世。主任医师,教授。16岁始师从其父关月波学习中医,27岁独立行医。1950年参加中医联合诊所,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医院。1979年晋升为北京第二医学院教授。曾任内科主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崇文区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逝世前任全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医学会内科分会理事、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国内外数十个医疗学术组织中任职,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经验师承制导师,为当代著名中医学家。

一、随父学医,医德并重

我从十六岁随父关月波学医,经过了十三年才独立工作。父亲治学严谨,行医仔细,更重视医德,要我们做到“胆大,心细,行正,治圆”。

胆大就是要敢于攻克难关,树立必胜信念;心细就是要严密观察病清,仔细审证求因;行正就是医疗道德要高尚,品行作风要端正;治圆就是辨证要全面,论治要灵活,做到圆机活法。

多年来,这八个字一直成为我学习和临床的座右铭。我体会到,要治好一个疑难重症,不仅需要有精湛的医术,更需要有高尚的医德。

记得在一九六二年,一个严冬的夜晚,当我赶到石景山紧急会诊时,一位急性肝坏死的青年产妇合并败血症肾功能衰竭,已昏迷,高烧,消化道、阴道以及皮下大量出血。

是全力抢救,敢于取胜?还是临危退缩,怕负责任?面对患者一家老小望生求救的目光,我毅然选择了前者,在中西医密切配合下终于救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工人。作为一个中医,具备“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医德是十分重要的。

我父行医诊治妇科病人较多,对于胎产经带,以调理气血为先导,以四物汤为遣方之基础。晚年注重益气养血,从四物到八珍,或十全,或养荣,加减化裁运用熟巧。对我影响颇深,以至后来使我在治疗慢性肝炎病中逐步形成了“调补气血”、“中州当先”等特点。

急性肝炎为何能转慢性?正气虚是主要因素。其中气血不足多因脾胃化生无权。到了肝硬化阶段,必然气血枯乏,脾土衰败。

所以,我在补气药中常重用黄芪,多者每剂用至100克左右。调血药除了丹参之外常用泽兰,因为泽兰能通肝脾之血络,去瘀生新,养血而不凝于血,活血而不伤于血,胎前产后皆可应用。

“有胃气则生”,即肝炎病人能否开胃进食,对病的转机至关重要,所以我主张“调理中州要当先”。除用四君理脾之外,我体会藿香、绿萼梅、复花、赭石、杏仁、橘红等对和胃降逆,化浊进食,往往可获俯首即拾之效。

调理气血对治疗各种内科杂病都很重要,尤其治疗各种出血症,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指出:“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见血即止血并非上策,而应“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决之,气虚宜擎引之。”(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不少出血证是“发病于气而受病于血”。活血必先活气:属气不能摄血者,常以升麻、葛根升提固摄“擎引之”。

属气郁化火,燔气灼血,气血逆乱者,常宗缪仲醇“应降气而不降火”之法,降气主要是“降其肺气,顺其胃气,纳其肾气”,使气降血宁,气顺血和,气纳血归,不活血而血自循经。

属毒热壅阻血络而致吐血,衄血便血等,常用走而不守之军炭,取其“血实决之,疏其气血,而致和平。

二、勤求古议,灵活变通

经过一个阶段临床之后,仍需要复习一下古代医著,“温故可以知新”,再回到临床去实践,往往受益非浅。

“温故”就是勤求古训,学习古人,“知新”就是要在古入的经验基础上加以灵活变通,有所发挥,有所前进。所谓“学习古而不泥于古”的思想,实质上意寓着继承与发扬的辩证关系。

例如,朱丹溪认为“阴常不足”,故临症主张用滋阴法,自成滋阴学派。但是,外感热病初期能否滋阴呢?多年来,我一直反复思索并在临床中不断探求,终于打消了疑虑,提出了“内里无伏热,不易受外感”的看法。

从发病学的观点,中医强调外因只是发病的条件,内因才是发病的根据。以发热为主症的热病,往往是有“内热”蕴伏,再感受非时之邪为诱发的条件。

不少医者常常先用桑菊银翘辛凉解表,一不获效便急于改投“紫雪”、牛黄之剂,清泄实热,再不取效,便不知所措。

殊不知还有伏热,外感初期即见里热伤阴之势,必须表里双解,在辛凉透表之中加入养阴之生地、元参、天冬、炒知柏、芦根等。

热在表属气分,热入里属血分。气血相关,治气不忘治血,故在滋阴透表法中我还常用凉血活血之赤芍、丹皮、茅根、草河车等。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就用此滋阴凉血透表法治疗小儿麻疹、猩红热、水痘等症,极少并发肺炎。事实证明,热病初期即用滋阴,并无外邪入里或传为逆证之弊。

我不仅常用上述法则治疗春温、秋燥、冬温等多种热病,而且在治疗“鼻渊”病时(包括急性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同样在用辛凉润肺之剂中加入滋阴凉血的药物。

丹溪学派的另一学术特点就是“治痰”。朱丹溪曰:“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这一观点对我启发影响很大,他所指的“气顺”,一是三焦气机通调,二是肝气条达。

