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民 | 王茂荫法治思想初探（徽学研究）
王茂荫法治思想初探
文 / 陈平民
（安徽黄山）
2021.10
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了那么多奏折，无一不关系国计民生。他真正做到北宋名臣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笔者对王茂荫政治、经济、人才、吏治、管理等方面的思想进行过研究，感觉王茂荫的法治思想很丰富，值得深入研究。在我看来，王茂荫的法治思想既接受了儒家的传统理念，也接受法家的思想观点，主张德治与法治兼行。其法治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立法坚持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先求无累于民，尔后求有益于国”。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国，民本思想源自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服务“百姓”的整体福祉，如果不是这样，就理应被人民推翻。这个思想源于《尚书》所称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理念，由此衍生。南宋朱熹更是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继往开来，直接提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王茂荫对民本思想的演变及其真谛，非常熟悉。乡贤朱子所说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这个朴素的道理，在他的头脑中深深扎根，青年求学问道时期打下烙印，入仕之后执着地践行。他是咸丰朝第一个倡行币制改革的人，他把倡行币制改革的方案名为“钞法”，不论是制定，还是推行，都强调“先求无累于民，尓后求有益于国”，反对“未便民，而先扰民”。如果制定或施实一部法律法规，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便利，反倒先干扰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他是坚决反对的。他担心为发行纸币，“禁用银而多设科条，未便民而先扰民……谋擅利而屡更法令，未信民而先疑民”。他认为，实施“钱法”，所关甚重，基本原则必须是“先求无累于民，尔后求有益于国，方可以议立法”。在他看来，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国家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局面。实施“钱法”是这样，实施其他法律法规也同样是这样。咸丰十一年（1851—1861），那是内忧外患，血雨腥风的十一年，人民苦难深重。王茂荫上书言事，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不止一次劝谏咸丰皇帝颁旨明示当今之民苦难深重，为官者应多多轸念民生。
王茂荫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他认为，立法必须考虑切实可行，行而有效。立法之后，在执行中发现条文有缺陷，应当及时补充、修改或修订。咸丰二年七月，在著名的《条陈时务折》中，他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提出：立法必贵能行，如禁止鸦片烟，“不准讦告而必定斩绞”，是失之过严；再如禁奢，“有规条而无稽查”，是失之过宽。由此，他劝谏咸丰帝：“夫致治纲维，端由诏令。令有不行，则天下不可得而知。且不行于远犹可言也；不行于近，不可言也。伏愿皇上首即一令，始自京师，期以必行。饬令该管衙门，议法必期于能行，既行必期于能效。如奏不效，必责令推求所以不效之故，另行筹议。如不效而饰奏有效，一有败露，即严加惩治。”在讲了这番话后，他又讲了石破惊天的话：“有不令，令则必行而后已；有不禁，禁则必止而后已”。
三、“立法必自京师始”。
奴隶社会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主张刑法的公开不平等。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其代表人物李悝、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提出符合本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法家的主张是“绳不绕曲，法不阿贵”，违法犯罪，一律绳之以法。商鞅佐秦孝公变法时，太子师傅公孙虔为阻止商鞅变法，唆使太子违法，商鞅以太子系国之储君，不能加刑，遂刑其师傅公孙虔，劓其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由此出典。京师是公子、王侯、大夫相对集中之地。王茂荫认为，为体现法律平等，立法执法首先要从国都开始。所谓京师，即国都也。他在《条议钞法折》中明确表明了这个思想。他认为，实行新币制，必须立法，而“立法必自京师始”；京师做出样子，上行下效，各省州县照着办，如果京师不守法，各省州县就难行。执行钱法如此，执行其他法，同样如此。
四、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可贪赃枉法。
