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阎纲：孤魂无主（阎纲散文集《散文是同亲人谈心》连载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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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纲散文集《散文是同亲人谈心》日前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文艺报》特约李林荣教授为之“品荐”，认为：“散文是同亲人谈心”体现了阎纲的文体观，不跟读者见外，不随便拉扯些虚头巴脑的流行话题。阎纲聚焦于人，着力于情，亲人、友人、志士仁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世态人心众生相，尽显爽直话语中。他的杂感体例各异，内审已、外观物，品评创作、针砭现象、关切民风，涉古论今描准文坛。裸露出的是作者个人的性情和襟怀，映衬出的是跨世纪数十年来的风云变迁。
作家杨闻宇写道：“阎纲作品的最大特色是解剖人性。他所执的手术刀似比孙犁的锋利、明快。”
我读阎纲，最突出的印象七个字：老辣、简约、有风趣。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应不少读者要求，征得阎纲先生的同意，并增补了因篇幅关系抽下的个别篇章，今起连载《散文是同亲人谈心》一书，赏阅之下，必有所获。
——“读书人”魏锋谨识
本书收录了阎纲散文《和父亲猴年说猫》《孤魂无主》《她夺回失去的美丽》《我的邻居吴冠中》《羊肉泡馍传奇》《五石头记》《雨里盘谷梦中韩愈》《人生三悟》《给铁凝的一封信》《送贾平凹下乡——排场！》《陈忠实的身影》等名篇。
著名作家 阎纲 授权
孤魂无主
文/阎纲
阎姓聚族而居，远房的伯父不少，但三伯生性怪异，涉世传奇，全身都有戏，生前，我恨他，死后，又想他。
三伯从小喜爱读书，据闻，四书五经“可以通背”，之乎者也烂熟于心，肚里有文墨，算得上本姓大族里不大不小的一个文人。后来抽大烟（吸食鸦片）成瘾，没有赶考，自甘堕落。
三伯的老屋在祖宅的正院，作为老大的一支，庄基阔大，屋舍俨然。他把祖上留下的家业卖个精光。
三伯变卖房地产的办法很特殊，今天拆几根椽，明天拆几条檩，卖了钱便买大烟棒子。大烟棒子是把生土熬熟以后，用小片粽叶包起来，一小团拧一个棒子，酷似现在的水果糖。那时，醴泉县城（五十年代改为“礼泉县”，唐·昭陵雄踞县城北山）有烟馆，上街拐弯就到，三伯是那里的常客。一份家产全让他“抽”光了。落魄之后，每天只须一两个棒子即可过瘾，但愧无分银，一狠心，拿媳妇换了几两“生土”，媳妇哭哭啼啼，连人带娃，硬让人贩子给领走了。
房舍、庄基、老婆、孩子，全卖了，无立椎之地，他便在家族各个支系的公用粪场，搭造起一座简易的屋，大不过半间。他不做庄稼，不养牲畜，无粪土可堆，在粪场占据粪堆大的一块地方安身，于情于理都说得通，所以无人过问。门外是林立的粪堆，人来人往，群蝇乱飞，窗小，门狭，屋檐低矮，你想进房门，焉敢不低头！三伯蜗居其中。
这半间小“窝”，面西，屋后紧贴糖坊大院，大院的门墙向阳，避风，每到冬天，老人聚集在这里晒太阳。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人们懒洋洋地蹲靠在墙角，说长毛造反、西太后西逃，说袁大头登基、张勋复辟和孙大炮二次革命，谁家媳妇孝顺、儿子听话，谁家婆媳又上演《小姑贤》。有人脱掉上衣捉虱子，有人在砖墙上蹭痒痒。午饭时分，儿子或媳妇给老人把饭端来，那碗大得像小盆儿，吃一碗就饱得打嗝。老人们以能在这里安全过冬为幸事，大白天不必回家。我爷爷是私塾先生，教书育人，老年爱说笑，是这伙哥们的核心人物，但是爷爷不愿意蹲在墙角吃饭。不论是门前污浊的粪场还是南侧热闹的老年活动中心，这一切的一切，都与独来独往的三伯无关。
三伯谋生了，在半间瓦房的门外挂了个“代写文书”的牌子，从此有了“阎代书”的称谓。
1939年 同大哥振维摄于醴泉老家
