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台玉骨映香腮
——明代女性的镜台与妆具
图1 北宋 王诜《绣栊晓镜图》台北故宫藏
自古以来，镜台前就是女子们打理容妆，遐想沉思的地方，就连巾帼英雄花木兰返乡之后，也要“当户理云鬓,对镜贴花黄”。镜台作为一种架设铜镜的装置，是我国化妆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妆具之一，其作用是使梳妆操作更为方便。
梳妆完毕，铜镜、梳篦、镜刷等理容工具和胭脂、唇脂、妆粉、眉黛等化妆品又需收纳起来，以备下次使用。承担这项功能的物件儿，有“镜台”“妆台”“镜奁”“妆具”“严具”“镜匣”“镜箱”“套奁”“妆奁”“宝奁”“妆盒”“梳妆匣”“梳妆台”等多种称谓。分为储物型和不可储物型两种形制，“镜台”的称谓最早见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温峤）下玉镜台一枚”。宋元时期流行一种金属质地的镜架，虽然不具备储物功能，却可任意折叠，携带方便。由北周人庾信《镜赋》中“暂设妆奁，还抽镜屉”之句，可知带抽屉的储物型镜奁，在南北朝时期出现。
唐代镜台的制作工艺已十分精湛。据时人牛肃所作传奇《马待封》中描写：“待封又为皇后造妆具，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后将栉沐，启镜奁后，台下开门，有木妇人手执巾栉至；后取已，木人既还。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用物，皆木人执；继至，取毕即还，门户后闭。……其妆台金银彩画，木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在五代后蜀人顾复《酒泉子》词中，明确道出它们的使用功能：“掩却菱花，收拾翠钿休上面，金虫玉燕锁香奁，恨厌厌。”
图2 《临宋人画》册上部
图2 《临宋人画》册下部
图3 仇英《仿宋人画册》局部
五代以后，垂足坐姿渐成风气，高足家具兴盛起来。从宋人传世绘画中，可见当时已使用置于高案上的金属质地镜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绣栊晓镜图》（图1），是北宋王诜的代表作之一。画中高案上摆一个扶手椅式镜台，双层金属构架、不可折叠，上下两层架底均铺一层黑色细丝毯。
镜台上层置菱花铜镜一面，一名梳流苏髻的仕女对镜自照，镜中映出仕女花容，其右放一敞盖的三层子母漆奁。左侧放一荷叶盖白瓷水盂，下承白瓷托盘，二器从釉色和器型看，应为北宋定窑产品。案边是两只剔犀黑漆粉盒，通常内装胭脂、眉黛和唇脂等化妆品。从画中细节来看，菱花镜上部靠在椅式镜台的“靠背”上，下部被镜台上层所设的白色花牙式托顶住，以防菱花镜滑落。镜台下层中空，可放妆具。
旁边两名侍女，梳双螺髻的官服侍女手持内承五个剔犀黑漆粉盒的葵口漆托盘，梳双鬟髻的长裙侍女正从托盘内取粉盒。这幅画作后来由“吴门四家”之一的晚明著名画家仇英进行了临摹，该摹本现藏上海博物馆（图2、3）。
仇英本与原作在配色上多有差异，色彩更为明快。原作中支撑菱花镜下部的白色花牙式托被改为青绿色长方形简易托；原作子母奁盒中的子奁均为剔犀黑漆粉盒，在仇英本中变成红、黑、茶叶沫绿和孔雀蓝四色；原作中侍女手持托盘内的黑漆粉盒，变成黑色和枣皮红色两种；原作中照镜仕女的青色丝绦变成枣红色。原作中两名女子的长裙素地无纹，而仇英本中为长裙添加了暗纹，取盒的双鬟髻侍女长裙是团花纹，照镜的流苏髻仕女长裙为龟背纹。
图4《牡丹亭还魂记 惊梦》传奇 四卷 明汤显祖撰 天启间吴兴闵氏刊朱墨套印本
图5《牡丹亭还魂记 惊梦》局部传奇 四卷 明汤显祖撰 天启间吴兴闵氏刊朱墨套印本
图6
图7 纯银锤揲交椅式镜台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
