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乔生｜母亲
说起母亲，每个人都有满腔的话要说。我总觉得，我的母亲对子女的爱很特别，因为这是同那些特别的日子联系在一起的。
母亲是一个有性格的人，她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无论有多难，都无法阻止她。她曾经对我们说，年轻的时候她就有梦想，那梦蒙着玫瑰色，随着风飘飘忽忽，将来她要生很多小孩，让他们干各种各样的事。果然，她生个没完，一个接一个，每隔两岁有一个，总共七个孩子，都蓬蓬勃勃成长起来了。七个孩子也真干各种各样的事，搞科研、做生意、跳舞、写作、当官、做会计，品类齐全，都合了她少女时候的梦。
“文格”中，是母亲最艰难的日子。我们家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海外回来的。父亲做棉布、百货等生意，我们子女的家庭出身就是资本家，可是母亲是医生。当时父亲对她说，你不要上班，家里孩子多，够你忙的了。可是她不愿意：“我能老呆在家里吗，你说我能不工作吗？”回国不久，她就到体校当运动专业的医生。灾难降临了，体校的造反派说她是资本家的老板娘，是吸血鬼。她大声抗议，说她是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医生，不是吸血鬼。造反派说她狡辩。她还举出治病救人的例子，她替某个教练检查身体，非常细心，摸出了他颈上的一个肿块，由于是早期发现，现在那教练还活得好好的。造反派狂喊反动，反动！他们用皮带抽她，她死不承认自己是吸血鬼。他们就改用铁链子抽，她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鲜血淋淋，一只眼睛被打瞎了，可是她还不改口，仍然说自己是医生。
我们家在文格中被抄两次家，第二次更惨，干脆扫地出门。第一次抄家，领队的一个红卫兵头比较人道，那时父亲刚去银行卖了些黄金，得了3千块钱，那个头没有没收，把钱留下了。过了两年，又来抄家了，就有造反派问，三千块钱呢？母亲拍拍肚子说，吃到肚子里去了。造反派吃一惊，接而大怒，喊道：老板娘太嚣张了！
此刻，我眼前浮起母亲拍肚子的形象，我能想象出，她用右手不紧不慢、不疾不缓地拍在肚子上，她的肚子是松软的，微微有点鼓。此刻，她的眼神是诚实的、坦然的。她想得很真实，她有七个孩子，都在发育、长身体阶段，怎么可以不吃？她是运动专业的医生，当然明白。我又想，那个时候，那个疯狂的血腥的年代，打死个人，比现在打死一条狗都容易。大部分知识分子绝不敢这么回答造反派。坦然的母亲，倔强的母亲！
有个姓汤的造反派头头很恶毒，我不明白他对母亲为什么这般仇恨。他对我的母亲说：“你为什么不死？按你的罪行，死还是便宜你。你应该自杀，你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在我母亲遭受一顿毒打之后，他阴险地把两根裸露的电线放在我母亲面前。当时，母亲内心是非常痛苦和犹豫的，经过长期非人的折磨，她早不怕死了，即使不用电线，她从窗口纵身跳下去，也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早早结束苦难。体校中好几个人这么做了。她多少次走向窗口，但到了跟前，她都收住了脚步，眼前浮起一个个孩子的面孔。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同子女说话，亲爱的孩子们，我要走了，不是我要离开你们，不是我不爱你们，妈妈没有办法了，真的没有办法……你们会原谅妈妈的，会不会啊？我去了，你们要好好过日子，好好地做人，靠劳动养活自己……你们的爸爸遭了这么大的难，太不容易了，你们要爱他，关心他，再不能给他添麻烦……小弟、毛豆还小，你们做哥哥姐姐的，要把他们领大啊。她想我们会听见她的话的，一定会的，母亲呼唤子女的声音，隔再远的路，都是能听见的。
等到泪水流干，她改变主意了。她不能这么做，不这么做的理由不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她心里清楚，如果她自杀，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我们七个子女就是反革命家属，这个帽子要一直戴下去。而我们现在还只是资本家的狗崽子，比现行反革命子女还是要好一些。死是容易的，为了子女，她不能去死，她必须选择艰难的方式。很多年后，当母亲把想法告诉我们时，我不住地颤抖，久久说不出话来。我惊叹在母亲羸弱的遍体鳞伤的身子里，何以有这么顽强的毅力！
