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峰 王 斌｜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的逻辑运演及其批判
摘要
一切事物的数字化呈现是数字时代独特的构境域。数字通过捕获主体的注意力，并深嵌于主体注意力的深层结构，是构序注意力经济出场逻辑的存在性前提。注意力劳动、注意力时间、注意力权力是注意力经济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关键性构件。注意力劳动的生产性构成注意力经济的前摄基础，注意力时间的有限性是创造注意力经济的价值源泉，注意力的数据化管控生成注意力经济的权力机制。但是，注意力经济通过与资本的共谋，实现了主体赤裸化的加速、主体个性化的消融、主体革命化的消解，形成了资本统治下的生命政治幻象，进而诱使资本奴役下的主体成为“无用的大众”。这一群体的产生则意味着他们反抗资本统治的革命意志被悬置，进而合法化了资本支配现实的事实。我们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澄清资本主宰注意力经济的假象，才能对资本褫夺主体生命的境况有根本性认知，从而彰显生命本真追寻美好生活的光明大道。
作者
马俊峰，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 斌，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项目“《资本论》视域中的生命政治批判研究”(项目编号：19YJC710050)及甘肃省社科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生命政治批判研究”(项目编号：20YB028)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AI技术及各类APP软件对我们注意力的锚定，注意力经济似乎成为现代人获得幸福的独特构式，成为连接现代人与世界构境点重要的存在筑模。注意力经济是互联网中的图像、数据等通过自身的演绎捕获人们的注意力，激发与刺激人们的内在欲望，并通过自身行为来实现这种欲望的一种经济活动，正因如此，人们通常把这种行为称为追求幸福生活。可见，注意力经济是把幸福欲望的实现与精准的大数据分析相关联起来，试图借助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化识别技术，在人们所控制的领域中实现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这样，主体生命的数字化构序才不会被“他者”遗忘。
然而，阿甘本指出：“这是我完全无能为力、完全无法借此或凭此以任何方式界定自己或与其保持距离的一种事物：赤裸生命，一组纯粹的生物学数据。”依据阿甘本的论述，我们看到注意力经济已不再是我们走向幸福的生命构境层的重要通道，相反，注意力经济以彰而不显的方式实现了与资本的联姻，通过掌握所有生命的生物信息，形成了不受任何约束的生命政治控制权，进而使主体生命丧失各种身份和真实的拥有，从整体上实现了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命控制。对此，我们只有回归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域，构序注意力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框架，同时以马克思对资本的生命政治批判的理论构式来批判注意力经济所隐含的生命政治控制权，才能把握注意力经济的本质，廓清其构画生命政治活动实质性吸纳主体生命的叙事图景。
数字景观：
注意力经济的出场语境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AI技术、智能手机及各类APP软件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作为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数字化技术产品深刻影响着当代生活世界，成为当代生活世界蓬勃发展的结构性力量。在数字化时代，淘宝、天猫、京东、唯品会等购物网站构成了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方便。但必须承认的是，一旦浏览这些购物网站并成功下单后，我们便会不自觉地关注商品发货信息及物流配送数据的更新情况，时刻关注商品到达配送地后是否被及时放置于快递柜的数据信息。可以说，这种情形是当今的我们时常经历的，似乎已经构成了我们的生存方式。
然而，我们发现，尽管诸多购物网站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却被这些购物网站衍生出的系列数据所支配和主宰着，如商品的信息数据、规格数据、物流数据等，而这一系列的数据包便构成我们时代特有的数字景观的积聚。确切地说，数字景观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熟悉的图景，我们深谙它的内在支配逻辑，却并无充分的理由来拒斥它、摆脱它，这就意味着数字景观已融渗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并内在地规定我们的数字化存在的生存样态。由此可见，我们主体性在场意义的阐发便由数字景观来中介与言说，擘画出的也只能是缺乏生命向度的数字主体。