椅式镜台从宋至明代一直流行，在汤显祖所撰传奇《牡丹亭还魂记·惊梦》一折中，开场即是丽娘春日清早梳妆，对镜伤怀的情景。“【绕池游】〔旦上〕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乌夜啼〕〔旦〕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贴〕你侧着宜春髻子恰凭阑。〔旦〕翦不断，理还乱，闷无端。……〔旦〕取镜台衣服来。〔贴取镜台衣服上〕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镜台衣服在此。【步步娇】〔旦〕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行介〕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醉扶归】〔旦〕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堤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
明天启年间吴兴闵氏刊刻的朱墨套印本为此情节配刻了版画（图4、图5），丽娘在窗前对镜理妆，丫鬟受她吩咐，手捧衣服正向她走过来。庭院已是春意盎然，草木初芽吐绿。丽娘面前的镜台放在条几上，应是不可折叠的椅式。
从“椅背”的宽条和工艺风格来看，木质感很强，其上架一面硕大的五角菱花镜。架下有台座，一般这种台座设对开双门，内有几个存放妆具的小屉，旁边还摆着叠层式粉盒。而在一件明崇祯风尘三侠故事图笔筒中，描绘了红拂女临门对镜梳妆的细节（图6），红拂女所用的却是这种椅式镜台的简易版，“椅背”细窄，上架一面圆镜，台座很薄，仅为一块宽木板，无法安装小屉，下承四矮足。按“风尘三侠”故事中，李靖、红拂夤夜逃离杨素府邸的情节，这件镜台应是可拆卸、组装或折叠的便携式。其实元代已有一种交椅式镜台，也是可折叠的便携式。
梳妆时将铜镜斜倚在“交椅靠背”上，不用时折合收拢。名品见于1964年出土的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中的纯银锤揲交椅式镜台（图7），通高32.8厘米，宽17.8厘米，现藏苏州博物馆。该镜台“搭脑”顶端立一朵葵式团花，其下为对凤穿牡丹纹，“椅背”为团龙纹，托架为芝草瑞兔纹，“脚踏”为瑞雀纹，富丽堂皇、寓意吉祥，彰显着拥有者的高贵身份。
图8 明黄花梨宝做事镜台 王世襄藏
图9 明黄花梨五屏风式龙凤纹镜台 台座双门关闭图
图10 明黄花梨五屏风式龙凤纹镜台
台座开门图
将上述版画中丽娘所用镜台的台座装上更多、更大的抽屉，再将椅架精工细作，就升级为豪华版的宝座式镜台。王世襄旧藏一件长43厘米，宽28厘米，高52厘米的明黄花梨宝座式镜台（图8），有五个抽屉，抽屉前脸由上至下分别浮雕折枝牡丹纹、折枝菊花纹和缠枝梅花纹。两侧及背面装板，一侧板刻石榴树果纹，其下台座板为松林走兽纹；另一侧板刻桃树果纹，其下台座板为松鼠葡萄纹；后身背板开光内刻凤穿牡丹纹，双凤顾盼回首，立于牡丹花枝之上；下部台座后板为卍字不到头斜锦地纹。
台座上的后背和扶手均装板透雕，双面工。搭脑中间拱起，两端下凹后返翘，出头圆雕成龙首形。扶手出头处亦圆雕相同龙首，扶手内侧安俯身仰觑的双螭形角牙，台面正中原有镜托，已失。从造型及雕饰风格来看，此器是明代中期产品，因体积略大、不可折叠，当属闺房几案上的梳妆用品。
到了明代晚期，在宝座式镜台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体积更大，似小型戏台的屏风式镜台。有五屏风式和三屏风式，前者更为常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黄花梨五屏风式龙凤纹镜台（图9、10），长49.5厘米，宽35厘米，高77厘米。台座对开双门，中设三个抽屉。台座上安五扇小屏风。中扇最高，两侧依次渐低，向前兜转。搭脑高挑出头，绦环板全部透雕龙纹、缠枝莲纹，唯有正中一扇圆形开光透雕龙凤纹。外留较宽的板边，不施雕刻，至四角再镂空透雕。台面四周有望柱，镶透雕龙纹绦环板，使用时将铜镜竖挂于屏风怀中，这种豪华大镜台属于闺房家具中的“大件儿”。
