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敌营十八载
看过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的人们，相信都被主人公江波的坚定信念、过人智慧和超凡胆识感动过、激励过。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党员，像江波一样，为了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不吝个人名声，不惧流血牺牲，坚决服从党的安排，打入敌营，与敌人近身斗智斗勇，为党和人民立下不朽功勋。雨花英烈徐楚光，就是其中的一位。
隐蔽在国民党部队
徐楚光，原名金安，又名祖芳，曾化名楚狂、建豫、席君实等，1909年2月，出生在湖北省浠水县团陂镇白鹤村一户依靠种田和手工劳动为生的贫苦雇农家。12岁时，徐楚光的父母因积劳成疾先后过世，妹妹徐杏花被送到同乡一个贫农家里做童养媳，他则由4个叔叔抚养。1924年，15岁的徐楚光带着叔叔们筹集的三块银元，考入蕲水县中学。
1926年10月，徐楚光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的步科学习。武汉分校的实际掌控者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为校长，顾孟余为党代表，张治中为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学生总队长，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郭沫若、沈雁冰等为政治教官，陈毅负责党务工作。在军校，受结识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影响，徐楚光很快倾向革命、倾向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学业受到影响，徐楚光随共产党员和进步同学疏散回浠水。从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的血的教训中，徐楚光领悟到一条真理：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华；只有跟着共产党，亿万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解放。党的八七会议后，麻城、黄冈、浠水、黄梅等县相继建立农民自卫军，徐楚光在浠水上巴河、林山河等地参与领导农民暴动。12月，徐楚光不畏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自卫军编入鄂豫边红军，时年18岁。
1929年冬，鉴于徐楚光思维敏捷、文武兼备、善于社交，鄂豫边军事委员会派时任直属团连长的他，和潘仲素、徐森桥、徐润清打入国民党军内部，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徐楚光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在党组织的努力下，经国民党湖北省浠水县县长徐剑锋推荐，1930年，徐楚光进入浠水县自卫大队，任中队长。不久，因罗田和英山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对红军的活动很不利，徐楚光便通过国民党军驻蕲州司令徐文煌介绍，到罗田县自卫大队任副大队长。徐楚光讲究军容，组织射击和队列训练十分在行，深得罗田县自卫大队大队长徐施恩信赖。当时罗田和英山两县自卫大队因一些民事纠纷，互相指责，矛盾较大。徐楚光发现徐施恩为人正直，有正义感，对时局的看法也有不少可取之处，便利用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加深交往，争取徐施恩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1931年3月，英山县自卫大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向鄂豫皖边区红军发动“围剿”。英山县自卫大队路经罗田县的石桥铺时，徐楚光建议徐施恩以“英山自卫大队偷袭罗田自卫大队”为由率部抄袭英山自卫大队，致使该大队一败涂地。英山自卫大队随即对罗田自卫大队进行反击。战斗中，徐施恩被英山自卫大队打死。徐楚光立即向徐文煌告状，要求制裁英山自卫大队。由于徐楚光的策动，罗、英两县自卫大队相互为敌、自己“内耗”，减轻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边区红军的压力，支援了鄂豫皖边区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在同一时期，徐楚光结识了国民党李济深部驻罗田的一位团长袁启生。经过友好交往，袁启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表示赞同，准备率全团起义，投奔红军。这一计划被国民党鄂东剿匪司令朱怀冰察觉，袁启生机智脱险，徐楚光也因此离开罗田。
1934年，受党的指示，徐楚光随李济深、宣侠父去广西南宁，设法推动李宗仁、白崇禧继续反对蒋介石，加深蒋、李之间的矛盾，削弱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攻势。
徐楚光在去南宁的途中，巧遇同乡金龙章。经过细谈，金龙章很愿意协同徐楚光完成这一使命。
徐楚光到达南宁时，蒋介石派出的陶钧已经在南宁活动，企图拉拢李宗仁等人。陶钧曾是桂系第十八军军长，后投靠蒋介石。因此李宗仁、白崇禧对他不感兴趣。
