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8篇  辽代各民族中的中下层民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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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赤峰市巴林左旗馆藏蒙古象棋照片（局部）。蒙古象棋和国际象棋同出一源。关于它的历史，一般认为由古印度的四人棋戏“却图郎卡”演变而来，据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此棋于七世纪传入阿拉伯，改定新名为“沙特拉滋”。约在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时传入欧洲，几经变革，形成了现在的国际象棋。
（续）
辽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金属器具加工手工业者多集中在中京道南部和东京道南部地区。如中京南部的柳河馆，“河在馆旁，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铁”。可见此地的炼铁工匠为渤海族人。柳河馆北面的打造部落馆，“有番户百余，编荆为篱，锻铁为兵器。”说明在这里打造兵器的是契丹或奚族工匠。在东京道的南部(今辽南鞍山、辽阳地区)，集聚着大量的各民族采矿和冶铁手工业者。如东平县(在今辽宁辽阳一带)，“本汉襄平县地，产铁，拔户三百采炼，随征赋输”。曷术部，“初，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曷术石烈，‘曷术’，铁也，以冶于海滨柳湿河、三黜古斯、手山。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手山，又名首山， 在今鞍山与辽阳之间。此外，在契丹辽地，还散布着众多从事采盐晒盐、制车造船、烧窑制瓷、制革印刷等行业的手工业者。
辽代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遍布各地，尤以五京都市和南部辽、宋边境地区更为集中。如在皇都上京城，云集着国内外各民族商贩。《辽史·地理志》“上京”条云：“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鶻商贩居留上京，置营居之。”上京“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可见，上京南城中有市场，市场内必有各族商贩聚集交易。其他如东京城、中京城及南京城内，亦都有相类的市肆，吸引着各族商贩入市买卖商品。如路振《乘轺录》即记载中京市肆中商贩云集、驼车塞路的热闹景象：“自朱夏门人，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廓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街东西各三(应为四)坊，坊门相对……又于坊聚车橐驼。”辽、宋自订立“澶渊之盟”后，双方息兵和好，边境贸易十分红火；辽、宋政府各在己方靠近边境的一些州县内，设置一些专供边贸所用的“榷场”(市场)，榷场内聚集了大量来自辽、宋各地各民族的商贩；与此同时，由于边境地区民间走私贸易的兴盛，大量的边民或亦农亦商，或干脆弃农从商，摇身一变，由农民变成了商人，大大扩充了辽代商人阶层的人数。
辽代社会中、下层人群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除前面已述及的高僧名侣之外的其他专职宗教人员，包括寺庙中的广大僧尼，道观中的道士，以及契丹原始萨满教中的神职人员——巫等。辽代社会中有一个分布广泛、人数众多的僧尼阶层。尤其是辽代后期的道宗朝，由于皇帝崇佛，因而，僧尼的社会地位抬升，尽管他(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居于社会中、下层，但仍有大批崇佛信教家庭中未婚青年男女(其中也有个别年长的已婚者)迈出自家的门槛，手持钵盂，身披袈装，走进了寺庵，剃度为僧尼，从此，与青灯黄卷为伴，晨钟暮鼓，了此一生。有辽一代二百余年，从崇佛信教家庭中究竟走出了多少位剃度僧尼，已无法统计准确。我们仅从随意检索的两条文献史料的记载中，即可窥其一斑。据《辽史·道宗纪》记载：咸雍八年(1072)三月，“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这就是说，道宗皇帝一次就批准3000多名崇佛信教青年受戒为僧尼。同书又载：大康四年(1078)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足可证当时崇佛信教家庭成员出家为僧尼者人数之多。辽代崇佛信教家庭成员剃度出家之行为，在出土的石刻史料中多有载记。如重熙十四年(1045)(王泽妻李氏墓志》中即记载了笃信佛教的王家三个女儿中，竟有两个出家为尼：“长法微，出家，受具戒，讲传经律……次崇辩，亦出家，诵全部莲经，习讲经律。”另据保大四年(1124)《王安裔墓志》记载：王泽孙子王安裔的六个女儿中，亦有两人出家为尼，“长者紫衣，次者德号”。乾统五年(1105)《白怀友为亡考妣造陀罗尼经幢记》中亦记载了白怀友兄弟三人中，有两人出家为僧：“次曰了扃，为比丘，隶名于都之崇孝寺，戒行学能，闻之当世，所至聚徒百千……季曰智才，亦为比丘。”在白怀友的子侄辈中，亦有出家为僧者：“……次曰圆迪，为比丘于里之兰若，以失明近家故也。诵经十余部，里人讶其强记敏慧。”在辽代，崇佛信教家庭成员剃度出家之行为已不仅仅表现在广大的未婚青年男女身上，一些受佛教影响较深的已婚年长者亦有此行为。如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泽墓志》即记载，王泽的继母仇氏，“募崇觉行，落发为尼”。乾统元年(1101)《悟空大德发塔铭》亦记载，兴、道两朝宰相刘六符的三女儿刘五拂，先嫁与司勋郎中高某。三十六岁时，夫死，“嫠居，誓志不再嫁，训毓诸孤，皆长立，乃落发为精行尼”。后被“赐紫方袍，赐号悟空大德”。刘五拂寡居出家之行为，在道宗朝造成的影响颇大，不少人纷纷效仿，“士大夫妻有嫠居者，感而募道口口口者数人。”
道教在辽代虽不如佛教那么兴盛红火，但也颇受一些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的崇信，因而，辽代的道士阶层也有一定量的人数存在。辽朝初年，道士亦多来自中原。胡峤《陷北记》中所言上京城内“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中原)人”即是明证。到辽代中后期，在契丹辽地已涌现出了很多本土道士。辽代风俗，每年的四月八日佛诞日，各京府州县都要举行游行庆贺，“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为乐”。这说明契丹辽地各京府州县，都有道士存在。到辽代中后期，亦有不少道士因亲近皇帝的缘故，被擢升为官，一下子由社会中下层而跃升至社会上层。史载，兴宗皇帝崇道，早在他做太子时，其父圣宗皇帝就选了个道士冯若谷为太子中允，掌管太子的侍从礼仪，审复太子给皇帝的奏章文书，及监管太子用药等事。兴宗皇帝即位后，更加重道，“如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