图11 明黄花梨折叠式镜台 王世襄藏
图12 明黄花梨折叠式镜台展开图 王世襄藏
图13 明 黄花梨官皮箱
图14 明 黄花梨官皮箱打开 故宫藏
图15 红拂女的官皮箱
在明代黄花梨镜台中，不仅有宝座式、屏风式等体量较大的家具型镜台，也有便携式“旅行装”。如王世襄旧藏一件折叠式镜台（图11、12），长宽皆49厘米，支起高60厘米，放平高25.5厘米。
上层边框内为支架铜镜的背板，可放平或支成60度的斜面。背板用攒框制成，分界为三层八格。下层正中一格安荷叶式托，可上下移动，以支托大小不同的铜镜。中层方格安角牙，斗成四簇云纹，中心镂空，系在镜钮上的丝绦可由此处垂到背板后面。台座双开门，中设三个抽屉，屉上装如意云头纹铜活，四足为内翻马蹄式，造型低扁。设计严巧、雕刻精美、用料考究。
还有一种便携式镜台，就是通常所说的“官皮箱”。由箱体、箱盖和箱座组成，早期有插门式官皮箱，后来被双开门式取代。内设若干小屉，箱盖和箱体可扣合，门前有拍子，两侧安提环。揭开箱盖，盖下有深约10厘米的平台，内藏折叠式镜支。盖下的平屉适合存放铜镜、油缸、粉盒等，下面抽屉可放梳篦、簪、钗等首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官皮箱（图13、14），长37厘米，宽26.5厘米，高38厘米。打开上盖，内有一浅盘。正面对开两门，内分三层，上两层每层装抽屉两个，下层装大抽屉一个。箱外两侧安铜提环，箱门正面有铜面叶吊牌钮头，可上锁。
在上述明崇祯风尘三侠故事图笔筒中，红拂女在镜台旁放置的就是“官皮箱”（图15），箱盖呈打开状，可见侧面的提环。在《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中，杜十娘投江所抱之匣，就是这种收纳功能强大，既可储放妆具和化妆品，又可收藏珠宝首饰的官皮箱。
图16《琵琶记》南戏 四卷 元高明撰 明万历间刊本 内文插图 单面方式
图17《琵琶记》局部
图18 《北西厢记 妆台窥简》局部
图19 定陵 镜架
图20 定陵 铜镜
除不可折叠和可折叠两种镜台之外，还有一种使用悠久，造型简约的支架式镜台。据明万历间刊刻的元人高明所撰南戏《琵琶记》内文插图赵五娘“对镜梳妆”（图16、17），菱花镜支在一个较矮的架子上；
又万历三十八年起凤馆刊、白棉纸初印本，由元人王实甫撰、关汉卿续，明人李贽、王世贞评的杂剧《北西厢记·妆台窥简》内文插图（图18），尽管版画中的菱花镜被挡住一半，但仍能看出插在一个矮架上。
矮座镜台的实物资料，可见同时代明定陵出土的金漆镜台（图19），通高27.8厘米，镜座边框长27.3厘米，宽19.8厘米、高5.9厘米，支柱高17.8厘米、宽2厘米。镜托通长25.3厘米、下宽17厘米，靠直径17.4厘米、厚0.7厘米。分别用红、绿、黑漆描绘纹饰，下部方框形座，边框两端呈抱鼓形，抱鼓内外两侧绘绣球纹；边框内钉二横撑，后端两抱鼓中心贯一根带支柱的活轴，支柱呈扁方形，下部两侧嵌花牙；边框上部及内外两侧绘赶珠龙纹；支柱绘升龙戏珠及寿山福海纹，横撑及支柱活轴绘八宝纹和云纹；前端两抱鼓中心贯一根带镜托的活轴，镜托下部月牙状，上绘壬字云纹；中间有凹槽放铜镜，上部为圆形镜靠，镜靠正、背面均绘二龙戏珠、壬字云纹和寿山福海纹（二龙一红、一绿），镜靠背后中部有阶梯状凸起，用以调节镜面高低。
镜托绘二龙戏珠和壬字云纹，边缘绘卷草纹。该镜台出土于孝端皇后棺内西北角顶层，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面铜镜（图20）和一套漆奁。铜镜是圆钮、圆座、宽缘的仿汉式规矩镜。直径20.2厘米、缘宽3.3厘米、边厚0.5厘米。钮座外一双线方栏，内有十二乳丁纹，栏外八乳，其间饰卷草纹和走兽纹，边缘为锯齿纹和变形云纹，出土时铜镜背面贴在镜台上。皇后所用是最高等级的女性妆具，民间不可用带爪龙纹和凤纹器，而晚明竞尚豪奢的社会风气，使民间闺秀妆具在精致程度上不输皇家。