徐楚光、金龙章以湖北同乡会的名义，邀请在广西的湖北人，举行会议，发表演讲，公开点破陶钧背叛桂系、投靠蒋介石的作为和他广西之行的目的，搞得陶钧非常难堪，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1938年春的一天，经中共党员靖任秋安排，周恩来在平汉铁路长寿车站的一列专车上接见了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游击总司令的孙殿英。经过协商，孙殿英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有关合作抗日的意见。
为实现联合抗日承诺，更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孙殿英请靖任秋前往豫西宜阳三乡镇创办干部教导大队，培养抗日骨干。受中共豫西特委派遣，徐楚光改名徐祖芳，到教导大队同靖任秋一起工作，职务是教导大队中校教导主任。教导大队有1000多名学员。徐楚光经常给学员们上课，宣传我党关于抗日的政策，激发学员的抗战热情。孙殿英对办好教导大队很是热心，专程到三乡镇检阅队伍。看到徐楚光把队伍训练得步伐整齐，表演刺杀时上千人一个动作、一个声音，他连声称赞：“不简单！不简单！”
1938年秋冬，孙殿英的冀察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党新五军，归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指挥。常驻孙殿英部的国民党特务向上司密告，说教导大队是“赤化”学校。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命令孙殿英立即解散教导大队。孙殿英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不同意马上解散。为避开国民党的插手和干预，孙殿英同意徐楚光、靖任秋等分头带领教导大队，离开宜阳三乡镇，在孟津过黄河，穿过济源县境，到达山西晋城、陵川和壶关一带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教导大队学员结业时，孙殿英采纳徐楚光等人的建议，将大部分学员分配到新五军充任基层骨干（班长、文书、庶务），一部分优秀的担任排长、连长或政治干部。这些学员日后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到位，在开办教导大队的过程中，除靖任秋等少数同志知道徐楚光是共产党员外，绝大多数教职人员和学员只觉得徐楚光是一位才华横溢、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国民党军官。孙殿英因此委任他为第五军参谋处作战课长。
1939年初，孙殿英觉得徐楚光是个办学有方的人才，决定开办新五军官佐子弟学校，附设幼年学兵连，让徐楚光任子弟学校校长兼学兵连连长。由于官佐子弟学校的学员不多，徐楚光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幼年学兵连上。他让新婚妻子河南籍共产党员时海峰到学兵连当指导员，从原教导大队的学员中挑选了几名骨干到学兵连担任排长。徐楚光利用讲课和训话等机会，对这些娃娃兵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9年下半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在湖北、河南等地制造流血惨案，在孙殿英部的共产党员处境极为困难。徐楚光留少数党员继续坚持，将大多数新五军官佐子弟学校和学兵连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撤离，自己也以治病为由请了长假，离开新五军，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
1940年初，党中央安排徐楚光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期间，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预谋袭击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受党组织委派，徐楚光以看望同乡为名，住在朱怀冰的参谋主任杨梓诚家里，准确摸清了朱怀冰的军事部署。徐楚光的活动引起敌军军部人员的怀疑。杨梓诚得知此消息后，暗中将徐放走。1940年3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和太南独立游击支队根据情报，密切配合，发动攻击，歼灭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大部，挫败了敌人妄图袭击八路军总部的阴谋。
奉命打入汪伪内部
1942年3月，受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委派，时任抗日军政大学参谋教官的徐楚光，改名徐楚狂，赴南方沦陷区主持军事情报、策反事宜。由于事属机密，对谁都不能透露，包括妻子和亲友。离开延安前，徐楚光只给妻子留下了一封去向不明的告别信，叮嘱她多保重、照顾好孩子。时海峰看完那封信，向组织询问无果，误以为徐楚光是投靠敌人才走的，于是就提出了离婚。