数字景观之所以具有支配生活世界的巨大魔力，就在于数字景观的支配逻辑捕获了我们的注意力，又潜移默化地深嵌于注意力的深层结构中。“你随意点开一个网页，你眼睛的浏览、停顿、移动已经对有的地方比别的地方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力，通通都被每分每秒地分析和量化。”就是说，互联网依托于庞大的数据与云计算技术，收集诸多用户的网络浏览信息，并对网络用户的关注点或者注意力进行大数据分析和解码，这样一来，我们的网络注意力就被视作大数据分析的数据对象，不断地被整合进大数据的算法中。大数据很快会得出我们网络注意力的关注点和选择倾向等数据。当我们下次点击、浏览相关信息时，网站不仅会自动推送我们之前关注的信息，还会推送与我们关注信息相类同的那些网络用户所同时关注的其他信息，这为我们的网络行为提供了潜在的便捷性服务。我们可以将对注意力数据分析和解码的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原材料”提取的过程，而网络用户的注意力就会被视作像石油等自然资源一样的“原材料”，在诸多方面被有效使用。
当然，我们每一次浏览网络信息且关闭网页，并不意味着我们注意力的暂且转移或者终止，相反，我们的注意力都被当作数据流被投放进大数据的计算中，或是说，“我们每一次的网络痕迹，都被加入到大数据的云计算之中，成为当代最有力量的‘机器’”。一旦大数据得出的数字结果与我们的注意力共谋，数字便凌驾于注意力之上，成为支配我们注意力的中介力量，进而可以将注意力停留于物的时间凝固化，操纵我们选择物的行为，支配我们遵循数字景观的统治逻辑来进行信息的浏览和商品的购买。但更关键的是，如果未获得注意力这一前提性基础的支撑，数字算法便缺失了可计算、可分析的对象物，注意力不能被大数据对象化，那么大数据就不能通过分析我们的网络浏览踪迹，提供精准的行为预测，相应地，数字景观支配逻辑的合法性也就不能得以确证，不能全方位统治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意义上，奠基于数字景观支配逻辑的注意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成为各大网站及购物平台相继争夺的“稀有资源”。正是如此，稀有性成为注意力的特有属性，构成表征主体意图的重要维度。正如克拉里指出的：“聚精会神的注意力对创造性地超越个体性的局限来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同时，也是个体在一个经济事实和数据的现代世界里发挥力量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作为推行注意力经济发展的各类网站及购物平台将主体的注意力视如珍宝，并凭借网红直播、Vlog、抖音等媒介形式劫掠大众的注意力，强化注意力经济对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力、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加速了注意力经济与数字的共谋，拓展了注意力经济颠倒我们生活世界的深度和广度。那么，在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与数字的共谋何以可能？注意力经济又是如何深层次地统治我们的生活世界？这需要结合对构架注意力经济的注意力劳动、注意力时间、注意力权力的分析与批判来加以思考。
注意力经济的运行逻辑构架
注意力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劳动的生产性予以保障，没有劳动创造价值，注意力经济很难维持自身的运行秩序。很显然，所有被置于图像、数据之中的人们，作为一个潜在的生产者(观看即劳动)在创造着互联网经济。这样，被互联网所牵引的人们的闲暇时间或自由时间都被互联网所显现的符码、图像、数据所占有，时间被无限侵蚀，主体存在被数据化、图像化而不知，就成为现代社会人的悲哀。相应地，作为注意力经济合法、正当运营的监控者，为通过注意力攫取更多剩余价值，他们将会与权力联盟，共同推进注意力经济，以操纵主体生命构境方式来获得利益与权力的最大化。因此，对构架注意力经济的三种构件要素(劳动、时间、权力)及其内在关联性进行深入分析，我们才能明晰地认知注意力经济浸染下主体生命的境况。
1. 注意力劳动的生产性构成注意力经济的前摄基础
“受众商品”理论是斯麦兹(Dallas W. Smythe)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中创造性提出的。在他看来，广播电视节目并不是媒体生产的真正商品，大众媒体通过生产资讯、娱乐和教育性素材等内容，“其实质是传输给受众的一种诱惑力(礼物、贿赂或‘免费午餐’)”，正是这些“免费午餐”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力，并将受众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给广告商，而受众通过付出无酬的工作时间，才能获得大众媒体传播的节目素材和具体的广告宣传。