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中国相机上的“我” | 她用七年研究被忽视的独立纪录片
自从个体成为当代中国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媒介，这种独立的电影制作和文化实践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余天琦的研究结合文化民族志、访谈和电影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这种影像实践的动机、伦理张力和美学特征，以及产生此类实践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条件。
本书挑战了对当代中国社会下自我和主观性的肤浅理解，并通过电影研究为时刻变化的个体的概念提出新的启示性见解。
第一人称纪录片实践在个人化的中国
采访：Yolie
编辑：沙丘
从中国到英国，从学者到影像创作者，从拍摄别人到向内挖掘自己；在公共场所与私人空间，家庭与个体，男性与女性视角之间穿越、拉扯和相互联系……
最近，余天琦聚焦于21世纪初期的第一人称影像实践，完成著作《相机上的‘我’：第一人称纪录片实践在个人化的中国》，以找寻中国人的主体性、或个体‘自我’呈现是什么样子，与其他文化里第一人称影像实践中呈现的自我有什么不同？
“自从个体成为当代中国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媒介，这种独立的电影制作和文化实践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在该书的简介中，余天琦写道，她的研究结合文化民族志、访谈和电影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这种影像实践的动机、伦理张力和美学特征，以及产生此类实践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条件。
美国Ithaca学院PatriciaR. Zimmermann教授评价该书：“反击了欧洲中心的第一人称纪录片。它定了中国‘后毛时代’，去集体化和市场化时期的‘我’电影。此书让这些鲜为人知的影片引起轰动，并坚持认为中国的‘我’是在公共和私人，家庭和人权之间穿越、拉扯和相互联系。”
9月7日，凹凸镜DOC针对该书，对余天琦进行了专访，她谈及做此次研究的心路历程，近年参与纪录片创作的感受，以及对“第一人称影像”的思考。
01
社会形态、个体状态和独立电影制作
凹凸镜DOC：正如同书中所提到的，对于大部分独立纪录片研究而言，政治或意识形态相关的研究比较多，像是Chris Berry或 Dan Edwards。第一人称纪录片是一个比较全新的领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此书的写作动机和想法吗?
余天琦：我对第一人称电影的兴趣最初在于自己处在跨国环境里，渴望了解自身的文化认同。尤其是2008年我在伦敦参与制作一部BBC纪录片的时候。该纪录片关注讨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治环境变化。因为有社会学民族志的训练，我本能地观察起来这个英国专业摄制组如何呈现我成长的国家。我被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吸引了，以及随之而来的九十年代的‘淡化意识形态，发展经济’。因为以前对此了解甚少，我对这段时期的不同的历史叙述着迷，并开始质疑我之前在国内获取的知识。但我也知道西方民主制下的意识形态关注什么。
拿着一台小型DV摄像机，我开始拍摄与工作人员的日常对话、剪辑室讨论。当剧组工作人员因为没有拿到签证去中国拍摄时，我作为里面唯一的中国人，被英国同事称为中国间谍。虽然这只是个再英式不过的讽刺笑话，我当时还是相当敏感的。我应该属于哪一边？突袭而来的价值观冲突让我不知所措，我当时也录制了大量的个人录像日记。这些民族志素材和录像日记被我编辑成了第一人称电影《伦敦日记》（London Diaries，2009年），在伦敦小范围播放过。与观众一起观看让我看到这段时间里自我变化的复杂过程。在此期间，我还制作了另一部散文影像《关于家的记忆》（2009年），以一种更加抽象的方式探讨了身在国外，面对中国快速转型和城市化的心理困惑。
《伦敦记忆》的剧照
这种跨国身份让我想去了解国内是否有中国电影人在做类似的纪录片，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自我’向我们展示中国和当今中国人的变化。同时，我也开始大量观看西方的第一人称非虚构影像和阅读现有理论。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我自然而然地关注电影文本以外的部分，将电影实践作为一种社会参与来解读。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也很高兴看到电影这个学科也加速的由文本分析转向对电影作为文化生产和产业的研究。电影制作人不仅应定位于电影业领域，也在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
凹凸镜DOC：在书的标题中有这样一个限定范围，叫做“in an individualising China”， 书中也有一个章节叫做Theindividualis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吗？