我的母亲是苏州人，自小就随她的母亲到上海。谁能说苏州人都是软绵绵的呢？人们一般以为，苏州话呢喃带腻，苏州人的性格也是这样，这实在是一个认识错误。苏州固然广有小巷人家，有玲珑剔透的楼台亭阁，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有个性的城市，历史上的金圣叹，六烈士就是它倔强的风骨，到了现当代，不是又出一个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林昭吗？女子的肌肤是柔弱的，但撑起肌肤的骨头是坚硬的。我想，我的母亲血管里流着的是苏州人的另一种血液。
现在我静静地回想母亲，记忆最深的，就是她在灾害那几年中的身影。那时候，食物非常紧缺，一点点菠菜还要营养证，小孩子都喊吃不饱。母亲是医生，她知道我们小孩在发育期，需要营养。到了星期天，天还没亮，她就起床了，有时喝一口稀粥，有时空着肚子，就顶着稀疏的星光出发了。她是到上海的郊区去，到有河水的小镇去，替我们收购食物。
母亲是这些地方的常客，照过几次面，不少农民还认识她。那个年代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禁止农民搞副业，但还是有农民偷偷地搞，他们到河里去打鱼摸虾，又把家里仅有的一只鸡，几个鸡蛋拿到村口来卖，母亲就去收购，两边都偷偷摸摸的，不敢给人看见。那时天刚麻麻亮，负责割尾巴的人尚在睡梦中，不太可能发现星光下的罪恶交易。此时，我的眼前又浮起母亲当年的形象，她的脸是灰白的，脸上有细碎的淡淡的皱纹，像一张隐约的网，网住了她脸上的表情。由于疲劳和睡眠不足，她的眼睛有些下陷，但眼里却透出一种寻求食物的热烈的光亮。我甚至把她想象成一个地下工作者，她的工作同获取情报一样紧张而重要。
因为是休息天，我们小孩都起得晚，等我们从被子里钻出来，母亲已经往返几十里，赶回家了。而她的菜篮子里早已装满了食物。这一天就将是兴奋的一天，当炉子上飘出肉的香味时，我们叽叽喳喳的，家中像有一群欢乐的小鸟。吃饭的时候，她给每个孩子挟肉挟菜，自己至多喝一点汤。
母亲自小相信读书，她认为书读好了，就有本事，就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她曾经和我说起，从台湾转道香港回国后，她就劝父亲开医院，如果父亲听了她的，那就不算资本家，“文哥”中家里也不会遭这么大的难了。但是父亲不懂医学，所以没有听她的，还是做生意。她每次谈起这些时，似有无限的惋惜。她对我们孩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两个哥哥她自小抓得很紧，后来都成了复旦的高材生。姐姐五岁起，就被送去学舞蹈了，是个白俄老师，住在南昌路上的南昌大楼，这个白俄特别严厉，姿势稍不到位，就用尺子狠狠地打小孩裸露的腿，红一道青一道，姐姐哭着不肯去。母亲的眼睛也湿了，但她还是硬着心肠，把姐姐送去。
轮到我，因为外公是苏州的一个画师，所以她教我学毛笔字，让我学柳公权，最早临的是《玄秘塔》。但我那时是个皮大王，放学了，从来不回家，和同学玩官兵捉强盗，打弹子，斗香烟牌子，玩得天昏地暗，回家时天黑了，书包却不知扔到哪里去了，第二天到学校看，还在双杠上挂着。这种状态怎么可能学好毛笔字？但母亲不放过我，逼我坐到灯下。她已经上班一天，非常累了，还是陪在边上，看我一个字一个字写。我已经上眼皮粘住下眼皮，母亲也已哈欠连天了，但仍坐在边上，说，今天你不写完两张，你不要睡觉，我也陪你不睡觉。这印象很难忘记。也幸亏是母亲逼我，打了基础，后来我才可能在书法上有所长进。不过，我后来很少学柳，而去改学颜真卿，我觉得他的字雄阔、大气，可以变化。
而我的小妹妹则是从小学钢琴。我们家住在1号，许多年后还有人跟我说，一走进弄堂，就能听到叮叮咚咚的钢琴声，老好听的。一直到临近文格，琴声才取消。
我们家四个男孩，可能是大哥传下来的，都喜欢玩蟋蟀。到了秋天，我们家就会响起蟋蟀的一阵一阵吟唱。那时，弟兄几个玩蟋蟀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们不仅到人民大道去买，还深更半夜打着手电，到野地里去捉。看着黑铁头与黄玉龙拼死格杀，我们大喊大叫，无比快活，家中简直成了一个蟋蟀王国。母亲来干预了，她认为我们是玩物丧志，不许我们玩。但我们阳奉阴违，看母亲快回家了，我们赶快正襟危坐，拿出功课来做。等母亲一出门，我们很快就捧出各种蟋蟀盆，有龙盆、天落盖、和尚盆、高脚盆等，又让蟋蟀厮杀了。母亲很快察觉了，趁我们上学去，她不声不响，把所有的蟋蟀盆都搜了出来，不管哥哥藏在什么隐蔽的角落，都给她搜到了。等我们放学回来，面前放着一叠叠瓦盆，都是母亲的“战利品”。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母亲举起一个盆，狠狠地摔在地上，啊，我心中一声喊。我看见大哥的玉龙从碎瓦中爬出来，跛着一条腿往前爬。母亲又抓起一个盆，重重地往地上摔去。大哥痛苦地闭上眼睛，母亲的脸色是那么严厉，我们哪个都不敢违抗，眼睁睁地看着她把所有的盆摔成碎片。我们的蟋蟀王国就此断送了。