杰哈利和里文特(Jhally and Livant)在斯麦兹“受众商品”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观看即劳动”的观点，他们认为受众商品的价值主要来源于观众的注意力时间，观众在关注报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时生产的信息会被当作商品出售给广告商，这里的信息商品就是观众的注意力时间。观众在大众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越久，作为商品提供给广告商的个人资料、浏览、交流的数据内容就越多。广告商会根据这些数据投放更多的广告，进而吸引观众更多的注意力，诱发观众点击、浏览这些广告，为广告商获取巨大的注意力经济效益提供更大可能性。在此意义上，观众注意力时间信息的生成就表现为观众的一种劳动行为，而且观众的注意力时间也作为一种价值增值活动逐渐显露出来，究其本质，观众的注意力就“具有了产生剩余价值的潜在性，而这些剩余价值又是可以被资本异化和剥削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观众的注意力具备了生产性属性，观众的注意力消耗的过程可以展现为生产性劳动的过程？
显然，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理论探究构成注意力劳动的生产性属性的理论分析框架。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相结合并表现为生产资料的时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就是说，一旦劳动产品表现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用来满足生产性需要，“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并不是满足个人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那么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性消费”就可以被视作是“生产性劳动”。在这里，马克思将生产性消费作为评判劳动是否是生产性劳动的逻辑前提。而在数字时代，注意力劳动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生产性劳动”的理论精髓，还彰显了马克思“生产性劳动”的理论阐释力。
注意力劳动是生产性劳动，主要体现在注意力劳动为注意力经济提供了生产资料，而这种生产资料在数字时代则是以“一般数据”的形态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在网络上进行搜索、购买、视频、游戏等活动时，“注意力经济将消费者的注意力转变为有关其消费习惯、偏好、趋势、生活方式等的恒定信息源”。在恒定信息源生成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一次系统的数据生产活动，网络平台会根据消费者的性别、爱好、职业、收入等数据信息，整合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数据化信息，形成以流动的数据流或者动态的数据群存在的“一般数据”。而这些“一般数据”会通过云计算不断生成以信息画像与数据抽象存在的大数据，进而推送相关联的广告信息，吸引更多消费者的注意力。如果这些广告信息被关注，点击率和观看率暴增，消费者关注广告时间增加，无形中会提升网络平台出售商品的交易量，那么就意味着由消费者生产的广告信息即“一般数据”实现了为网络平台创造剩余价值的使命，消费者的注意力劳动自然而然地退变为“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成为网络平台获利的新的盈利场。从注意力劳动生产“一般数据”的过程来看，这里以信息画像与数据抽象存在的大数据便构成注意力经济的生产与再生产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又会为注意力劳动成为“生产性劳动”提供可供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一旦“一般数据”成为注意力经济运行所需的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投放到新的大数据的生产与再生产环节之中，那么对信息画像与数据抽象构成的生产资料的消费便呈现为一种“生产性消费”，同时还源源不断地创造了增值价值，使支配注意力经济的网络数字平台牟取巨额利润成为可能。正是如此，可以说注意力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有利于深刻再现马克思“生产性劳动”的理论生命力，极好地解决了注意力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理论前摄问题，为注意力经济拓展利润空间提供了理论依据。