三伯没有早晨。从凌晨三点到午前十一点，是他最香甜的睡觉时间。十一点前后起床，躬着腰从窝里走出，低头，背手，迈方步，穿过柴市，上了大街。先到“一窝鳖”要一竹碟羊肉包子，要么到馆子吃上一碗红肉码子，然后，“刘二茶馆”落座，边品茗、边招揽生意。这时，总有乡下人向他拢来，这个要写一张地契，那个要写一份诉状。他不慌不忙，点头应允，不紧不慢，继续喝茶，直到喝足歇够才起身，求他的人尾随其后。三伯途经柴市，在烟馆买好棒子，回到小屋，先过瘾，过足了瘾，然后像医生叫号一样，按先来后到依次靠近炕桌，挨个儿给他们代书。三伯一天最为繁忙的时刻开始了。
写一张诉状或地契，没有规定的价钱，但来人留下钱财才肯离开。三伯从来不跟人争多嫌少，给多少收多少。整钱放在炕桌的抽斗里——土炕超大，炕桌也不小，是他的书案，是屋里唯一的家具，小钱装在衣袋里。接着便听下一个来人说道，聚精会神，问问答答，提笔，舔墨，刷——刷——刷，无论长短，一挥而就。干这一行，醴泉县城他是独一份，因而，收可抵出。不过，这些钱全用在吃喝开销上，极少数购买笔墨纸张，大多换了大烟棒子。正由于他做的是独门生意，一桩案子要是有两家原告的话，两家原告都会来找他，他都应承下来，而且把两张状子写得全都在理，因了这一点，有人背后议论他，骂他是“黑心代书”，他不管这些，打官司嘛，或输或赢，全靠各人的本领和门路，与他代书有什么相干！我收的，是代书该收的，多少由你，你我心安理得。
除了诉状、地契，他还写书信、分约、婚单、对联以至“天荒荒，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他精通农村一切应用文，靠一支秃笔换钱，有饭吃，有衣穿，有烟抽，倒也自由自在。
打发走一群来人，三伯感到疲累，从床上搬下矮桌，摆好烟盘，再足足过上一把烟瘾。此刻，日近黄昏，对门祖宅的台阶上下已经聚拢了嬉戏扯闲的人，他也躬身其中。孩子们要他讲包公、济公，他不拒绝，而且加添上施公，绘声绘色没个完，直到天黑，可惜，没有茴香豆送给孩子们：“多乎哉、不多也！”
入夜，被本家一座座粪堆包围起来的小小瓦屋安静极了，静得有些恐怖，粪堆刹那间变成坟堆！夜无月，漆黑可怕，月光如水，阴森可怕，但是三伯不怕，好像只有这时候才好使他进入神游的最佳境界。他睡得很晚、很晚，一盏小油灯常常亮到凌晨甚至鸡叫三遍。他在小屋里做什么呢？人们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挑灯夜读，有人说他心系国难，有人说他借酒浇愁，总而言之，此时的三伯回归到文人的本真，难怪他特别适应甚至期盼着夜幕降临后这种死尸般瘮人的寂静。睡得晚也就起得晚，他的生活里只有夜晚和晚半晌儿，没有前半晌儿。即便是大年初一，也要睡到大晌午。我们家族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大年初一一大早，家族四个支系的男男女女，分性别排好长长的队伍磕头拜年，拜祖先的灵位和活着的长辈。队伍经过粪场，三伯尚在梦中，只好在他的窗外跪下磕头。尤其是年轻媳妇们，对他十二分的尊敬，一边下拜，一边对着窗里挑衅地喊：“伯，给你拜年咧！’她们故意把嗓子扯得很高。他被吵醒了，想起今天大年初一，便翻了一个身，在床上懒懒地应道：“磕吧！磕了搁在窗台上！”一阵笑声渐渐远去。妯娌来拜年，在他房外喊：“三哥，给你磕头了！”他仍未起床，照样对着门窗说：“磕吧，磕吧，磕了搁在窗台上！”窗外说：“快吃饭了，你还不起来？”他说：“正安零件呢，安好了就起！”族里的长者听了这话，不高兴，长叹息：“他白领了族人的跪拜，祖先何曾领受过他一个头呢！”
话虽这么说，全族的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讨厌他，没一个人反对他的。不知人们是不屑讨厌他、反对他呢，还是不敢讨厌他、反对他。冬天来了，他要烧炕，自己不耕不种，没柴没草，又懒于捡拾，便随手提上个粪笼，找到柴禾堆就动手，扯呀扯，塞呀塞，塞满后大大方方走开，无人干涉，无人计较。
就这样，在这半间瓦房里，三伯渡过了十五年的日日夜夜，到了第十六年，一个突然，儿子笃笃从外省远远地跑回家来，年方一十七八。年轻的小伙子不显身份，在整条街上来回乱窜，暗中打问，最后在父亲最繁忙紧张的时刻，绕过粪场，推门走进半间瓦屋。屋内有人一字排开，挤在东墙的墙根，娃也不声不响地蹲在队尾。等人们一个个离开后，父亲以为这年轻人也是求他写诉状什么的，抬头便问：“你是啥事？先口诉吧!”孩子朴通一声跪倒在地，连呼亲爹，热泪盈眶。
笃笃从母亲口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不愿寄人篱下，决心千里寻父，身背母亲准备的干粮，空着两只手，跋山涉水，返回醴泉城关阎家什字。他哪料到父亲竟然蜷缩在巴掌大的小屋里，不觉悲从中来，一腔怨怼顿时化为怜父之情。