到武汉后，徐楚光通过同乡、同事关系，打入汪伪国民党武昌县党部，任常委兼主任，后又与好友、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伪武汉中国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的金龙章，接上关系。徐楚光要求金帮助他去南京。金龙章为徐楚光办了一张前往南京的特别通行证，并把他介绍给南京洪门大亚山主、时任汪伪内政部卫生司科长的朱亚雄，请他多多关照。
拿着金龙章提供的特别通行证，徐楚光顺利进入南京，而后拜朱亚雄为“大哥”，成为大亚山洪门组织成员。此后，他经常出入洪门的香堂和朱亚雄寓所，并利用曾在黄埔军校学习的经历，广交朋友。
通过努力，徐楚光先后谋得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上校战术教官、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伪军委会武官公署上校参赞武官、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等职务，同时还担任伪中央感化院政治教官。利用这些合法身份和“工作”之便，徐楚光一方面结交汪伪政权要员，一方面发展情报人员、编织情报网。
工作打开局面后，为进一步取得组织支持，徐楚光以探亲为名请假北上，到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汇报工作。徐楚光提出加派骨干力量，深入开展工作。后来，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马蕴平（化名张相群）到南京协助徐楚光。
中共中央华中局暨新四军军部移师盱眙黄花塘后，中央军委指示，要求原八路军打入南京的特工人员改由新四军领导。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派出副部长徐雪寒前往南京，与徐楚光、马蕴平接上了关系。新四军军部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南工作委员会第三分会”，任命徐楚光为该分会主任。
为打破日伪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华中局指示徐楚光，秘密建立从敌战区通往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运输线。
领受任务后，徐楚光立即着手实施。他争取到曾任汪伪特工总部二厅情报科长、时任南京建华银行苏州分行经理的唐公福。唐公福提出让徐楚光介绍他去新四军工作。徐楚光则鼓励唐公福利用在汪伪军政机关的上层关系，在日伪军对苏北根据地的封锁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建立一条秘密交通运输线，在敌战区发挥作用。1943年冬，唐公福辞去银行职务，通过汪伪苏北“清乡”行政专员张北生的关系，筹集资金承包1944年苏北“清乡”区（即新四军根据地）的猪税。唐公福出任设在扬州的苏北猪税总局总务科长，在靠近根据地的泰州、盐城、东台、如皋等地分设税局，局长或副局长由中共党员或地下工作人员担任。他们还宴请伪军项致庄部三个师长田铁夫、陈才福和丁聚堂，商议合作条件，排除可能的麻烦，打开了来往苏北伪军各哨卡的物资运输通道。利用猪税总局这一“合法”形式，根据地的生猪、咸肉、蔬菜、禽、蛋等土特产，源源不断运往敌战区，换回根据地必需的药材、棉纱、百货等物资，补充军民需要。这条交通线维持了一年多，为华中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徐楚光也联合其发展的情报员朱亚雄，打通了铁路运输线。朱亚雄早年认识时任日本华中铁道株式会社警务课长的日本人木村。当时铁路货运不安全，铁道警卫力量薄弱，朱亚雄乘机提出可借助洪帮力量，建立组织保护铁路安全。徐楚光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上校秘书的身份与木村见面，商谈相应的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问题。经木村同意，由南京洪帮组织一个“华中铁道南京护路总队”，管辖南京至芜湖、南京至奔牛各区站。朱亚雄担任总队长，徐楚光任主任秘书兼督察长，总队一切事务由徐楚光负责，各车站护路队由可靠人员担任负责人。该总队搜集沿路情报交给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张冰负责处理，并以“护路总队部”名义领取免贴照片的通行证，供地下工作人员进出南京等城市以及火车站使用。
伪警卫第三师是汪伪政权内统治最严、规模最大、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精锐部队，号称“御林军”，分别驻防南京郊外的句容、江宁、六合3个县。1944年8月，徐楚光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时任伪中央军校政训员的赵鸿学结识了伪警卫第三师师长钟健魂。徐楚光、赵鸿学两人经过深入了解，得知钟健魂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在红军中当过营长，在一次攻打湖南浏阳的战斗中与部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一直有心回归党组织。在徐楚光领导下，赵鸿学经常与钟健魂接触，向他宣传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1945年7月下旬，汪伪政府内部传出钟健魂即将被免职的消息。徐楚光、赵鸿学分析形势，认为原准备在伪警卫第三师组织地下军，待新四军进攻南京时里应外合解放南京城的计划必须改变，应抓紧时机，争取师长钟健魂带领全师官兵起义，把部队拉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去。这一意见迅速得到新四军军部批准。8月11日晚，在徐楚光、赵鸿学的配合下，钟健魂率伪警卫第三师部分人员渡过长江，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8月13日，钟健魂领导伪警卫第三师官兵3000多人，携带日式精良武器装备各种炮34门、轻重机枪151挺、步枪1100余支，掷弹筒117个、弹药10万余发，在六合钟家集宣布起义，参加新四军。