2. 注意力时间的有限性创造注意力经济的价值源泉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就是说，剩余劳动时间是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大小的衡量标准，劳动时间的耗费直接规定了劳动产品价值量的多少，而价值量是由“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算。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在这里，劳动的持续时间主要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种形式，必要劳动时间主要用来生产支付工人工资的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主要用来创造剩余价值，这意味着只有通过科学技术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延长工人无偿为资本家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从而能够尽快地将资本家投入到机器、厂房等不变资本中的价值进行回收，为资本家创造更多剩余价值提供保障。那么，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过程来看，是否意味着工人拥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给出了答案：“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本质上，资本主义为工人阶级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但这一切都不属于劳动者，而是由资本家控制和支配，为牟取剩余价值、资本增值而服务。
在数字时代，我们耗费在支付宝、微信、直播软件上的注意力时间日益呈现出碎片化、扩大化的趋势，不仅未能超越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价值与剩余劳动时间生产剩余价值的形式，相反，在注意力经济的带动下，衍生出了必要注意力时间与剩余注意力时间分别生产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新形态，这是数字时代注意力劳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的存在不仅再现了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理论生命力，还为注意力经济的独特性构境构筑了理论根基。在这里，必要注意力时间指的是借助互联网购物、下载资料、观看视频，而不得不投入必要性的时间来关注各类数据(图像、视频、帖子及消息)。譬如，通过淘宝、唯品会等购物网站进行网购而关注各类商品的具体信息，满足个体消费欲望的同时也为网购平台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然而，一旦我们连续点击、浏览各种商品的链接，网络后台就会对我们在线浏览、购买历史、审美取向等个人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进而将数据内容转化为数据商品，整体出售给广告商。广告商购买的数据内容越多，网购消费者被迫投入的剩余注意力时间也就越多，那么广告商获利也就越多，这则意味着网购消费者的剩余注意力时间创造剩余价值的完成。广告商无形中牟取了巨额利润，并且将消费者的剩余注意力时间无偿占有与货币化，逐渐转化为广告商的无形资产，为拓展注意力经济更多的利润空间奠定价值增值基础。在此意义上，注意力经济的时间性就可以被理解为“主体的有限时间性(或人类时间)与信息流的相对无限时间性(或网络时间)之间不对称关系的结果”。而且，主体的注意力时间日益趋向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又强化了数字时代网络消费者对剩余注意力时间的依赖性，丰富了注意力经济的时间构成，尤其是无限扩大了网络消费者的剩余注意力时间，从而能够创设注意力经济价值增值庞大的价值基础。
但更关键的是，在数字时代，大数据对生活世界的支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我们的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界限的模糊逐渐内在化于人们的意识中，生产注意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逐渐被创造注意力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所抵消，注意力经济的发展也被置于一定的时间域和空间域中。正如斯麦兹指出的，“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现实是，大多数人的所有非睡眠时间都是工作时间”。这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边界已被抹除。在休息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从事着注意力劳动，机械地重复与再现着白天工作中的画面，不断地将数字化的工作实质性地吸纳进自由生活的时间及空间中，甚至我们的睡眠时间也被视作再生产的工作时间。这样的话，一天24小时都被工作时间所征用，我们不断地提供注意力劳动，为注意力经济大量地生产了剩余价值，为注意力经济牟取利润，进行价值增值，创造价值源泉。正是在此意义上，克拉里指出，人类注意力时间的有限性和接收数字信息无限性之间比例的不平衡，“导致各大公司展开激烈竞争，希望占有或控制人们每天醒着的时间”，而对人们醒着的时间的支配和操控，则意味着各类网络平台及广告商对我们注意力时间的捕获和捆绑的进一步强化。可见，注意力时间的有限性是构成注意力经济得以可能的价值性前提，是驱动注意力经济获取利润的价值源泉。