没想过了一年，我家的晒台上搭出了一个棚子，传出咕咕的声音，我走近了看，里面是十来只白的灰的鸽子，哦，大哥养鸽子了。我的大哥是一个英俊活泼的大男孩，曾经是青年宫的话剧演员，他总是能做出一些新鲜有趣的事来，因此母亲认为，他给弟弟妹妹带一个什么头，特别重要。不久，鸽子熟悉了它们的窝棚，可以放飞了。从此，每天清晨，一群鸽子从我家的阳台上飞起，在蔚蓝色的空中一圈一圈地飞翔，（我记忆中，那时的天空是澄蓝的），它们是那般的矫健，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直到傍晚，才徐徐降落下来，回到鸽棚里。大哥看着空中，脸上露出一种奇异的骄傲的神色，仿佛在空中飞翔的不是鸽子，是他自己，是少年大哥长出了翅膀，在空中飞翔。
我们家马路斜对面有一户龚家，是老上海很有实力的资本家，他家的鸽子得到过全上海比赛的冠军。每天龚家有几百只鸽子在空中飞翔，那是多大一个规模呀。现在大哥也有自己的鸽群了，在龚家庞大的鸽群边上，也有少年大哥的鸽群了！
然而，危险在慢慢地向大哥逼近，我想他也一定觉察到了。他光洁的额头竟然拱起一条皱纹。爸爸和妈妈在自己屋里对话，妈妈说，不行，不行，不能让他把精力都用在鸽子上，他马上要考大学了，学习要紧。爸爸的声音很含糊。妈妈尖声说，这个时候，你还放任他，不行，一定不行！爸爸就说，那就杀了吧，烧了吃。
恰恰大哥听见了爸爸的最后一句话，他的眼睛顿时就红了，大喊大叫：“不许杀鸽子，谁吃了谁烂肚肠！”爸爸看看他，走开了。妈妈沉着地看着大哥，不说话。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大哥放学回家，忽然听到阳台上有动静，他来不及放下书包，就窜上楼梯。母亲在阳台上，正举着一把柴刀，一下一下，重重地劈在鸽棚上，此刻她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漂亮的鸽棚成了一堆碎木片，而那些行将降落的鸽子正惶恐地看着这不可理解的一幕。大哥绝望地叫了一声，泪如泉涌。他想抢母亲手中的柴刀，很快放弃了，他在晒台乱蹦乱跳，拼命跺脚，似乎这一刻都不想活了。
母亲扔掉了柴刀，抱住了他的脑袋，嘴里喊：“儿啊，儿啊……”于是，少年大哥的脑袋就在母亲的胸口嘭嘭撞响。两个人都流泪了，大哥身子一直硬僵僵的，忽然就软了。两个人的泪水流在了一起。然而，鸽子的下场是很悲惨的，有些鸽子飞走了，但有几只鸽子天天停在我家晒台的栏杆上，停在屋檐上，白天能看见，晚上不知它们上哪儿过夜的。大哥的心如箭射透了一般，当然谁都不敢杀了它们吃。这些日子他是怎么度过的啊！但是，母亲也下了狠心。这是一段情感很痛苦、很复杂的日子。终于，鸽子不来了，最后一只鸽子也飞走了。
今天我想，大哥后来能够读书很好，我们家的孩子到了社会上，做事都比较专心，大概同鸽子事件有一定关系吧。
大约是几年前，母亲忽然问我，能不能替她写点资料，是有关抗战的。我知道又是关于她当年为抗战演戏募捐的事，随口答应了。于是，她极为认真地讲起往事，其实我已经听过多遍了，但还是摆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听。她说，那时她在上海的艺术学校当学生，是上洋学的新女性。她曾多次上台演戏，学生中最出名的是陈师师，其次就算她了，可惜她毕业后改行学医，要不可能是一个好演员哩。那时，她们就在上海大世界前演戏，演的是有关抗日的，演完了她们就向有钱人募捐。她跳上一辆黄包车，如果坐车的很快给钱，她就跳下来了。有时碰上不肯给钱的，她就不停地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用血肉之躯保卫大上海！唱得坐车的连连摇头，没办法不掏钱。第二天的报纸登了两张大照片，一张是陈师师的，另一张就是我母亲的。我想这是她一生最值得回忆的时光了。说着说着她动情了，好似又回到了少女时代，还用好听的苏州话唱了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卫我们的大上海……随后带点羞涩地问我，能不能把这些写出来，送给有关单位，不是都在征集资料吗？
我知道，她自认为这是她一生中的亮点。我不想拂了她的心意，就写成短文，寄给了某个资料馆，却没有得到回音。然而母亲也没有再问我，似乎她表达过自己的心愿，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