图21 元 团花纹银奁
图23 两把银剪刀
图24 《玉杵记 云英入梦》局部
子母奁的使用历史悠久，长沙楚墓569号墓出土一件漆奁，内盛两个粉盒，出土时还装有白色粉状物。
北宋王诜《绣栊晓镜图》及仇英摹本中出现的三层子母奁，不仅有漆质，还有银质。在张士诚母曹氏墓中，就有类似形制的一套银奁，奁下托银盘（图21），出土时以黄绸包裹。
奁身葵形，盖面饰牡丹纹，鎏金錾刻双钩团花纹，饰迎春、夏荷、秋葵、冬梅、灵芝、芍药、牡丹花卉纹，上下单、双相间排列，托盘錾刻一周卷草纹。奁分三层，子口相合，内储成套的妆具（图22）,除三层底采用焊接工艺外，其余部位皆锤揲而成。
上层奁盒内盛大、小两把用竹片穿结的黄棕银柄毛刷；银剪刀、鎏金牡丹纹银刮舌各一件；大、小葵形银碟各一件；锭式钮素面银镜一面，镜面圆鼓，仍可照人，银镜放在前述此墓中同出的交椅式镜台上，艺术风格十分契合。
中层放盛有化妆品的银圆盒四件、银针四枚。粉盒盖面鎏金，錾刻团花。一只粉盒内残存粉迹，一只留红色胭脂，一只放黄绸制成的粉扑。还有大小银碟各一件、小银罐一件，盖下连一柄小勺。
下层奁盒内装半月形银梳一把，梳边鎏金，梳齿疏朗；银篦一件，篦齿稠密；银针六支；银水盂一件；银剪刀大小各一（图23），它们在化妆中的用途主要是剪切“花子”，也叫贴钿，就是用金箔或纸剪出各种花样，贴在脸上。
这种剪刀的样式非常稳定，在明万历三十四年浣月轩刊本、杨之炯所作传奇《玉杵记·云英入梦》版画中（图24），云英倚靠的几案上放的剪刀，仍是这种形制。在银奁包裹旁，就放着那个交椅式镜台，与之一齐出土的还有银碗两只、银筷一双。
图25《琵琶记》局部
图26 明黄花梨小箱 王世襄藏
从《琵琶记》版画中的案上陈设（图25），几案左侧边缘置一长方形盖箱,边侧带提环。形制与王世襄旧藏的一件明代黄花梨小箱相同（图26），该器长42厘米、宽24厘米、高18.7厘米，是明代同类家具的基本形式。
它全身光素，只在盖口及箱口起两道灯草线，因盖口踩出子口后，里皮减薄，若外皮不起线加厚，就欠坚实，所以这两道灯草线不仅是装饰，更起着加固作用，是小箱制作中常见的工艺技法。
立墙四角用铜叶包裹，盖顶四角镶钉云纹铜饰件。正面是圆形面叶，拍子为云头形。以上铜饰件均采用细节考究的卧槽平镶法，两侧安装提环。由版画中陈设的布局可知，小箱是闺房几案上的收纳妆具。
它旁边的三层子母奁是一款经典造型，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至清代。奁盒旁放着粉盒、梳子、镜台和水盂。因眉黛、胭脂、唇脂等化妆品都需水溶后才能使用，所以水盂在化妆中不可或缺。另《北西厢记·妆台窥简》版画案上陈设的妆具更为清晰，从左至右依次为粉盒、梳子、盖盒、镜台、奁盒，其中奁盒葵口形，底部设随形台座，更显精致，体现出相国小姐莺莺的身份。
同时代实物资料见明定陵孝端皇后的漆奁，奁盒内装载盛有各式化妆品的小盒，有金八棱粉盒、青花瓷胭脂盒、金双连筒盒等。出土妆具23件，有铜镜、镜架、梳篦、抿子和圆刷五种，所有物品裹在一件黄色薄绢织物内。
晚明僭越现象严重，皇后妆具虽然使用龙凤纹，而民间世家望族、乃至富户也追求精致的生活，器用的品质上乘，所以宫廷贵妇的妆具对了解此时民间的闺阁生活仍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刘馨蓬，本名刘明杉，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明代物质文化史，即通过破解明代绘画及各门类文物中隐藏的历史信息，揭示明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发展规律。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曾发表于《中国收藏》2016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