余天琦：我在剑桥读的是社会政治学，所以在做电影研究时，依然会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眼光去看电影，并且会不由自主的关注电影文本以外的东西，把电影看成一种文化生产，一种社会实践，甚至会考虑实践动机、以及里面的各种权利关系。
虽然第一人称是把自己作为主体，如何与其他被拍对象、观众，包括自己相处，还是会在权衡各种关系。在构建理论框架时，我发现根现有电影理论中对西方个人主义和对主体性的理解和运用根本不可能来理解中国‘个人’的状况。个体的构建太受所在文化、社会、历史的影响了。
中国没有经历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但中国有自己的历史脉络和思想传统。儒家思想也好，道家思想也好，都会把个体放在各种关系里，无论是家庭社会伦理关系，还是与宇宙万物之间的互连，这点许多古代思想家和现代哲学家如梁漱民、冯友兰等都讨论过。在对西方电影理论的运用方面，我一直比较慎重，会借鉴西方理论的生成和研究方法，但更加关注本土实践的土壤、哲学、历史、动机和美学呈现方式，从而生成适合分析本土电影的原生理论。
《伦敦记忆》的剧照
在梳理当代影像和艺术实践里的第一人称表达史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了被大家忽视的文慧的早期第一人称剧场《马桶》、《100个动词》等，还有冯梦波的《我的私人照相簿》。对个人化中国社会的理论阐述，我主要借鉴了人类学家闫云翔的研究。他通过长期的人类学调查，总结了中国（特别是2008年之前）个人化发展的形态和特点，并与西方社会个人化发展做了有力对比。
受阎云翔的启发，再结合自己的民族志调研和对影片的分析，我总结了个人化中国社会里个体的五个特点：关系中的自我，父权与传统伦理关系里对性别的期待依然深厚，个人愿望与家庭义务之间的拉扯，个人权益意识的增长-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家庭关系以外个体与个体之间相处关系的变化与不变。
冯梦波 1996 年《私人照相簿》
凹凸镜DOC：书中提到大约在2012年调研完成，但是2019年才成书。学术界会有“赶热点”的说法么？您认为去年才发布此书会对著作内容有影响吗？
余天琦：2012年我的初期调研结束并完成博士论文。作为论文顺利毕业，但我一直有目标要把研究出版。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特别少，我也希望把此研究送给跟我一起长大或同代中国人，我们成长的时代的确是中国走向个人化发展的时代。2012年27岁拿到博士学位，28岁时拿到我的第一份终身教职工作，在诺丁汉大学的中国分校（宁波）。
在英国从本科到博士读完，我一直期盼能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真正的深入了解日日变化的中国社会。所以这个机会对我来说特别好，可以进一步对研究做补充。2013年后国内的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让我能用历史的角度观看2001年到2010年这十年中国社会的形态、个体的状态和独立电影制作。
《关于家的回忆》剧照
所以我没有在毕业后立刻把研究出版，而是希望把研究做的更扎实。先进行一部分的自我否定，看之前做的研究是否经得住历史考验，然后再做补充。从博士论文的三大章，到最后书中呈现的8章，有很多补充和修改，书中的最后两章也全新的，是在国内工作的四年里陆续完成的。
当然，在这期间，我也在忙着《中国梵高》的制作。如果真的要“赶热点”，可能2013年那会儿会更加合适，新鲜出炉的研究，正赶上这种实践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独立电影人和艺术家认可，也有更多人做第一人称表达的影像，国外对这个实践也非常感兴趣。但真正有分量的学术不应该受时间限制，它的价值应该是长期发热，让之后更多的学者对它扩展，或推翻。
3年前，我又筹划了关于东亚女性第一人称纪录片实践的研究，与Alisa Lebow教授一起合编了《纪录片研究》(Studies inDocumentary Film)特刊，这个特刊最终在今年春天出版，包含Gina Marchetti，张真，桑子兰，Joel Neville Anderson还有我本人，对五位女性艺术家电影人的研究，包括赖河之美、文慧、王男伏，吴巫娜。
凹凸镜DOC：因为你在最后章节也有提到现在仍然兴盛的直播的形式，也在开篇提到了电影式日记，这本书也让我联想到了视频类的“视觉日记”（visual diary），比如前场或后场对创作者的影响，像是现在的vlog，你怎么看待这种新媒体时代的第一人称纪录片？
余天琦：像书中最后一章讲到的，后电影时代的技术条件让个人化视频或家庭影像的在社交媒体上风行。早期的第一人称纪录片更加直接，把个体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裸露的更加直接，而新媒体时代的第一人称表达像是画了妆的大学生。比如说，直播平台上“自我”呈现的及时性和与观众同步互动挑战了我们对传统交流的理解。表演性和非表演性，真实和虚假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以盈利或吸引粉丝为目的的自我表达和表演也让自我构建的伦理变得更加复杂。
02
中国非虚构电影里的散文性
