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郭旭
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十一个年头了，再有两个多月就到了他的忌日，一直想给爷爷写点文字，但几次提笔都不知从何写起，爷爷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似乎找不到什么亮点可以讴歌，也就一拖再拖，延捱至今。
近日闲暇为一些平台写了几篇文章，追忆了过去身边的一些人和事，从对他们的追忆中感受到，既使最平凡的人，在他的身上也会闪耀些许的人性光芒，何况是我的嫡亲爷爷。深夜细想，爷爷一生遭遇了那么多的苦难，能走出这些磨折，圆满地走完自己九十岁的生命历程，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豁达的心态，是走不过来的，这不就是爷爷最耀眼的光辉点吗？打开了思路的窗口，爷爷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几十年共同生活的碎片化情景，又连在一起，还原出一个勤劳善良，坚强而又乐观的爷爷。
爷爷出生于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祖父是清末的秀才，一个落魄的读书人，一生勤学善良，除了开馆教学，再就是从事阴阳堪舆，是我们那一代有名的“东门大先生”。他的大伯父、二伯父、父亲都是受过良好国学教育的人，二伯父还是我们当地著名的医生。爷爷和我二爷（也就是他的堂弟），从小就跟着祖父念书。爷爷天资拙朴，记忆力不好，老是背诵不了那些经典文章，经常被严格的祖父用烟锅敲得满头疙瘩。他那时虽然老挨祖父责罚，但仍然感到很幸福，因为祖父的长烟锅就伸在他的课桌前，他可以随时给祖父装上旱烟沫，用火镰点燃，让祖父吧嗒着给学童授课，时不时还有村民敬奉先生的糖货果子之类的吃货，祖孙三人可以幸福分享，这在当时是一般孩子没条件享用的稀罕物。
可惜好景不长，遭遇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庄傢绝收，祖父又带着他和我二爷逃荒安口窑（在今天甘肃的华亭县，那里是清朝时的陇窑，聚集了大批的窑工和商贩），在那里设馆教学，他们弟兄两继续读书，暂避饥荒。谁料不到一年，霍乱流行，病势汹汹，祖孙三人不幸都被感染，祖父年老体弱客死学馆，兄弟二人病卧在床，举目无亲，凄凉悲催，善良的当地居民出于对读书人的崇敬把老夫子草草掩埋，让他弟兄两回家报信。听爷爷讲，当时他十三岁，我二爷十一岁，兄弟两个上吐下泻，头肿的眼睛都睁不开，最要命的是发病时，腿筋猛抽，小腿肚子打转，所以那病又叫转筋霍乱，剧烈的疼痛超出了常人所承受的极限。坚强的兄弟两硬是挺了过来，逃出了鬼门关，拄着木棍拖着病体，一路讨饭，走走停停，用了将近一月才走到乾州城，遇到我们村的一个人，用车子把他们推回家中。数十年后，爷爷提起这个段痛苦的经历，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充满着痛苦的回忆。
民国十八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旱灾，雪灾、疫病，蝗灾接连发生，对关中地区的经济破坏巨大，人口损失严重，许多村庄空空如也，正所谓“千村辟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爷爷的祖父病殁于安口窑，他的二伯父在彬州（今咸阳彬县）开药房悬壶济世，也感染上了霍乱病，客死他乡。年馑过后，他的父亲出于对父、兄客死异乡的伤痛，卖掉了六十亩地，把两副灵柩搬回家，在民国二十一年举行了声震方圆数十里的隆重葬礼，特请乾州城名厨‘肥团娃“主厨，流水席招待宾客六天，雇请乾州城基督教会的西洋乐队，本县有名的吹手班子，秦腔名角给葬礼助兴。直到晚年爷爷还时常回忆起当年礼宾司仪头戴礼帽眼镜、身穿长衫赞礼时的情景，拖着长长的腔调宣读祭文“呜呼哀哉---，伏惟尚飨”的语调。
此后爷爷和二爷结束了读书生涯，过起了起鸡起、打半夜辛苦的农耕生活。一个十多口人的大家庭（爷爷的父母、大伯母、二伯母、收留的堂五爸遗孀五娘、五娘的儿子、爷爷的弟弟、妹妹们，还有我婆，我二婆），一百多亩地，几头大牲口，家大业大，人多事杂，一年四季挑水磨面、牲口的铡草垫圈、拉土起粪、四季农活，满满当当，即使农闲还要做些小生意，每年夏忙结束，两个爷爷都要大病一场，其中辛苦，难以言表，繁重的农家生活养成了爷爷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性格和生活习惯。
一九五五年的一个清晨，爷爷和二爷计划套车拉土， 勤谨的爷爷一个人提前拿着镢头去挖土，由于天黑看不清三向，爷爷被垮塌的土崖掩埋了，当我二爷带着人把他刨出来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浑身几处粉碎性骨折，多少人都担心他这次凶多吉少难逃一劫，顽强的爷爷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又一次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活了过来，亲戚帮忙请来了永寿云里一位骨科老医生，用祖传的秘方给他治疗，爷爷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三年，才逐渐恢复了健康，病体初愈爷爷就上了大北沟工地，每天为民工挑水买菜做后勤。