治国理政，必须有法律法规，有了法律法规，必须依法依规。依法依规的核心，是纠正违法违规，特别是追究贪赃枉法。王茂荫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晚清时期的官场，贪赃腐败已病入膏肓，王茂荫身在官场，洞若观火，痛恨万分。为严惩贪赃枉法，他在不少奏疏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吁请。
太平天国军兴之后，清政府军费开支骤增，财政状况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诏谕各地“劝捐”办团练，即动员社会各界捐款组建地方防御武装。国家有难，社会各界帮助渡难关，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有人假借劝捐之名而中饱私囊，这就是腐败了。咸丰年间，不少地方“劝捐”，实际成了“勒捐”，款项被私吞，贪赃枉法之事屡屡发生，王茂荫主张严肃查处。他上《论徽州续捐局扰害折》《江南北捐局积弊折》《论徽州练局和弊折》等奏折，揭露的都是假“劝捐”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他还写过《为查办废员张秉德盘踞书院折》的奏折，反映山西省介休县“绵山书院”被一个捐纳教职、声名狼藉的废员张秉德盘踞十余年，将培养人才之地，据为私产和养奸之所，为害一方，败坏士风。他奏请“严饬认真查办 ，以重文教”。
五、追究违法，严惩违法官吏，实为收守民心。
晚清官场，贪污腐败成风。王茂荫身在官场，洞若观火，痛恨万分。他认为，不少“民变”和“动乱”本身，就是因为一些贪官或扰民、坑民事件导致的。追究违法，严惩腐败，是制止动乱、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他在上给咸丰皇帝的不少奏折中，都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惩治腐败，实为“治贼之源”。太平天国官兵都懂得“收人心”，要维护江山，就更要“急收人心”，“重刑赏以固人心”。他在有关奏折中揭露大清“官兵骚扰之事”，指出：“民为邦本，贼（指太平军）以不扰诱我民，而兵以骚扰迫我民，是驱民心以向贼也。民心一去，天下将谁与守？”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可谓犯颜极谏。收守民心，才是真正地守江山，这个道理连一个封建社会的臣子都懂得，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乎？！
在《条议钞法折》中，王茂荫曾亮明自己的观点：推行币制改革，必须立法，立法是为了防弊，“法立弊生”是规律，弊生并“非生于法，实生于人”，而“生弊之人，商民为轻，官吏为重”，“商民之弊，官吏可以治之，而官吏之弊，商民不得而违之”。追究违法，必须首先惩治违法官吏。
深受民本思想影响，有惠政的好官，深得百姓敬畏，在民间有较好的口碑，他们一般不会激起“民变”，不会被造反。激起民变、被造反的官吏，一般来说都是贪官污吏和奸佞臣僚。王茂荫曾在奏折中告诉咸丰皇帝：“民变总是由州县之办理不善，以至激成事端。但能开诚晓谕，惩治为首之长，余民即可解散。”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在内的历代农民起义，开始都源于一般的“民变”。处理得好，事态平息，处理不善，激起民愤的贪官污吏得不到惩治，事态愈演愈烈。咸丰三年二月，他在《请速剿捻匪折》中说：“上年粤匪（按指太平军）在湖南，有五县不犯，曰：'此其县有好官。’是可见州县官好，不独本境之匪不起，即他境之匪亦不来。”他接着说：“风闻庐、凤一带府县各官，贪鄙者多，清正者少。伏乞严饬该省大吏，将各州县昏庸不职之员严行参办，既以安民心，亦以戢贼胆。是又治贼之源，得力在防与剿之上者。非独庐、凤各府，亦非独皖省，而实为各省所宜实行。应并请旨，通饬直省各督抚，一体遵照办理，将来贪官污吏严行业参劾，免致为贼借口，实在方今切要之务。”
六、首恶必办，胁从从宽。
咸丰元年（1851）以降，太平军从广西进湖南、湖北，再入赣皖，定都金陵，又北伐，每窜一处，都要裹胁民众。这些民众，太多出身贫苦，家中上有老下有小，被裹胁出于无奈，无不想寻机逃回。他们逃回以后，当地官府如何对待，是宽待、矜恤，还是视为“匪贼”予以关押治罪？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处理得好，可以争取太多数而得民心；处理不好，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失民心。咸丰三年正月，咸丰帝在两次谕批中都说要善待“被贼裹胁，自拔来归者”，“不妨贷其一死”，“能改过自新，亦可同邀宽典”。遗憾的是，这一策略，在具体执行中发生了很大偏差。为此，王茂荫再三再四地给咸丰帝上折子，建言对证据确凿的奸细必须严惩，而对绝大多数被裹胁的难民则必须矜恤。
咸丰三年七月间，身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荫，给咸丰帝上了《请宽贷贼中逃出难民折》。在奏折中他举例说：京城步军统领衙门拿获从太平军中逃回军犯孙东儿，经刑部审问，孙东儿是宛平人，咸丰元年因行窃犯案，拟军剌发配浙江某地。咸丰三年三月初二日，孙东儿因发配充军之地穷苦，乘机逃跑，沿途乞讨。四月十九日，走到临淮关附近的二十里铺，遭遇太平军。孙东儿因腿脚生疮疥，走得慢，被太平军追获，逼迫服役，如果不答应，就要杀他。孙东儿只好应允。到了太平军营地，他被更名孙玉幅，以红巾裹头，衣服前后各钉黄边红布一方，给带腰牌，派令煮饭，不准出门。二十八日四更，抓获孙东儿的军营准备窜汴梁（开封），令孙东儿背负白米、雨伞等物，随同开拔。孙东儿趁天色昏黑、人多杂乱，逃避河边，将红巾等物撩弃，再沿途乞讨。六月初三日到京，初八日被官役访获。经刑部审理，从重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到配枷号三个月，以示征儆，仍照刺字完案。王茂荫认为，案犯孙东儿以行窃发配逃走，自属有罪，但他被裹胁后“乃不甘从逆，而甘行乞，其情可悯，其志尤属可嘉”。可照咸丰帝谕批，特施法外之仁，予以宽贷。