3. 注意力的数据化管控生成注意力经济的权力机制
在马克思批判的大工业生产阶段，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管控通常是通过控制雇佣工人的直接生活需要，即凭借悄无声息的“肠胃管理”来实现对他们的控制，从而确证资本主义权力管控机制的正当性。雇佣工人只有选择为自己和家庭进行沉重的劳动、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他们才能获取由必要劳动带来的支撑自己的生命活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进而驱赶饥饿、获得满足生命存在的物质性需要，由此“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当然，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肠胃管控”的直接结果就是促使雇佣工人被资本家所构式和筑模，由资本家肆意宰制和盘剥，俯首帖耳地为资本家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正是资本权力控制和身体训诫共谋的结果，也塑造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进行驯服的权力控制和身体训诫方式的“合理性”基础，而这种“合理性”已内在化于雇佣工人的意识结构和行为模式中，构成他们选择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来满足生活资料需要的支配力量。
资本权力控制和身体训诫共谋作用发挥的过程表明，雇佣工人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而且要他投入很大的注意力，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也不能想”。就是说，雇佣工人不仅要将自身的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以获得微薄的薪酬，还要将表征人的自在自为属性的注意力一并售卖给资本家，迫使雇佣工人的注意力投放到劳动过程中，不断地为资本家实现价值增值服务。对雇佣工人注意力的强制性侵占意味着资本家已将对雇佣工人“肠胃管理”的权力管理机制细致入微地散布于他们生活中无限细小的层面，潜移默化地构序了注意力的对象化内容，促使工人的注意力成为资本家权力管控的重要对象。
然而，在数字时代，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肠胃管理”的权力管理机制已被注意力经济对人的注意力的数据化管控机制所取代，但注意力构成权力管控的重要对象这一事实并未改变。“注意力经济的工作方式是针对个性化的用户，但这样做只是为了获取他或她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输入到更大的机器中，从而产生机器剩余价值。”就是说，注意力经济只有将人的注意力视作个人的兴趣与欲望的意图表征，将人的注意力当作数据分析的对象来对待，同时通过大数据算法的精准计算，对象化人的注意力，勾连人的注意力与数据的内在关系，识别出个人的消费行为、偏好和政治倾向，才能将注意力对象化生成的数据反馈到生产领域。生产领域根据注意力信息进行生产调控与再生产，而再生产的产品会被投放到新的市场，用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将消费者的注意力完全吸纳进由大数据管控的空间和场域中，使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顺从大数据的支配和宰制。这样一来，注意力经济就可以作为一种动力装置来管理和配置人的注意力，可以成为对主体的兴趣和欲望进行数据分析的权力工具，来进一步实现数据化管理下人的注意力的规训和操控。
毫无疑问，人的注意力的数据化规训和管控的直接结果是构序和强化注意力经济的合理性权力基础，有利于促使注意力经济在数字时代的谱系中葆有旺盛的生命力。“注意力经济并不试图规范个人的注意力，而是将注意力作为一种可以把人口转变为经济上可控的身体的信息来源。”这意味着注意力经济作为一种微观的权力运作机制，能够依托对人的注意力信息的收集和管控，将人的注意力作为大数据精准分析的数据来源与数据对象，透过人的注意力数据信息分离出政府对特定人口进行治理的有效信息，为实现政府对特定人口的有效治理提供精确可靠的合理性数据内容，从而引导个体按照政府大数据治理逻辑所指称的规范来支配自己的行为，构序个体完全服从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的合理性的权力形态，创建契合注意力经济运作的权力机器。相应地，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被深嵌于这个庞大的权力机器中，成为确保注意力经济权力机制运作的重要齿轮。注意力经济便能用最小的代价将人的注意力简化为一种“政治”力量，而这种“政治”力量又成为最大限度有用的力量，并且使注意力经济的权力机制更普遍化和内在化，促使人的注意力“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可见，对人的注意力的数据化管控有利于确证注意力经济权力机制的深层基础，能够实现注意力经济权力机制对人的有效治理的对象化目标。
