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1917」五四知识分子的龃龉前行——由赵毅衡的知识分子观引发的思考

赵毅衡在《走向边缘》中提到他的知识分子观：今天的知识分子不需扮演传统士大夫角色、革命家角色、或做社会的螺丝钉，应是在文化批判的深度上下功夫。总的来说，他的观点是符合中国时代基本发展趋势的。在封建社会（到民国建立之前），知识分子通过考取科举制度“出仕”——为封建王朝的政治服务；从近代之后，知识分子为了文学的革新与发展，从而扮演了文学革命家的角色；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讲话》讲座，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关联，知识分子充当螺丝钉的性质；到了21世纪发展的今天，在人们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前提下，知识分子可在文化批判的深度上下功夫。这不论是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还是培养人们的文化素质，都是极有裨益的。

但是，五四新文学启蒙发展的过程是个特殊阶段，这个时期不论用赵先生对于知识分子的哪一方界定都是不全面的。知识分子有没有“传统士大夫”的影迹？他们是“文学革命家”，还是社会的“螺丝钉”？他们的文化批判程度如何？对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发展革新的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是驳杂多重的，他们满怀希翼地期待文学的变革，并身体力行做出可观的行动。他们一系列的变革行为包含了知识分子的多重矛盾心态：从旧的时代走来，喊着“反传统”的口号却骨子里流着浓重的传统血液；为了文学的脱胎换骨而做出的切实可行的文学创新，担起文学革命家的责任；为了警醒世人而表达出深刻的批判意识，这又是一种从作品到社会的文化批判声音。

第一，反传统与传统的矛盾心态。陈平原在《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中提到，“读书人（传统中国）钻研的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其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随着满清王朝的推翻，专制统治的时代已昨日黄花，加上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文人出仕入仕的途径被切断。中华民国的建立，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人人平等的观念的宣扬，等等，知识分子急需与旧社会割断关联，从西方社会的先进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新时代的建立做出相应的准备工作。“打倒孔家店”不仅仅意味着消除几千年深入人心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更是一种与旧社会与传统礼制的决绝态度。但是，倡导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们都是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已久的，他们的社会观念和价值评判无疑还有着深厚的传统伦理和士大夫精神。新社会的建立和文学的革新是血脉相关的，知识分子无疑将这看作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胡适倡导白话文、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论、鲁迅声嘶力竭的呐喊.....五四青年们的献身精神正是传统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动写照。新旧交替的断档期，知识分子们会思考怎么去迎接新社会建设新文学的问题，他们虽然借鉴了西方的先进政治模式与文学观念，但是骨子里仍然靠的是千百年来承袭下来的深厚的传统文化精髓。也就是说，他们是基于传统而反传统的，这可以说表现了他们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传统与落后的因子催促他们去革旧迎新；另一方面，他们反传统的心态是基于传统的两重认识，以传统中的精华为存在基础去破除那些糟粕。知识分子的毅然决然的态度是有双重复杂的矛盾心态的。

第二，文学革命家的角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左翼革命文学的提出，知识分子的革命领袖精神凸显出来，并对文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新文学启蒙而言，像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继而提出《文学革命论》、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等等，这些理论指明了新文学的发展方向。胡适从历史上文学的发展找依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认为在当前这个时期已不再适用文言文，白话文是更好的交流方式，这种新颖独到的眼光确立了之后文学的发展方向并引起文学的革命性变化。陈独秀“新文学革命”的呼吁比胡适更为大胆决然，鉴于胡适从表达方式明确革新文学，他从表达内容方面与旧文学决裂。之后的五四青年积极响应号召，从表达方式的文言到白话，从表达内容的腐朽陈旧到贴近社会，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五四作家的独特文化批判意义。赵毅衡先生所说的“文化批判的深度”与五四作家的文化批判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不完全等同，原因在于时代背景的差异性：五四作家所处的环境是新旧交替的时期，大多数人的文化程度不高，农民中文盲现象大量存在。知识分子的任务在于革新文学，将文学应用于思想的传播，使人们抛弃旧有的封建观念并激发其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做斗争；当今时代是人们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着力点在于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及国民文化素质，不管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志在文化的创新，都更加具有深度和难度的挑战。相通之处在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太大变化，他们手中的利器是笔杆，将满腔的激情热血或者是丰富隽永的哲思化作文学作品表现出来。或者可以说，文学作品寄托了作家的深邃思考，具有指导现实的积极意义。五四作家的文学理想在于改造人和革新人，但是面对一些麻木无知的群众，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考量他们对于知识的接受程度，对于社会的理解深度，这和作家的文化批判意识和文学理想是存在差距的。知识分子拥有独具眼光的智慧，比普通人思考的更为深刻，想用作品传达出自己的心声。鲁迅《呐喊》与《彷徨》传达封建批判意识；庐隐《海滨故人》呼问“人生的意义”；叶绍钧《隔膜》表现小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等等。作家们不仅在表达社会批判，而且流露出文化批判，换句话说，社会批判中包含着文化批判。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正是在多重身份下用自己的思考角度和决斗方式旗帜鲜明地表明与旧文学的决绝态度，为新文学的革新与发展奉献其力量。知识分子的多重角色扮演使得研究者们可以从五四作家的写作意义中挖掘更多的意义和潜在价值，并且从他们的超越性与先进性中寻找文学的发展道路，从而指导当下文学的更好发展。

作者：兰州大学文学院2016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