我临床反复体验认为:治痰时针对三焦壅塞(气阻)应该疏通三焦,肝郁气滞(气结)应该舒气解郁,针对气血逆乱(气乱)应该“逸者行之”,针对气虚下陷(气陷)应该“虚者补之”和“下者举之”。

也就是在治痰时应该更广泛地运用“顺气法”,包括疏气、理气、调气、补气等法,以期达到气机能通畅、脾气能散精,水精能四布,切断生痰之源,自无“痰生百病”可言,此为“见痰休治痰”也。

我运用朱丹溪的“顺气化痰”法,不仅治疗癫、痫、狂、中风、眩晕、郁证、脏躁、瘿瘤等证,而且还将此法则加以灵活变通,贯穿在治疗肝炎病的始终,我最爱用复花、赭石、杏仁和橘红,其理即渊源于此。

《本草逢原》早有“旋复花升而能降,其功在于开结下气,行水消痰”的记载;而赭石“善镇逆气降痰涎”。《医学衷中参西录》载有杏仁能降肺气化痰,橘红能开胃气化痰。不仅在急、慢性肝炎阶段可以用,而且在晚期肝硬化时也可应用。

只不过在痞块,癥积已成时,痰已入血阻络,此时除应补气化痰外,还应软坚化痰,散结化痰,通络化痰,如用生牡蛎、鸡内金、炒山甲、王不留、路路通、地龙、土鳖虫等,但切忌用三棱、莪术、水蛭、虻虫,以免破气伐肝。

此外,还有治疗“胸痹”一证,今人常用活血化痰,其实益气化瘀也很重要。因为气虚才能血滞,痰浊蕴阻胸阳才成胸痹,况且气与痰密切相关,自不赘言。

同样道理,我还在治疗胃病时常常爱用瓦楞子、刀豆子、藿香,苏梗,也是取其调气化痰之意。

勤求古训,不仅要学一派一法,就是一方一药也要精心体验。例如:豨莶草《雷公药性赋》上记载:“张泳进御表云······臣服百剂,耳目聪明,渐服满岁,鬚髭再黑。罗守一坠马中风,不意10服即痊。僧知严七十口眼歪斜,数服顿愈。”

豨莶草决不仅仅只有去风湿和强筋骨的作用。既然服豨莶草三百余剂可以使须发皆黑,可见其补益肝肾的能力是很大的。所以我在临床中常用豨莶草治半身不遂和口眼歪斜等症。

三、博采众方,学无止境

过去我们学习中医的条件与今日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不论多么艰难,也要横下一条决心,就是虚心拜群众为师,时时处处留心向同道学习。

记得我坐堂行医时,要想学点本领,只能采取“偷着学”的办法。没有病人时,我就站在柜台里留心观看别人的处方,询问哪张药方吃着有效。一遇见好的处方,我就抄记下来,当时理解不了的,回家就翻书,或者自己在临定时试着用,加深体验。

例如石斛与杷叶能濡养肺胃之阴,临床上我不但常用于治疗萎缩性胃炎,而且还用来治疗甲亢病人的消谷善饥很有效,就是这么学来的。

民间流传着无数有效的单方验方,要善于把这些单验方辩证地运用于临床才能取效,决不可见一病用一方,而不审因,不辨证。

我从30多个民间治疗骨刺的单验方中,吸取其中药味很少,而且配伍得法,计量得当的一个,经过试用,发现不仅对缓解骨刺压迫的疼痛有效,而且对缓解痹证、虚劳、中风等症所致的抽痛、麻痛、甚至绞痛等多种疼痛也很有效。

根据病情需要,有时可用单方不变,有时可在单方基础上加以变通,有时还可以在辨证立法基础上加入单方。

总之,不能脱离祖国医学的“辨证论治”这一原则。当然,有些小伤小病,如治疗红眼病的“洗眼方”;治疗口腔溃疡的“口疮溃疡散”等等就可以随手应用了。

博采众方要从一点一滴入手。一九五六年,中医医院成立之后,名医荟萃,群芳争艳,各家各派都有所长,使我向同道学习的机会更多了。

例如:同样一证,同用一法,有时两者的疗效并不一样,经我治疗一例“寒痹”的病人未能获效,而另一位老中医却治疗有效,经我查阅处方,发现只是我用的附子量太小了,我就向这位老中医学习如何消除大量使用附子所产生的副作用,学习了只要先煎三十分钟就可以不产生头晕等副作用。我体会煎服方法改变虽是小事,如果没有虚心学习的精神是学不到手的。

作为一个老中医,我常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来自勉,“闭关”和保守是没有出路的。中医必须现代化,时代要求我们要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掌握一些现代科学知识,这是必要的。

每当我参加会诊时,遇到西医新开展的化验检查或物理诊断技术,我就请西医给我讲解这些项目的临床意义和正常值。如电子计算机里的数学运用程序框图等许多问题我都不懂,但要使中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我决心与多种边缘学科加强联系,开阔眼界,打通渠道,为发掘中国医药学这一伟大宝库,贡献我的有生之年。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多看病多临床固然重要,但是,不看书不学习是不会长足进步的。中医古籍浩如瀚海,愿青年中医珍惜光阴,抓紧学习,持之以恒,切不可一曝十寒。上述零言碎语,难免有误,望赐教正。

(来源:《北京中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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