在《请宽贷贼中逃出难民折》中，王茂荫还提到当时北京城北上奏的“淳于银子一案”。淳于银子，与孙东儿的情况大致相同，而且有“多随贼打仗，杀伤官兵”的情状。王茂荫谏劝咸丰：将来刑部办案，“势必以曾经杀伤官兵，从重拟斩。不知杀伤官兵，乃所谓胁从也。愚民为贼所胁，驱以婴锋镝于前，而操利刃随其后，其势如箭在弦上，不能自主。但能乘间逃归，即属自知悔罪，正恩旨所谓改过自新，可以邀宽典者。应请饬下刑部均遵恩旨办理，不必于胁从之中，论其是否杀人。”从太平军中逃回的难民，究竟是不是奸细，这是问题的关键，王茂荫认为：“如是奸细，虽未经杀人，亦当杀。如非奸细，虽曾杀人，亦可宽”，“罪一二人之事小，阻千万逃归之心，则所关甚大”，如果“杀一人而足以寒贼胆者，则必杀”；相反，如果“杀一人而足以快贼心者，则必不可杀，如孙东儿等之逃归是也。”
七、追求司法公正，维护法律权威。
王茂荫有多份与法律有关的奏稿，反应其追求司法公正的品质。
咸丰二年（1852）九月初二日，他在监察御史任上上给咸丰的《秋审拟缓人犯情罪未协折》，是反应其追求司法公正，维护法律尊严的典型文书。正是由于他力主公正办案，最终推动“拜双汶等共殴无服族叔拜景文身死拟缓一案”重审，使原拟秋后的处决的人犯拜双汶得以改判。
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请重刑赏以固人心折》。该奏折主要针对太平军肆虐，要求严肃地方纪律，整饬人心，早日擒获起义者，平定战乱，与民休息。“再请特降谕旨，有从贼者，必加赤族之诛；有杀贼者，必加非常之赏；有擒洪秀全来投者，即予五等之封，以散在彼之人心。”
咸丰三年六月三十日《论刑威好恶折》。奏折针对太平军日益嚣炽，官兵徒靡军饷、怠惰怯懦，将帅拥兵自重、按兵不动的情况，要求整顿营伍和将帅的纪律，主张用不测之刑，不测之赏，震栗天下！并支持张亮基所奏的：“法行自贵，天下无不用命之人；罚不逾时，军中自有震动之意。”主张咸丰身体力行效仿雍正的治术，“明烛乎人所不及觉，而威行于人所不及防，使一时臣工咸凛凛于咫尺之威而无敢少玩。”
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针对大量被起义军掳掠的民众还要再次受到法律制裁的问题，王茂荫强烈呼吁要区分主动投贼和被迫从贼之人而明定惩罚，为此又上了《再论胁从可矜折》。奏折中还指明“听闻各处官兵，拿获形迹可疑人犯，先自严刑取供，熏以香烟，妄供诬服的情况。”他请求对于这部分可矜之人“密饬问刑衙门，暂行从缓定拟；拿获衙门，毋许熏烟取供。”咸丰对于王茂荫“辄请从缓定拟”的建议加以说教，“试思执法贵在持平明慎，期无留狱。辗转迟延，案多积压，转非清理庶狱之意。”但针对奏折中所言烟熏取供之事，著问刑各衙门查明。《清史稿》王茂荫传和《清国史》对该折有详载。
道光二十八至二十九年间（1848至1849），丁父忧在籍守孝期间，他作有《歙邑利弊各事宜》，针对讼棍、土棍、盗贼祸害乡里，对我们现今所说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出了相应的司法建议。其中“请照例以办命案”条指出“近时幕友专讲'救生不救死’，往往避重就轻改案就例，以致杀人不抵，凶狠之徒，遂有止可打死人，不可人打死之说。民轻犯法，命案愈多。居官者名为不肯杀人，其实无数命案皆由此杀之也。惟愿于情真罪确者，照例正办，使凶徒知杀人者必死，则不敢轻打杀人。所以止解，实为造福之道。罪所应得，并非故入，岂得谓之残暴？”体现了公正办案，维护法律权威。
八、依法治政，勤廉为政。
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两年即道光戊戌年（1838）冬月，做了七年京官（道光壬辰年中进士后一直供职户部）的王茂荫，写下名为“治政须凭三尺法，为官应尚四知风”的条幅。这个条幅十分有名。
“三尺法”，简称法律。古代把法律条文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故称法律为“三尺法”。《史记·卷一二二·酷吏传·杜周传》言：“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称“按律，籍没止三条，谋反、叛逆及奸党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
“四知风”，典出著名廉吏汉代华阴人杨震。杨震已经年过半百，多次升官当荆州刺史和东莱太守。一次，他往东莱郡上任，路过昌邑县，原先他所推荐的秀才王密，这时做昌邑县令，夜里怀揣十斤金子来送给杨震。杨震说：“作为老朋友，我是了解你的，你不了解我，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密说：“夜里没有人知道这事。”杨震说：“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说没人知道！”王密听后，惭愧地离去了。王茂荫主张为官理政之人，心中要牢固秉持 “三尺法”和“四知风”的理念，依法执政，清廉为官。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吏，都有这样的境界，很了不起。
王茂荫法治思想的内涵与特点，姑作以上归纳，分享读者参考。
（2021年8月17日修订于徽州公馆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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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荫研究回溯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