注意力经济的生命政治批判
从注意力劳动、注意力时间、注意力权力的维度对注意力经济的运演逻辑进行剖析后，我们发现：注意力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种，本质上呈现的还是资本与劳动者之间不平等的剥削关系，只不过这种剥削关系变得日益隐匿化，使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同时，劳动者的生命政治活动也囿于被资本“纳入性排除”的境地，构序的并不是注意力经济对大众生命政治活动实质性吸纳和人类生活经验价值化的图景。因而，我们有必要回归到马克思对资本的生命政治批判的谱系中对注意力经济进行批判性思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完整地叙述当代生命存在的轮廓，进而彰显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的理论阐释力，促进主体生命走向幸福的存在性生命构境层。
马克思尖锐地揭示了资本宰制下工人的生命政治境况，为注意力经济的生命政治批判提供了分析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构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唯一存在本能就是通过吸附更多的剩余劳动来获取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只有将劳动力售卖给资本家，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才能实现自身生命的生产与延续，构序自身生命的生产过程与生活过程相统一的现实图景。然而，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就会被资本异化为被统治阶级，他们感受到的是生命的脆弱不安和随时被剥夺的惶恐，进而勾画出资本家对工人奴役和支配的图像：“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不得不说，资本条件下的生命政治景象传达的正是劳动力被“纳入性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享有的不是对历史上遗留的科学、艺术、政治遗产的共享，而是物质的贫乏和被无止境的剥削，他们唯一拥有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赤裸生命，在资本家面前只是一种动物性生命存在。如果抽象作为一种统治力量可以支配一切，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就可以作为一种权力构成褫夺工人自然生命的政治化手段，进而促使工人的生命完全从属于资本权力，退变成非存在的存在者。可见，资本权力能够“剥夺人的尊严，它把人的丰富性变成简单和机械，这种死物对活物的统治令人窒息”。
我们已经看到，注意力经济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全面覆盖和渗透，达成了与资本权力之间的有效联姻，强化了资本权力的支配欲望。在资本权力“指挥棒”的规制和管理下，生命存在的本真形态已经退隐于生命价值的核心区域，生命也沦陷为被资本权力剥夺与奴役的对象。生命的赤裸化意味着我们俨然弃置了生命本质，将人的生命置换成生命权力规训的对象，人的生命被贬低为生物性的赤裸生命，毫无丰富性可言。本质上而言，注意力经济充当了资本权力的马刺，受资本权力的裹挟和褫夺，从而造成了数字时代赤裸生命的诞生。而由注意力经济衍生的异化劳动、时间同质化、数字管控则大大推进了赤裸生命的诞生进程，正是如此，这些构成了主体生命政治活动的实质性吸纳和人类生命的价值构式走向现实的桎梏，成为阻碍主体生命延异式出场的毁灭性力量。
首先，注意力经济加速了主体的赤裸化祛序。注意力经济得以可能的前提是其对无处不在的注意力劳动的收割和捕获，正是如此，注意力经济日益呈现出剥削注意力劳动的隐匿化特性，从而加速了主体生命走向赤裸化境地。主体一旦置身于注意力经济的构序中，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注意力经济剥夺的对象，构成资本奴役和支配的对象化产物。当主体以消费者的身份通过网站浏览、查看、购买产品时，无形中就生产了大量的个人资料、交流、行为、内容的数据，而这些数据被网络平台无偿使用和占有。在由数据的生产者向数据的消费者的身份转换中，主体不仅未能获得劳动补偿，相反还要有偿地消费由他们自身生产的数据产品，成为注意力经济后果的承担者。主体生产的数据越多，就越成为注意力经济剥削的对象、越容易成为赤贫者，主体本身的劳动活动对其自身的生命而言就是一种异己、敌对的力量。可以说，主体的劳动走向了异化，无生命的抽象存在者构成主体生命的标识，而主体生命的延异构境也被迫中断，逐渐深陷生命权力控制的祛序端，在社会中不能获得“参与之份”，不能释放生命的潜能，不能赋权于生命以积极的政治能量。如此一来，主体就被异化和剥夺得赤身裸体了，“透明”得一无所有，而注意力经济则演变成褫夺和祛除主体生命形式的有效且合理的武器，以实现对主体生命的过度简化，弃置主体的生命逻辑。
