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绿党财政红人的财税理念

“多缴2000欧元的税款并没有让我这样薪水级别中人不堪重负”

Danyal Bayaz

巴登符腾堡州财政部长巴亚兹(Danyal Bayaz)是一位绿党政治家，他的理念对绿党的税收和金融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对世界报透露了自己的财政思路：取消剩余的团结税，但是将财富税改革，征收统一的遗产税。

巴符州州长Winfried Kretschmann 数天来都在柏林参与绿党联盟磋商的谈判。除了气候政策，金融政策在会谈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Danyal Bayaz自5月以来一直担任巴符州Kretschmann 内阁的财政部长，是绿党在所有与税收和财政有关的问题上最重要人物。

问

巴亚兹先生，您如何向施瓦本阿尔布的中型公司解释绿党想要提高最高税率并引入财富税？

答

在大流行期间，国家花很多钱来支持经济是正确的。都知道国家对公司给与了直接帮助，而且他们获得短期工作福利也更容易。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至少偿还我们所承担的部分债务。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将10万欧元收入的最高税率从42%提高到45%是合理的。这将主要影响那些在新冠期间通常能够快速切换到家庭办公并且没有受到危机太大打击的员工。

问

但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已经支付了一半以上的税收。

答

那我自己打个比方，作为一名部长，我每年要多缴纳大约2000欧元的税。这个数额不会压倒我这个薪水级别中的任何人，但它确实确保了社会的更多正义。

问

也就是说，更像一种重新分配，而不是政府金库空了？

答

在这场危机中，不可能全面增税，这一点很清楚。我们绿党也希望经济迅速恢复动力。没有人想执行全方位的税收政策理念。目前的联盟谈判将可以看到可能性。对我来说，在生态和数字上更新社会市场经济很重要。

问

自民党的税收政策有多少可能？

答

我们必须讨论不同的税收政策手段。提高最高税率和对财富征税只是两个问题。还有就是对收入最高的10%的人征收团结附加费。政客们要么等待联邦宪法法院裁决的不确定性，要么就提前考虑如何至少挽救这一部分钱(高收入的人缴纳团结税)。每年差不多有一百亿欧元。（他这里是指，与其等待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给部分高收入者加征团结税违宪，不如先下手为强，通过其他税收政策把这笔钱搞到。）

问

您似乎坚信宪法法官会宣布团结税是违宪的？

答

不为这种结局做准备至少是幼稚的。我在巴登符腾堡州财政部的前任去年为此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建议：团结附加税以较高的最高税率的形式纳入所得税税率，而在较低的税率基础上增加基本免税额。这样中低收入者将得到缓解，而对于高收入者，将免除团结附加费，但是缴纳收入税款略多。

问

这也是绿党谈判代表的立场吗？

答

我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启发了我，在双方之间就税收问题建立桥梁。我不认为会广泛地降低公司税。如果公司税率从15%降低到12.5%，国家每年将短缺90亿欧元。更好的折旧条件和更慷慨地处理亏损结转和直接再投资利润的税收激励措施会更有效。

自民党主席Christian Lindner呼吁对气候保护投资进行“超级折旧”。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自民党和绿党没有任何矛盾。任何鼓励投资的东西，尤其是在研发方面，都是好的。

问

遗产税应该如何改革？

答

对于财产税，本地税务官员的工作将是巨大的，而可能的收入金额却是不确定。我支持遗产税改革。不用每年调查，而是每代只进行一次，这样效率更高。

目前，由于许多例外情况，可能会发生继承金额高的人比继承金额少的人缴纳更少的税。不应该这样。我赞成对所有遗产征收较低但统一的税率。例外情况越少，国家的收入就越高。

问

如果这样将意味着联邦州的收入太高。事实上16个联邦州更愿意财务状况比现在更差。仅到8月底，联邦各州今年就已经比联邦政府多收到了160 亿欧元。

答

说联邦州钱很多是与现实不符的。联邦各州的债务制动比联邦政府更严厉。我不支持彼此计算是穷或富。毕竟在新冠危机期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财政冲突加剧了。双方就共同的财务战略达成一致非常重要，该战略应该超过下届联邦政府的时间，让联邦各州在金融政策方面更加独立。

问

您是指联邦州应该能够提高自己的税收？

答

金融政策不仅仅是税收政策。联邦各州之间不应存在德国内部的税收竞争。我不排除选择性的开放各州税收政策。在巴登符腾堡州，我们就利用自己的空间简化财产税并产生转向效应。但这必须有回旋余地。如果我们要成功过渡到气候中和的工业社会，我们迫切需要讨论未来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任务分配。我希望新的联邦财政部长积极推动这个问题。

问

绿党希望在未来十年内绕过联邦预算来承担5000亿欧元的额外债务，以实现向气候中和的工业社会转变。为什么绿党很少考虑透明的预算管理？

答

我认为，国有投资公司是透明的。钱也不能直接花出去，是责任人负责制，简单地向一个基金注资 5000 亿欧元是没有意义的。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需求和目标，例如未来的流动性和教育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我们需要为生态和数字化转型进行哪些投资。只有到那时，才会出现如何融资的问题。它必须始终与私人资本有关。仅靠国家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问

但是现在就有数十亿可用的资金，但却没有调用。

答

很遗憾这是真实的事情。这主要是由于公司和公共管理机构缺乏建设和规划能力。只有在未来两三年内明显有投资资金的情况下，雇用更多员工才值得。这种规划安全不仅需要公共管理，私营公司也依赖它。

问

为什么政客们如此喜欢谈论更多的债务，而很少谈论减少支出？您会在哪些地方减少支出？

答

目前大部分政府补贴还是在对环境有害的领域。柴油特权就是其中之一。另外，我会选择现在就取消无意义煤炭生产。尽管我们正在摆脱煤炭，但我们也在不必要地放慢结构性变革。另外前任联邦政府在迎合政治上花了很多钱，例如63岁养老金和母亲养老金。幸亏有巨额的税收补贴。

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自民党想在现收现付养老金的基础上，还要搞养老金股份，而绿党想要一个公法公民基金。这两种模型的资金都要资本市场投资。在这个问题上，自民党和绿党也没有什么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