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1965——童年记事（代序）
在我定型的成人岁月的某一个空闲的时候，在我重复的日常生活场景下的某一个似曾相识的瞬间里，有一些模糊的画面总是不期而至地来到眼前；不知道为什么，儿时的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细节，或者上学的时候闻到过的一种气息、甚至是一种自己早就忘却的想象，就在沐浴着午后的阳光呆呆地望着阳台下面的灰蒙蒙的城市的时候，就在穿越初冬的大雾扶着儿子骑着小自行车摇摇晃晃地上了熙熙攘攘的马路的那一刻，突然地、又一次地出现了。冥冥中好像有什么力量一定要提醒我，回忆起那些随着脱落的脑细胞在向新生的脑细胞复制的时候，因为信息丢失而失去的东西。
有人说借助文字或者影像的记录是常存的，是永恒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记忆的线索都不是文字或者影像本身，而往往只是一件物品、一种味道、一个场景、一个契机。
记忆似乎是属于过去的。但是显然那些顽固地存在着的、常常能浮现在你的头脑中的记忆，已经明确地成了一种与你的当下共存的存在，它已经是一种被充分现实化了的存在，它不仅包含着过去，还包含现在，甚至未来。它已经成了你生命中一种全方位全时段地起着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生命的过程中筛选下来的结晶应该不仅仅是个人精神里程的纪念，还应该有超越个体的甚至是涵盖家族、暗示社会、负载种族的象征意味吗？
这样的怀疑和分析都将是沉重的、疲劳的，不如就抓住思维的瞬间，将模糊的画面忠实地记录下来来得轻松——当然并不见得愉快。
儿时的某个场景，未知的世界所呈现出来的美妙让无知的孩子神往不已。某个荒草萋萋的片段，未必那么美丽，但是绝对原始而自然，是未被大规模污染以前的山川大地城市街道上的一幕。路边的花与树、菜与草，都水灵洁净，释放着它们本身应该有的气息。那些气息对一个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至关重要，将构成他未来一生最基本的审美要素。
按照时间顺序，这些画面中最早的一幅是我刚刚被母亲生下以后，被护士抱着走出产房，向旁边的婴儿室走去的情景。我的眼前依次出现了有很多污垢的墙壁、有细小的蜘蛛网的天花板与墙的接触点、冷漠的目光、热烈的目光、羡慕的目光、不认识的人脸、又一个不认识的人脸，有人说：“哈，大胖小子！”
又有人说：“多少床的？”
“33床的。”抱着我的护士回答。
然后门就开了，有很多孩子在哭，我在此起彼伏的哭声中被放进了一张小床。就在我被放进去的那一瞬间里，我看见旁边的一张床上的一个家伙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脑袋冲着天花板发呆或者大哭，而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从此以后我就永远记住了那一眼。仿佛我们以前一起有过很多一时说不完的历史。
那是上个世纪的第65年的5月8号，杨花已落，槐花正开。和这个画面挨得最近的是奶奶的不会说话了的脸，黑黝黝的笑容写满了每一道皱纹，她瘫在床上，热切地要抱一抱我，我被她的样子给吓着了，一个劲儿地躲着；她就又像哭又像笑地“哇哇”起来。
紧接着就是向巨大的坟坑里放她粗大的黑棺材，黑棺材上被几个哭得坐在地上的姑姑撒下了一个又一个的一分钱的硬币；我就是攥着几个这样的硬币，一步一步地向家里走的，我不愿意拿出其中的三个来去坐公共汽车，一是可以省下钱来买一本小人书，再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回走的时候可以更多地沉浸在刚才电影院里的电影中的情景里，想象自己也在那样的场面里的情况，这是我看电影的最大的享受。而如果上了公共汽车很快到了家，就没有这样的想象的空间和时间了。
我这样走着的时候，就能看见一个山村的小姑娘寂寞地走在山谷间的羊肠小路上，她为了节省一点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实根本也没有钱可以节省，只是可以少花一点钱，她必须每天中午赶13里山路回那大山后面的家吃午饭。
在一个春天的傍晚，她又蹦蹦跳跳地回家里，先是奔向储存柿子的阴面的屋顶，拿了一个去年的柿子吃了，然后就带了铁锨上了山，在快到山顶的阴面的山坡上，她种下了一棵杏树。她是响应学校里植树造林的号召，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植树任务的一个。
九十多岁的姥姥给我回忆起这一幕的时候说：“你妈那天特别高兴！”一个山村里贫穷的女孩子，在物质极度贫乏的状况下表达自己的爱意的方式就是这样原始而正确——符合所有的环保与自然的现代规则。
今天，那棵大杏树已经枝繁叶茂，每次我回到姥姥家都要去凭吊一番。种下这棵大杏树的时候，母亲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将会在不到四十年后就于极度的痛苦中死去，而且是她从事了一辈子的医疗事业中的败类——大家通常只是叫他们庸医，其实他们是掌握人的生死又全然不把人的生死当回事儿的强盗，就像历史上某一个时期大权在握的政客——杀了她！
母亲离开山村来到城市并且居住在城市，可是城市在她的感觉中并不是她的家。这样的感觉显然从小就遗传给了我，在城市里谨小慎微，从来不惹事生非，严格地遵纪守法，就成了家里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过却被执行得十分周到的行为准则。城市是人家的城市，这样的观念使我在成长过程中有了太多的不自信，有了太多的感激，有了太容易满足的偷生一般的心理。