然而，主体的生命却沉浸于注意力经济营造的虚假幻象和魅力光影中不能自拔，时刻享受点击带来的视觉快感，悄然地为注意力经济背后资本的无节制增值筹划一切。此时，注意力经济获取了剥夺主体生命的合理化基础，进一步压缩主体生命的异质性空间，扩展权力对主体生命原初形式宰制的场域，实现资本权力对生命管控的普遍化，使主体的生命沦落为赤裸裸的生物性生命得以可能。这样一来，注意力经济背后隐匿的资本逻辑就显示出更深的支配性和奴役性，而对于无数的赤裸生命来说，“奴役和支配将会是无法抗拒的瞬间一击”，他们作为生物性的赤裸生命，只能发出近似牛哞的痛苦哀嚎，却不被关注。同时，“赤裸生命不再限定于一个特定的场所或一个明确的范畴。它现在寓居于每一个活的存在的生物身体之中”。这意味着赤裸生命的生成不再是某个地区或空间中独特的景观，而是现代社会中普遍性的生命政治现象。如果赤裸生命普遍化成为现实，那么由注意力经济衍生而来的隐而不显的异化与剥削，就会招致人类社会面临内部分裂的风险，造成不同阶级之间的暴力性对抗，进而产生一种可怕的社会断裂，摧毁主体生命结构赖以生存的社会化根基，使主体的生命变为漂浮不定的非生命存在，甚至主体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成为荒谬。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注意力经济是加速生命赤裸化破镜的基始性力量。
其次，注意力经济消融了主体的个性化。注意力经济给主体的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时间叠境的困扰。在注意力经济的主宰下，似乎24小时都是工作时间，甚至休息、睡眠时间都被注意力经济所侵占。“睡眠的存在意味着，有的人类需求和间隔时间是不能被殖民的，也不能被那个巨大的利润引擎所吸纳”，然而，随着注意力经济不断填充主体的休闲时间，他们的睡眠时间都被刷微博、看抖音、发朋友圈、互相点赞所征占。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的生命不断被消耗，生命结构也不断地被现代数字媒介所动摇，生命呈现的并不是生命本身具有的超凡的精神向度，而是主体的生命屈从于资本权力统治一切的目标，被形塑为服从资本逻辑规训的“驯顺主体”，生命的内在结构将会被资本逻辑肢解为无数个片段。“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这样的话，主体的生命就被贬损为赤裸的生物性生命，不再具备生命的精神性构境意蕴。从注意力经济侵占主体的休息时间的过程来看，注意力经济俨然成为管控主体生命时间的有力武器，致使主体生命的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置于叠境的场域中，使主体沉溺于时间叠境的幻境不能自拔。
也正是由于注意力经济对主体生命时间的任意劫掠，主体才丧失了生命的个性化，生命的同质化属性才取代了主体生命的鲜活性。“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就是说，机器体系的运用并不是为了缩减工人的工作时间，而是为了模糊工人的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界限来强化资本对工人的暴力剥削，进而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性地位。如果说受机器体系奴役的工人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大工业生产阶段普遍性的生命政治图景，那么数字时代的注意力经济便改头换面，通过智能设备和网络平台来吸引主体生命的注意力，以他们的注意力吸纳进数字化操作界面的形式复现，进而实现将主体生命嵌入数字化网络平台的赛博空间中。
悖论的是，主体全身心地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社交、娱乐、购物等活动，他们得到的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生活，而是生命时间被挤占后造成的生命情感的失落与惆怅，每一个看似独立的生命个体，实际上都成为注意力经济褫夺下的提线木偶。更严峻的是，注意力经济并不满足于对主体生命时间的剥削，而是以所有人的时间记忆为构境对象，试图将人类的时间记忆都纳入机械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中。如此一来，“人的注意力被重塑成了重复性的操作和反应，且总是与观看或聆听的行为相重叠”，主体的注意力及意识结构被工业化生产体系结构化为麻木的、机械的、雷同的事物，鲜活的生命等同于沉寂的死物，显现不出任何生命的情感张力。这意味着主体生命个性化的丧失与摧毁，最终会因生命缺场而引发存在之痛，掏空主体生命的内在丰富性，使得注意力经济宰制下的主体生命成为没有思想的空心人，祛序为意义贫乏、毫无差异性的“大家”，生成的只能是对同质化生命样态的迁就与赞同，而不是对“他者”生命的肯定性力量。在此意义上，以隐性逻辑呈现的资本达成了以注意力经济俘获人、奴役人的目的，将主体生命的存在构境层催逼到破境的境地，勾画了资本统治下的生命政治景象。