凹凸镜DOC：看到你曾经在广州节大师班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可能你会觉得对外部的世界很难把握，可能自己的情绪都是挺难掌控得了的。”特别是现在的大家沉浸于手机各种虚拟软件带来的幻象之中，愈发难以面对真实的自我。“但是你跟摄像机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哪些东西是表演的时候说的，哪些时候真的是对自己内心说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其实是后期拍摄其他人的时候，观看素材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的，哪些是表演性特别强的，哪些是特别自然流露出来的。”你自己之前做过这种练习吗？或者你会让自己的学生做这个练习吗？
余天琦：是的。书中提到2008年我做参与做那个BBC纪录片项目的时候，同时拍摄了大量的录像日记和影像民族志，经常对着摄像机把自己的困惑、想法和找不到人说的话记录下来。慢慢的会发现什么时候是带有表演性的，或者说有心里想着观众，什么时候是忘记了观众，完全在与自己对话。后来这些素材剪成了《伦敦日记》，特别私人，把我自己思想变化、矛盾与挣扎暴露的一点儿不剩。也是因为特别私人，我只拿出来放映过一次。但它当时确确实实帮我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在这个记录过程中，我慢慢看清了我的困惑的本质，或者说与我的困惑做出了和解。这个自我沟通的过程非常珍贵，也是后来为什么，在我研究其他第一人称纪录片时，更看中这种拍摄与制作作为一种沟通实践。
《关于家的回忆》剧照
所以说我的创作和理论书写是互相促进的。创作能让我更直接的看清实践的问题和本质，而理论书写给我空间做反思、整理、从而对某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实践作为判断。现在来看，这部片子与我书中研究的第一人称纪录片一样，涵盖了更广阔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义。有机会我也会重新把这部片子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我教纪录片或影像实践的时候，会让学生做这样的训练。他们通过拍摄自己，来反思真实性与表演的关系。新媒体时代下的第一人称记录掺杂了更多的其他成分，包括商业、经济，名气。自己可以把自我包装成产品，具有商业价值。但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在慢慢发现另一个自我，表演久了，就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真实自我吧。
凹凸镜DOC：关于”home”在书中一章中也提到了，老家成为了一个想象的存在。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诗意的表达，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天翻地覆的状态下，许多人也面临着这种状况，无家却处处是家。你作为小时候跟随家庭到深圳的移民，之后又赴英求学生活工作。不管是在《中国梵高》中，还是在你的学术著作中，都有不少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可能“身份认同”这确实也是一个很宽泛的题目，那你会怎样形容自己的身份与文化认同？
余天琦：我现在在伦敦大学玛丽女皇学院（QMUL）电影系任教。从当年做学生，到现在的终身教职，英国的确给了我很多成长的营养和发展空间，特别是作为一名外籍学者，还是女性，我感受到自己如何被平等对待和尊重。作为一名华人，我现在面对更多的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了解中国的发展与变化，看它与其他文化、社会的互动。
同时，我也非常珍惜自己的内部视角，从内部了解中国总有很多惊喜或惊人的发现。在中国工作了4年之后再次回到英国，我的感觉是自信心更强了，对中国有更直观的了解。不像之前那样，自己实际的经历与中国现状有时差，认知中也掺杂着想象和偏见。现在能更清楚更理性的看到中西两方各自的问题和局限，不会一味的偏袒哪方。也更了解自己的位置，能给国际带来什么，如何通过研究、教学、创作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多面。
作为一个国际学者，我目前的任务是如何让全球的电影学科去西方化，去殖民化。不是用中国的现象和创作去印证西方理论，而是发展自身的理论、历史与哲学。幸运的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不是孤独的自己在走，而是有许多国际同行一起努力。也是因为做了妈妈，我更加觉得有责任让孩子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我会很自信的跟她说中文，看中文读物、电视，吃中国食物。这些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也有很多英国孩子被家长送去学中文，就像我们当年学习英文一样。我想把这种文化自信传递给她，让她不需要在中英间做选择，而是同时拥有双文化身份给她带来的营养和宽容。
纪录片《中国梵高》海报
凹凸镜DOC：在创作或是学术研究方面，之后你有什么计划吗？