那时候的小城市的家庭里其实大多数还保持着农村的生活习惯，只是个别人家有比较长久的城市生活历史或者有比大家挣得稍微多一些的钱——比如残废军人、比如给国民党当过军医的投诚者，他们的家里偶尔飘出来的巧克力的味道我以前从来没有闻到过，更别说吃过了，可是直觉就告诉我那是高雅的、不一般的、城市味道的。那种生活距离我们很遥远，我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去木匠房等着收人家锯下来的刨花儿，或者到家属院的林地——老党那边儿——去砍树枝，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门口盘的那个大灶的口粮。在大人们下班的时候我和妹妹经常正拖着一根长长的树枝或者两筐满满的刨花儿往家里走呢。人家就会或者羡慕或者不屑地说：“哈，看这哥儿俩！真会过。”
其实也不是没有煤，只是煤供应的太少了，而且还要尽量节省下来一些给姥姥家送去。拉煤也是我与妹妹和母亲一起去干的活计，母亲在前面像牲口一样拉着纤——这一点我原来一直不承认，现在想想其实就是——我和妹妹在后面推，妹妹会很快就累的，于是她就坐到了高高的煤车上。
那时候阳光特别强烈，强烈得让人担心煤是不是会在还没有拉到家的时候就自己着了起来。于是，在又一次休息的时候，母亲就狠了狠心，给了一直跟着我们的卖冰棍儿的小贩六分钱，买了两根三分钱的。我一根，妹妹一根，妹妹立刻高兴地舔着冰棍儿在煤车上认真地吃起来，我在吃了几口以后才意识到母亲自己并没有吃。
这个意识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淡忘了，但是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它却不断地出现在很多我自己完全不期然的场景中，特别是在母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以后。她已经不在了，永远不在了，这个事实我心里好几年才确定了下来，我总是在梦里看见她并没有死，而是去了一个我们暂时还不知道的地方，经过千辛万苦她正在向我们在的地方跋涉，跋涉啊跋涉，终于回家了，说：“啊，这几年，你和你妹妹家里的变化真大啊！还有天明，我的小孙子，你这么高了啊！”
这一幕，距离我比我儿子现在的年纪还小的时候离开家自己去上学的情景，似乎只隔着一条街，转过去，就可以看见。我去上学，只有第一天是父亲送去的，以后都就都是我自己了。路过罐头厂，厂门前的便道上总是在下午我们放学的时候堆起一堆做罐头剩下的梨核，我们就扑上去和捡破烂儿的挣抢完整一些的、不太烂的梨核，用手擦一擦就赶紧送进嘴里，那种味道一直在我嘴里弥漫了很多年。我认为梨就是那个味道，多少年以后我看见整个的梨的时候，很惊讶，及至吃了整个的梨，竟然觉着还不如那烂梨核。似乎主要是因为那上面没有机器削过的椭圆的痕迹。至今我想起来也还是羡慕那些家长是罐头厂的同学们，他们不用扑上去抢，他们的父母给他们带出来比我们捡到的最完整的梨核还要完整得多的梨核。这个印象看来是无法消除的了。
就在吃梨核的地方再向前走一百米的地方，隔着一条沟，我们学校的学生和对面村子里的孩子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械斗，大家对着骂、对着扔头块，体育老师也来参加了，公社社员也来了，我们这边的孩子王红旗拿着自制的火枪冲着对面开了一枪，突然一切就都结束了。
我们依旧上学。每天早晨上学前，我自己捅开炉子，切点凉的棒子面饼子，烩上点白菜，吃。放很多醋。就在我这样做着的时候，那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女人就从邻居的屋子里出来了。
她就住在邻居家里。一个公安局的定期来会她。两个人晚上住在正屋里，邻居一家却住到做饭的小房儿里。我现在才为这种现象找到一个恰当的名字，那叫包二奶。不是自己包，是别人给他包好了以后等着他来，想求他办事的人替他包。公安局的人总是有很多特权的，包二奶都不是自己掏钱。邻居家的老婆是没有城市户口的，为了这，他们有求于派出所。
秋天了，那个二奶走了。走了，我就把她忘了，可是过了十几年、二十年以后，她就又回到了我的头脑里。我突然就看见我自己坐在小院里把收音机开得声音很大地听《化学》讲座。那个女人在屋子里用大盆洗了澡，无声无息地坐在小板凳上梳着头发。她的头发里总是散发出一股腐败的味道，和我们放到鞋里的树叶的味道很像——既臭又香，当然还有用。我们把树叶放进鞋里，沤烂沤臭，是为了玩拉筋儿的游戏。那种游戏确实是地地道道的游戏，因为没有任何意义，只是看谁捡来的树叶的茎能把别人捡来的树叶茎给别断。较量输赢是人们在游戏中始终贯彻的一个原则，是日后成年生活的模仿和训练。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再臭再烂，只要好用，就会有后来者步其后尘……
童年是漫长的，童年的时期的一个小时或者竟与成年以后的一年时间相当。当然这说的是那一个小时里的感受感觉和对未知的探索的困惑与收获。我们所有的回忆之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其实都是针对着自己的童年的。如果将其稍微扩大一些，也不过是再加上青少年时期而已。一般来说都不会涉及到成年以后的范围了。对于童年中有感觉的事情，印象深刻的事，即使是在成年以后的回忆中，在成年以后居高临下的俯瞰中，那种要说清楚和分析明白的工作也经常是徒劳的，即使今天我有时间把梗于心中的一些事情按照道理和故事的结构写出来的时候，也总还是感觉意犹未尽，文字在很多时候都不能准确地传情达意，能说出来的似乎只是冰山之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