最后，注意力经济消解了主体的革命性。注意力经济可以吸纳现代人的注意力，促使他们关注感兴趣的人与物，但这并不代表注意力经济对现代人的放任自流，确证现代人可以享有一切自由，相反，注意力经济凭借着精妙的计算法则，可以实现对所有人的操控和规训。健康APP是当下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智能化产品，当我们清晨醒来，APP会显示我们的睡眠质量数据；当我们运动时，APP会显示我们的运动数据，以上数据就会捕获我们的注意力，以注意力对数据的关注来驱使我们及时调整作息、加强锻炼，进而保证身体指标达到正常水准。岂不知，这个过程促使我们成为了智能化监控技术的对象化产物，我们以为自己是祛魅后的自由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行为选择，但实际上，“一切在名义上被解放的东西……都是建立在‘监护’价值体系之上的”，我们只不过默认了无形的数字和算法对我们生命操控的事实，承认了我们的生命是被无形的线牵绊的风筝的生命政治境况。如此一来，我们就被数字和算法浸染为“无用的大众”，成为完全受注意力经济奴役的物的存在。受数字和算法机械化形塑的“无用的大众”只会更加依赖智能化数字产品，将更多时间和精力耗损于虚拟仿真的赛博空间中，进而削弱他们对时代症候性问题的注意力和思考，同时他们“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让其不能爱或感受他人，或者提出进一步摧毁资本主义的计划”。
显然，注意力经济是“无用的大众”生成的外部性驱动力量，是消解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制度革命意识的隐性意识形态表达。在数字时代，“无用的大众”的注意力仅聚焦于由注意力经济营造的虚拟仿真魔幻的数字世界和游戏世界中。沉溺于这样的世界，“无用的大众”就会像牲畜一样，被饲以看似花样翻新却内容相同的景观，“不假思索地任自己沉湎于‘事情就是这样’”，构序的只能是无差别性的思维结果。这样他们就悬置起抗拒和抵抗政治权力的意志，甚至自愿选择受隐性的数字化治安权力的监控。既使政治生命空间不断被挤占、思想意识的高地不断被占领，他们也不愿参加政治生活、表达主体对本真生活的意愿。可以说，他们的政治想象力已然贫瘠到极限，根本无力想象可能的政治生活图景，无暇激发生命政治的潜在可能。那么，整个现代社会必将实现普遍性的去革命化，无产阶级的内部构成将会被重组，甚至会被资本逻辑敲打得支离破碎，现代社会也不得不遭遇不可挽回、可怕的生命政治后果，就像阿伦特所言，“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的奴隶，不仅是我们机器的奴隶，而且是我们的‘知道－如何’的奴隶，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可见，现代社会的主体性生命不再具备表征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性本质，相反，却退化成生命意识结构中无权利和无任何期望的生物性生命，因而“无用的大众”就成为非对象化的生命存在，他们的生命被资产阶级贬损得一文不值，这不仅不会勾起人们关注的欲望，甚至会被遗忘。由此可以说，资本在注意力经济的掩护下成为了规制主体阶级意识的政治权力，促使“无用的大众”生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依赖性，进而使得他们认同资本主义社会所构画的生命政治幻象，实现资本对他们的绝对支配和深度异化，淡化他们解放一切枷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阶级情感。
结 语
注意力经济要想在资本主义整体框架下维持正常运作，就需要屈从资本逻辑，但在资本的支配与控制下，注意力经济释放的活力将会被资本吞噬与耗尽，作为承载与助推注意力经济的主体生命的构境力量也将会随之枯竭。资本为其利润的最大化，将不断拓展空间，无论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这种疆域化的无限放大都会构序稳定的帝国主义秩序，就是说，把注意力经济产生的“消费不足”，从国内转向国际，以此来补偿利益受损。这样的话，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转向了国际，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激化的矛盾，最终会以革命的方式重构国际秩序。然而，资本主义必将被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在新型社会形态的观照下，人的自由时间必将回归人本身，构成人的生命的本质力量。由此，每个人便获得了做人的尊严，构序了与生命本身初遇的美好图景，每个生命都将被平等对待，“以实现人的生命再生产，使得他们的生命得到更好安顿，生命价值得以尽致彰显”，进而注意力经济将会被人的自律与优良的制度安排双重超越，人的生命被资本支配与控制的生命政治境况会彻底改观。在此意义上，人们正是基于自由而通过这样的经济活动实现了健康、完整、全面的发展，敞显了生命本真追寻的美好生活所指向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