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会战（八）排兵布阵 派兵遣将

日本侵略军轻易占领安庆，这有如给日本人打了一针鸡血。就在日军占领安庆两天后，日本御前会议即正式决定实施对武汉的进攻作战。

随即，日军大本营匆忙取消了2月份才刚刚制定的战局不扩大方针，将原定在1939年才开始执行的进攻武汉的计划提前实施。这说明，日军虽然早已有进攻武汉的计划，但中国军队的抵抗不力和一败再败，刺激了日本人的胃口。侵略者嗜血成性。其实，这样重大的计划调整，也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例如日军第106师团，原本按照日军的动员规定，预备役人员在国内重新召集之后，需要进行一个阶段的恢复训练，但是由于要匆忙将这支部队投入战场，该师团并未进行这样的恢复训练，这也为第106师团日后在中国战场的作战埋下了隐患。

6月18日，日军大本营发布第119号大陆命令，正式宣布：

一、大本营准备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

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在扬子江及淮河正面逐次向前推进，占领地盘，给下一步作战做好准备。

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继续执行原定任务，特别要求对占领地区内的残敌进行扫荡。另外，要策应华中派遣军的作战，为把敌人牵制在北方，应准备进行一部分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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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根据上述命令，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分别下达了大陆指第161号和大海令第122号命令。陆军的要求是，“华中派遣军应利用安庆作战的战果，与海军配合，伺机占领黄梅、九江一线”。海军方面则要求中国方面舰队准备攻占汉口。

畑俊六大将

由于溯江而上占领武汉，日本海军也可以参与其中，因此日本海军早已跃跃欲试，急不可待。早在5月份，海军就开始调拨军舰和航空队，加强中国方面舰队的力量，并专门组成了扬子江溯江部队，以准备执行沿长江而上作战时的四大关键任务：开辟航道、破坏沿江炮台、掩护登陆及护航运输船队。

7月，华中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返回日本，就作战的关键问题与日军大本营协商，后明确以下事项：

一、9月上旬攻占武汉。

二、作战目的为要地占领，同时消耗中国军队力量。

三、第2军抵达光州之后，向信阳攻击还是向汉口攻击由当时情况决定。但第2军主要任务是牵制中国军队，配合第11军完成攻占武汉的任务。

四、第11军为主作战部队，主力在长江南岸行动。

五、9月上旬以前不要进攻武汉，之前要控制六安和九江一带，并从这两个位置发起攻击。

六、占领武汉之后，要向长沙附近推进，以策应广东作战。

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

7月4日，日军大本营全面调整侵华日军关内部队的编制序列。一是将第2军调入华中派遣军，负责淮河方向；二是成立新的第11军，负责沿江作战。华中派遣军可调用的部队达到了10个师团和1个旅团。

华中派遣军总司令仍然由畑俊六大将担任。此人在日军高级将领中还算是温厚和理性的，后来对天皇最终决定宣布停战产生过重要影响。

第2军司令官由日本皇族，东久迩宫稔彦王担任，町尻量基少将任参谋长。

第11军司令官由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担任，吉本贞一少将任参谋长。吉本贞一是鬼子中的顽固强硬分子，后来因无法接受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而自尽。

可以说，日军对担任进攻武汉作战的指挥官可是精挑细选，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的。东久迩宫稔彦王和町尻量基都是日本皇族；而冈村宁次和吉本贞一也绝不是泛泛之辈。吉本贞一在陆军大学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获得天皇恩赐军刀。这在日本军队中是极高的荣誉，这些军官也就构成了日军中所谓的军刀组。

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

自安庆失守后，中国守军的马当和湖口一线就彻底暴露在日军的直接攻击火力之下；而潜山一带的相继失守又使太湖、宿松一线也顿时紧张起来。面对日军接下来可能沿长江南北两岸同时发起的攻击，中国军队必须对防御部署做出相应的调整。

陈诚将军

就在日军发布进攻武汉命令的同一天，6月18日，中国第九战区正式成立，战区司令长官由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陈诚担任，奉命与第五战区协同，共同组织武汉会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北伐旧伤复发，住院治疗，战区司令一职暂由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代理。

张发奎将军

随后第九、第五和第一战区之间明确划分了各自防区的界限。其中，第九和第五战区基本上以长江和汉水为分界线，但是长江北岸的田家镇要塞区、团风、黄冈旧城以及汉水以北的汉口卫戍区划归第九战区。第五战区则以孟家楼-豫鄂边界-桐柏-明港-阜阳-新蔡-蒙城与第一战区为界，将淮河两岸和大别山南北麓划归第五战区。同时发布的作战指导方案，要求第九和第五战区联合进行保卫武汉的作战，重点立于外线，保证机动之自由，采取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换取至少4个月的时间。

白崇禧将军

6月中旬，中国守军各部队编成4个兵团，第1、2兵团隶属第九战区，第3、4兵团隶属第五战区。

6月9日，薛岳被任命为第1兵团总司令。与之搭档的第2兵团总司令，则由北伐名将张发奎担任。第3兵团总司令由有着“孙钢头”美誉的孙连仲担任。第4兵团总司令由李品仙担任。中国军队的选将工作也是煞费苦心，毫不马虎。就拿担任第2兵团司令官的张发奎来说吧。张发奎出身粤军，也曾是北伐名将，做过孙中山警卫团第3营的营长。北伐时期，他担任第12师师长，屡立战功。桂系反蒋时，他又率部北上，连战连捷，兵临武汉。“一二八”事变时，他曾到上海监督部队作战，自此认为，“中国今后之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出任右翼军总司令，积极主动地打击日军。尤其他指挥的炮兵部队，机动作战，神出鬼没，令日寇闻风丧胆。

孙连仲将军

方略已定，中国军队开始向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南北麓集结，主力将部署于长江南岸。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说，集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徐州会战后，大批中国军队撤至河南、陕西、湖北和湖南境内整训和补充。一些地方军阀的部队，甚至整建制地撤回自己的地盘补充。除了缺少足够的交通工具以外，因为没有制空权，害怕被日军的飞机发现，甚至遭到轰炸，中国军队不得不选择黄昏后至夜间的时间段行军，这大大地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集结速度。大部分中国军队，只有迈开双腿，与时间和日本鬼子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