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基督教堂的圣诞聚会

韩城的旅游公交，一头连着司马迁祠，一头连着大禹庙，中间经过原上的新城和原下的古城，几乎将韩城全部著名的地方都串联了起来。而只要不出城，车票就是一块钱；即便是去最远的司马迁祠也不过四块钱。这样，依靠这条旅游公交，就可以将韩城贯穿在一条线上的林林总总的好地方都看到了。这是小地方，中小城市的一种得天独厚的方便；也是历史文化名城韩城的城市规划和公交设计的可圈可点之处。

这一天，去看了大禹庙，看了大禹庙所在的周原下面的黄河。重新坐车回来，没有在新城下车，直接下了大坡，到了古城。古城下车地方对着古城的东门，东门的牌坊和仪门，东门里面的文庙城隍庙的参天古柏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古代意象。不过那已经是我们多次流连徘徊过了的地方，现在要去旁边的基督教堂。因为刚才在车上就听见有乘客互相在说，说是去教堂。今天是星期天，明天是圣诞节；按照中国人过年的习惯，今天去教堂，是正日子。

说起来很有意思，在古城翘角飞檐过山脊的灰瓦青砖建筑之上，白色的尖顶基督教堂非但没有显得格格不入，还好像就应该在这里一样，成为一种补充；补充了高高地向上引导，引导出美丽的天际线。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这种视觉引导的功能一般都是留给塔来完成的。韩城古城也有塔，但是这个金代的金塔立在古城之上已经接近了原上的位置，如果不是从南向北看的话，如果是俯瞰的话，就脱离了古城建筑的视野范围，让古城成了一片灰色的平房建筑，统统都在一两层高的建筑群落。而基督教堂的尖顶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让古城的天空有了完美的分层错落之美。

当然，大概教堂的建设之初，不会是单纯从什么建筑的天际线来考虑的；这是信仰的需要。果然，今天这个正日子里的教堂，整个都已经被信仰围绕着了。教堂前的高台阶上已经成了一个另外意义上的广场，人们或站或坐，或者三五成群，或者一个人沉思默想，都沐浴在阳光里，而阳光被教堂雪白的墙壁映照过以后仿佛已经更加温暖。这些人，扶老携幼者有之，夫妻同行者有之，棉袄棉裤的老人和西装革履的正装者都不乏其人。很多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好像是因为这个冬天不冷而来的惬意甚至愉悦。

教堂高高的台阶尽头就是类似礼堂大门的教堂门厅，一楼早已经座无虚席，门厅里也站满了人。上到二楼，二楼的人要稀疏很多。尽管门口明确写着不要带孩子到二楼，但是还是有人抱着孩子上来，孩子的哭闹之声在二楼传之更远，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一楼布道台上的讲说者。那是一位女士，围着红色的围巾，红色的围巾上有金色的十字架。同样的十字架在穿着西服的男士们的红色领带上也是有的。这显然是教堂的标志，教会的标志，信徒的标志。

她的所讲是诚恳的，除了从教义里来的原文原句之外，还有很多是她自己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的发挥。当然推心置腹的解释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最终走向教义，走向教义对现世人生的解释和对未来人生的阐明。它是在精神层次上用自己的理论关怀着信众和世人，是把自己的世界观讲给茫茫宇宙中孤立无助的人们。

不少人都是边听边做着笔记。教堂的桌椅是一体的，前面的椅子后面有一条窄窄的只有十几厘米宽的桌面，可以成为后排入座者伏案阅读和记录的工作台。很多人的工作台上都放着厚厚的《圣经》和打开的笔记本，对照，书写，一如上课，却不是为了考试，而是发自肺腑地为自己寻找着指路明灯。

在人类的精神场所，不论是庙宇还是教堂，不论是道观还是寺院，只要是出之于真诚的所在，诚实的精神所在，就总会弥漫着一种珍贵的使人成为人，使人从动物性里脱身出来，至少是暂时脱身出来的崇高之感。这是我之所以能在这正日子里的教堂里坐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观看和聆听，还有沉浸和享受；享受人之为人的挣脱与超拔。

透过教堂的玻璃窗，可以看见，外面古老大庙式的原礼拜堂旁拆迁的空地上，已经摆上了几十张圆桌，每张桌边都围着一圈圆凳。不断有穿着西服的男女志愿者抬着成筐的碗筷过来，抬着一大盆一大盆的吃食过来。按照中国庙会的传统，中午是要管饭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在这里取碗盛饭，尽管那只是一种将菜和粥熬在一起的粘稠的“糊涂”。

虽然里面讲台上的宣讲还没有结束，但是刚才站在教堂台阶上的人，甚至里面一些听讲的人也都出来了，都来吃这碗免费的粥。大家端着碗，却很少有坐到圆桌边的。因为圆桌都在教堂的影子里，太凉。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都端着碗回到了教堂的台阶上，端着碗，沐浴着阳光，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

于是，在韩城古城的雪白的基督教堂前，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浩大而壮观的场面：穿着黑衣服的男女老幼，成群结队地辐凑于自下而上的台阶上。大家站着坐着蹲着，几个人相对，两个人平行，或者一个人面壁地聚集在一起，人人手里一个碗，低着头，津津有味地吃着，吃着。

精神的高蹈需要物质的支撑，人的精神，永远存在这样的相对性；纯粹的精神是不存在的，但是纯粹的物质就会让人滞重、迷失与疯癫。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会明了源于中国传统庙会的这种精神与物质结合的形式的重要。人们的心需要温暖，不论是话语的温暖，还是粥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