被叛徒出卖，宁死不屈
1946年3月，华中局调徐楚光任联络部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润身任副主任，深入国统区，开展京沪杭扬等地的情报和策反工作。上任后，徐楚光积极争取湖北罗田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生、国民党军统少将周镐参加革命。9月，华中局、华中军区领导邓子恢、谭震林批准周镐为中共特别党员。同时，徐楚光还向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徐州、扬州等城市派出情报人员，并布置一些同志打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等机关工作，搜集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和特工等方面的情报。
就在徐楚光紧张忙碌工作的时候，危险也在悄然逼近。徐楚光在汪伪政权工作时的结义兄弟、曾任汪伪海军部政训处长的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工作委员会驻镇江南京特派员刘蕴章，早于7月就秘密投靠军统，出卖了徐楚光、周镐等人。军统之所以没有马上逮捕徐楚光，是想“放长线钓大鱼”。11月，周镐被捕，徐楚光对刘蕴章产生了极大怀疑，切断与之的一切联系。但刘蕴章的告密，为日后徐楚光的被捕埋下了隐患。1947年1月，徐楚光离开上海撤回山东解放区。第三工作委员会由郭润身接手。周镐在军统老友黄逸公营救下，摆脱监视去了解放区。
3月，根据华中局谭震林指示，徐楚光以特派员身份，率领张冰、朱建平、汪乐挺、罗纳、吕祥瑞等30多人离开临沂，赴湘鄂赣开展工作。到长沙后，徐楚光联系先期开展工作的成铁侠，组织湘鄂民主联军。徐楚光还策动浠水、罗田、英山等县的自卫大队反正，组建鄂豫边区人民武装。1947年夏，徐楚光派出政治交通员吕林生到郑州、开封、洛阳等地，联络原孙殿英教导大队的学员，策动武装起义。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湘鄂地区成立特委，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中央中原局，以便更好地与刘邓南下部队配合。特委委派徐楚光负责策反国民党军工作，并去大别山区中原局汇报情况。徐楚光告别妻子朱健平（即朱晖）和女儿徐定生，以上海《申报》记者席正的身份，到大别山根据地汇报工作，9月途径武汉时，被老部下浠水县自卫大队班长夏伯诚出卖逮捕入狱。徐楚光未承认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敌人审讯没有结果。
1947年底，徐楚光被转押至南京国防部二厅，转交保密局审讯。在保密局遭受严刑拷打，徐楚光不为所屈。保密局以“第二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少将副组长的职位诱惑，徐楚光不为所动。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的族叔徐佛观出面保释徐楚光。保密局并没有真正释放，而是将他软禁，只准他通信、会客，不准外出自由活动。被软禁期间，徐楚光利用内兄朱鸿年探望的机会，让其通知郭润身马上离开上海。1948年4月，徐楚光的手下罗纳被捕叛变，供出徐楚光组织湘鄂地区民主联军的情况，并参与了对徐的审讯。由于罗纳对徐楚光了若指掌，保密局认为徐楚光问题重大。10月9日，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遵照蒋介石的密令，秘密杀害了时年39岁的徐楚光。
徐楚光潜伏敌营18年，屡建奇功，与他重调査研究、敢于牺牲、平易近人、待人以诚、处处关心同志和朋友是分不开的。他常说：“一个地下革命者，如果把自己隐蔽得十分彻底，毫无痕迹，那就无法争取团结群众，实际上也就无法开展工作。”“做地下工作，要分清敌友，要敢于牺牲自己。”“要防止失误，减少工作上的片面性，就得广泛深入地做好对人的调査研究。”他每到一地，第一时间了解和分析那里的敌、我、友及党、政、军、警、宪、特的基本情况。他平等待人，言必有信，赢得了许多志士仁人的钦佩和信赖，使他们甘心情愿与徐楚光共同战斗在隐蔽战线。因工作需要，徐楚光手中常掌管大量经费，要住高级宾馆，常出入于花天酒地的场所，但他却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从不乱花钱，他说：“我的钱，每个铜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他非常节约,说：“今天的节约是为了明天，何况新中国要在艰苦的战斗中诞生啊。”“大事者，于国于民，有大利也。我当为国民而生，亦当为国民而死”。徐楚光用生命践行了他的铮铮誓言。多年后，徐楚光当年的上级以及和他共事的杨帆、唐公福、钟健魂等在回忆徐楚光时，依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赞扬他是“做人的楷模、统战的榜样”。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