我们家有一个地窑园子，里边有几孔窑洞，过去堆放牲口饲草和家里柴火，为了我叔父他们居住，爷爷在参加生产队劳动之余，天天拉着架子车，拉土填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完成了这个浩大工程，填实了地窑，在我们周围村民中广受赞誉。爷爷因为常年的艰苦劳动后背累得弯曲变形，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拱弓腰”，虽然不雅，但爷爷的勤苦耐劳可见一斑。
解放后，我们家被评为上中农，政治上受到打压，社会的变迁也激发了一部分人的投机心理，原本世代和睦相处的亲戚党方变成了新社会的积极分子（其中大多数是过去经常受我们家资助的），控诉他们旧社会所受的所谓压迫和剥削，说我们家是”漏划地主“，每逢运动就逼爷爷认捐，要粮食，要银元，公开扬言”我要靠老大吃饭呢“，逼得爷爷几番欲寻短见。有一个人偷了生产队的棉花，却蓄意栽赃给爷爷，在我家的后墙跟撒上棉花，墙头的树捎挂上棉花，多亏了当时一位驻队干部看出破绽，才洗脱嫌疑，没有被冤屈。这种“一升米结个恩人，一石米养个仇人”的善变人性，使爷爷更加体会到人心险恶，世态炎凉的残酷。大跃进时大办食堂，我们家的祖屋被占用做了我们东社的食堂，一家人被逐出祖屋，借住邻居家，十几口人老老少少，栖居他人屋檐之下，这种无奈、无助的精神痛苦，非常人所能承受。
爷爷一生忠厚孝顺，从不违拗长辈们的意志，在那个旧式的大家庭里，谨承孝悌，方正规矩。生活上他唯一的嗜好就是辣椒，吃饭辣子要放得红红的，吃馍要蘸饱辣子。
有一次和我曾祖父在一个盘里吃饭，爷爷多放了几筷子辣子，严苛的曾祖父生气的把一整碟辣子倒入爷爷碗中，爷爷一声不吭，坚持把那碗饭吃完，强烈的刺激使他从此落下眼疾，一直到老。
一九六二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送走了我的曾祖父（那时候我五爷在大连当兵），又一直奉养我曾祖母到终。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爷爷经常拉着架子车，拉着曾祖母和我看戏、看社火，走亲戚，他是一头的汗，一身的累，却没有一丝的抱怨，曾祖母的晚年，在全家人连玉米都吃不饱的日子里，为了给老人家补充营养，给我曾祖母偏吃另喝，照顾起居，恪尽孝道，让老人家幸福的走过八十三个春秋，寿终正寝。
晚年的爷爷继承母亲遗愿信奉基督教，尽管年岁大了，接受能力有限，但他用心至诚，礼拜、祷告，从不懈怠，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有时候还带着重孙们去教堂，聆听主的福音。把我们宗教之家的传统维系下来，现在我母亲、二娘、五娘都是基督信徒。
爷爷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没有心机，没有是非，不会花言巧语，不会投机取巧，勤勤恳恳，实实在在，坦坦荡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行为端正，俯仰无愧，虽数罹大难而不死，竟寿逾九秩而善终。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丝毫的遗憾，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没有任何的闲言碎语，赢得了忠厚好人的名声(记得有一次我岁娘和他开玩笑说：“你四个儿子，咋没娶一个外地媳妇，都是你这个好人名声把人哄了”）。他去世后，南上座村外家的表侄们请来了二十多人的锣鼓队，给他的葬礼助兴，礼送这位受人尊敬的前辈。
爷爷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年轻时虽然历经磨难，但一直健康的活到九十岁，到老耳不聋，眼不花，身体健康，红光满面，很少拖累家人和子女。俗语云“前人积德，后人福德”，爷爷养育了四个儿子，膝前孙子重孙一大堆，后辈儿孙个个敦厚诚敬，学业优秀，安居乐业，在不同的岗位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四世同堂，福寿双全。一个人能活到这个境界，茫茫俗世，又能有多少人做到？
爷爷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在他生活的将近一个世纪里，经历了天灾人祸，战乱匪患、政治变迁，他没有所谓的阶级意识，只是抱定了庄稼人就应该勤恳俭朴、踏实做人的人生信条，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都保持了一个传统农民所秉持的美德，没有怨天尤人，活得泰然满足，给我们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爷爷也经常回顾自己的一生，多次对我说“我一辈子就是个苦命人，只能出力下苦，你五爷（爷爷的弟弟）是个有福的人，轻松了一辈子，十六岁从学校当兵，当了一辈子干部，没下过一天苦（方言音fu四声）“，这就是爷爷对人生的认识和总结。
希望我们后代都能不忘 爷爷，学习爷爷，传承家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三日于汉中
郭旭，白身布衣也，乾县西阳坊人。好读书不求甚解，一事无成，已过知天命之年，率真之气尚存，天性如此，无奈何也。常以“非因果报方行善，不为功名亦读书”自慰，常忆过往之事，感念滴水恩情，不求闻达，聊自慰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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