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及注的历史品格和小说趣味

在中国古代的20余部正史中，前四史尤其受到推崇。所谓前四史，即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而《后汉书》撰于南朝刘宋年间，晚于《三国志》100多年。从撰写时间来看，《三国志》是紧承《史记》《汉书》之后的一部史学名著。所以《晋书·陈寿传》明确讲：“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辞于东观。自斯以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三国志》在中国史学著述中占有重要地位。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少好学，师事同郡史学家谯周。曾担任蜀汉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陈寿不愿阿附，因而累遭贬黜。西晋灭蜀后，入晋为著作郎，官至治书侍御史。著作除《三国志》外，另有《古国志》《益都耆旧传》《官司论》等。其生平事迹见《晋书》本传。
　　陈寿去世后约130余年，南朝刘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著名历史学家。晋时曾任殿中将军，州主簿。入宋，历任太子洗马、永嘉太守、国子博士。《三国志》注完成于元嘉六年（429年）。一般人注释古书，大都以训诂为主，而裴注则聚焦于事实的增补和考订。裴松之所征引的古籍，多达210余种，其中大部分已经亡佚，全仗裴注得以见其面目。难能可贵的是裴注引书，往往首尾完整，不加割截，故参考价值尤大，大大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因此说，读《三国志》，不能不读裴注。
　　《三国志》及注，完整地展现了三国时期的基本状况，对于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极为重要，不可替代。例如，三国鼎立，魏强而蜀、吴弱，如何构成动态的平衡关系，孙权与刘备结盟是其关键之一，也是三国时期最受关注的事件。读《三国志》及注，对其前因后果，可以获得相当深刻的理解。
　　据《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记载，有一次，曹操正在写信，听说孙权把荆州出让刘备，手中的笔不觉落地。这件事很耐人寻味。当时荆州已不属曹操所有了，不过是孙家的地盘让给刘家，与曹操有什么相干呢？曹操之所以惊恐到如此地步，是因为担心孙权出让荆州后，孙、刘两股强大力量结为同盟，难以对付。
　　曹操的忧虑使人想起了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终于出山。他的隆中决策，重心之一便是刘备与孙权联合，协力拒曹。其设想是：如果能够灭魏诛曹，那么天下的前途是难以预料的（真实的意思是，灭魏后，接下来必然是孙、刘决战，那时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即使不能灭掉魏国、诛杀曹操，孙、刘结盟，也可免于被曹魏各个击破。
　　诸葛亮热衷于联孙抗曹，曹操也害怕孙、刘联合，而鲁肃借荆州给刘备，亦意在联刘抗曹，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吕蒙的见识达不到这一步，这才袭取荆州，导致了孙、刘联盟的破裂和蜀汉的衰落；同样，刘备的见识也达不到这一步，这才因为失去荆州的缘故，大举攻吴，以致兵败呕血而死。蜀的衰落为后来司马氏灭蜀创造了条件；蜀灭后，东吴独木难支，苟延残喘，等着晋来收拾，这都是必然的事情。凡此种种，均为曹操、诸葛亮和鲁肃三人深谋远虑的验证。而对这些历史事实的精彩记述，正体现了《三国志》卓越的历史品格。
　　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而《三国志》及注又对相关事实做了生动展现，尤其是裴松之的注，它的许多片段已臻于“绘声绘色”的境界，因而，虽然《三国志》是一部历史著作，但读《三国志》及注，却不时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小说趣味。《三国志》第一卷即“武帝纪”，也就是曹操的本纪。关于青少年时代的曹操，本纪说：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顒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
　　裴松之注与此相关的共8条，其中两条尤为生动，分别采自三国时期吴国人所作的《曹瞒传》和晋人孙盛的《异同杂语》：
　　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曹瞒传》是吴人的作品，虚构意味很浓。它表现曹操的狡狯，真能做到形神俱活。孙盛《异同杂语》所写尤其耐人寻味。“才武绝人”，这样的定位尚在读者意料之中，被人评价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能“大笑”，这才出人意料，足以显示曹操的奸雄本色。所谓“乱世之奸雄”，即“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不讳言自己的“奸”，唯“奸”能“雄”，他甚至为此而感到得意。这样一个曹操，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极为鲜明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篇末评曹操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览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异同杂语》的描述正是这段评语的形象化注脚。
　　《三国志》及注是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或《三国志演义》）的主要蓝本，这一事实包蕴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明高儒《百川书志》特别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十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强调《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用是使《三国志》易于为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读者所理解，是一部好的通俗历史。没有《三国志》及注，就没有妇孺皆知的《三国志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