三伯老泪纵横，十六年来，他何曾如此伤心过！
笃笃大我四岁，我叫他“笃娃哥”。那时的我，正陶醉在街道的自乐班里，说唱念打，愉悦乡民。一次，自乐班在我家演练，笃娃来看热闹。十六年来，笃娃哪里见识过此等兴高采烈的场面？他沉迷其中，开始惊喜，继而发呆。大家心疼他，本家的娃嘛，可怜家的，让吃让喝让拿，“叫娃下回再来！”
2009年6月，《芳草》第二届汉语文学颁奖会上，阎纲即兴感言
凭着是刘二的老顾主，三伯给儿子在茶铺找到一份苦差。我们醴泉县城，只有西门外的井水最甜，可是茶铺劳力不足，对外说是西门外的水，实际却是骗人的。用西门外的水沏茶，味道甘醇，斟入杯中，高高鼓起，一清不溢，半点不流。自笃笃当了伙计后，刘二茶铺改用西门外的井水，从此客人蜂至，生意兴隆。笃笃为人老实，整日烧水拉风箱外带挑水。先是日挑十多担，后来陡增二十多担。挑回的水倒在两个大瓮里，清幽幽地打闪，照人可真呢！
笃笃睡在茶铺的板楼上，茶炉的热气准准地对着他铺下的被褥。他不曾料到板楼的这一部位，虽然暖和却最为潮湿，不几年便染上风湿病，腰疼腿痛，终于在抗日战争的中期郁郁而亡，不满二十岁。
儿子死时，三伯63岁，事后一百多天不曾接待过一个顾客，不曾写过一份文书。一天午间，有人远远发现一个老妇在笃笃坟上烧化纸钱，捶胸拍土，嚎啕大哭，前仰后合，死去活来。这人把这见闻告诉三伯，三伯估摸着笃笃他妈寻她娃来了，连忙跑向墓地，等他赶到时，娃他妈无影无踪，杂草丛中只剩下一大堆纸灰，随风飘散，乌鸦惊叫几声，然后飞去。四野死一般的寂静，三伯在杂草丛中来回踱步，最后晕倒。
三伯一病不起，劝吃劝喝，不吃不喝，呻吟加杂着梦呓，如泣如诉，几天后便死了。孤魂无主。全族人为他筹办葬礼，一切遵照乡规里俗：阴阳看了地穴，掘圹七尺，青砖镶砌，三寸柏木棺材漆得油黑，十六抬棺罩，细乐吹吹打打，一群族里的侄儿、侄孙披麻戴孝，倒也热闹非凡。这样的葬礼使整个醴泉县城的老人们钦羡不已，说：“够了，够了，他这一生也值！”说：“有儿有女又能咋样呢?”
也许，三伯想为自己写一张诉状，控告不平的人世同时控告他自己，但他没有写。所幸者是，他死后，人们没有忘记将他用了一生的那方似砚似瓦的东西置入棺内，没有忘记为他献上一枝上好的小楷狼毫。
三伯从粪场被转送到坟地，活棺材变成孤魂野鬼。那时中国农村，识文断字的极少，三伯死了，人们感到很不方便。很长一段时间，乡下人不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找他，在半间房的周围索索地转游、等候，阎家的人看见了，说：“不要等了，等不来了！”说着，眼里涌出了泪。
三伯生前，常来我家蹭饭，我最怕他来家里蹭吃要喝。他来家，母亲连声不断地“三哥！三哥！”叫着，殷勤待承。爷爷将他让上正座。我得先叫声“三伯！”然后沏茶倒水。他一点也不客气，随便夸你几句，便推杯、挥箸忙活起来。我恭恭敬敬，双手把饭碗递到他的面前，一碗又一碗。我神情漠然，何等地厌恶啊！三伯看出来了，说：“吃多了，吃好了，够了！”母亲盯着我直翻白眼。
三伯一生，唉，怎么说呢？好吃懒作大烟鬼，卖房产卖媳妇卖儿败家子，不可原谅，我恨他、厌恶他。也怨他代写诉状，包揽词讼，为什么不见贤思齐，像《四进士》里的宋士杰那样，打抱不平，击鼓鸣冤，舍得老死边外，一举撂倒他三个贪官！
笃娃哥死了，三伯也跟着死了，六七十年过去了，我又想三伯了。想起那座粪堆群里的坟头活棺材，想起那杯苦茶，那方代砚而濡的瓦片，那些不值钱的秃笔，那孔乙己般的惜惶可怜穷酸相，那岁月的萧索、颓丧、衰败与沉重，不禁低下头来，彻心彻骨地忧伤。
笃娃哥死了，三伯跟着死了，他的那个社会也死了，我原谅三伯了。三伯品行罪错招人怨，为人所不齿，可是乡下的受苦人离不开他，而他，只要填饱肚子过把瘾便知足。他有他的活法：安于贫穷，与世无争，自食其力，保有自我的一席之地——自由的空间；也有安全感，莫谈国是，和孔乙己一样“从不拖欠”，你官府管不着，不担心“偷书不算偷”结果被人打折一条腿。
阎 纲，男，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后调文化部，编辑家兼评论家。后期以散文随笔著称。著有《文学警钟为何而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美丽的夭亡》《阎纲文化之旅》等。
魏锋专访（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