余天琦：我这几年的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继续关注个人化非虚构影像，包括散文电影和更加个人化、美学形式多样的艺术家影像；另一方面，因为个人对道家思想的长期兴趣，我正在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道哲电影。这就不光是针对华语或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国家的电影了，而是用道家哲学思考全球的电影，试图打破电影哲学一直只关注西方哲学的局面。这个项目是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也已经得到QMUL人文社科研究院的资助。这个项目会对全球电影教育的去殖民化、去西方化做贡献，也让对各个领域影响深厚的中国道家思想更加主流的进入世界电影、艺术的创作和研究。
凹凸镜DOC：你的身份也是非常多元的，既有学者，也有创作者，在《中国梵高》中也作为制片人参与其中。可以讲一些你作为制片人身份比较特别的体验吗？
余天琦：制作人跟学者的确是非常不一样的角色，但英国的教育传统又非常重视实践与理论结合。我的研究总是或多或少受到自己实践的影像，无论是关注的视角还是研究方法。而实践同时也受到理论的支撑。这里的理论不光是电影学里的，而是更广的人文社科知识和哲学思考。Practice based research 或practice ledresearch 是通过实践来做研究，也会让作品更加有社会、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所以我不是纯碎的制片人或制作人，作为学者的思考会不由自主的带入实践。
凹凸镜DOC：许多相关的学术讨论都集中于21世纪的前后10年，2012以后，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大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为什么关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却没有很多？你会怎样形容现在的独立纪录片创作及发行的状态？
余天琦：我去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影像写作：中国非虚构电影里的散文性和赵亮的〈悲兮魔咒〉》（收录在《World Cinema and the Essay Film》）有关2013年之后的独立创作。所谓 ‘独立’的定义在改变，当然没有绝对的独立，但现在‘独立’似乎更多是一种影像标签、美学或选题方式，而不像之前，更多是一种创作态度和政治姿态。
我正在编的《散文电影与叙事技巧》里也包含了几篇关于当代中国独立电影人和华人的创作。这个时代主流媒体上的纪录片做的越来越精致，纪录片也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这对普及纪录片教育是好事。但特别有力量的作品还是很少。一些早期的独立电影人和年轻创作者正在默默的探索更多元的美学形式。
早期的个人化表达比较直接，现在大家会技巧性的使用更多元素，把影像做的更加诗意，对传统文学诗体和散文体的影像化使用，或运用现成素材，进行重新编辑等等。我的一部分研究会继续关注当下的纪录片和非虚构影像，自己也会继续通过创作者的身份参与到其中。中国的纪录片通过前辈们的努力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且行且珍惜。
03
相机上的‘我’：
第一人称纪录片实践在个人化的中国
余天琦 著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
2019年
第一本专门探讨后毛时代中国第一人称叙事纪录片的英文专著。自从个体成为当代中国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媒介，这种独立的电影制作和文化实践变得越来越有价值。本研究结合文化民族志、访谈和电影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这种影像实践的动机、伦理张力和美学特征，以及产生此类实践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条件。本书挑战了对当代中国社会下自我和主观性的肤浅理解，并通过电影研究为时刻变化的个体的概念提出新的启示性见解。
关于作者：
余天琦，学者，电影人，策展人，伦敦大学玛丽女皇学院 (QMUL)电影系讲师。研究纪录片及非虚构影像，电影与中国传统思想，艺术家流动影像，业余影像与电影考古。
英文论著包括《相机上的‘我’ -第一人称纪录片实践在个人化的中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 2019），编辑《东亚女性第一人称纪录片实践的女性主义方式》（《纪录片研究Documentary Studies》特刊2020年第14册第一期，与Alisa Lebow合编），《 中国的‘我’一代：21世纪的电影及流动影像文化》(Bloomsbury，2014) 。
正在编辑《散文影像与叙事技巧》（Intellect），并在进行新的研究项目《道哲思想电影》。创作包括纪录片电影《中国梵高》（获多个国际电影节奖项，在多个国家院线上映），散文影像《关于家的记忆》（DSLCollection和耶鲁大学收藏），纪录片《二毛》（制片人, IDFA 世界首映）。策划的影像展包括：“复调中国-中国独立纪录片英国首次展映”（2008-2009）、“中国新一代独立电影”（伦敦 2010）、“记忆显影-纪录片与非虚构影像展” （上海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