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1980年至1981年间考古学界把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起连续几期文化遗存称为三星堆文化，其文化年代下限存在争议 。
三星堆文化基于1933年至1980年、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以及在1980年以后的多次发掘中，三星堆遗址考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
三星堆遗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又具有一群区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特殊器型，发掘者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极广，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不少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成果不断问世，同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也存在不少分歧。
考古认为三星堆文化可能是夏文化与三峡地区土著文化联盟进入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原有文化后形成的。
在1980年以后的多次发掘中，三星堆遗址考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资料，其中最具震撼力的发现是1986年夏相继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掘并确认的三星堆古城址的东、西、南三面城墙。大批考古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引起了“三星堆文化”概念的发展演变。
从文化内涵上看，1986年以前所提出的三星堆文化概念，通常把它作为早期蜀文化看待，还认识不到它是一个古代文明的概念。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现后，出土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加上后来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址，这些重大考古新发现立即突破了以前的认识，使学术界最终充分认识到，三星堆文化（不包括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西迁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可以说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东峡区土著文化的联盟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
通过鄂西地区、三峡地区这样的传播路线进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当地相当发达的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以后的二里岗期商文化也是通过这样的传播路线与三星堆文化发生联系。
三星堆文化面貌构成中，除夏文化因素的主体地位外，来自鄂西川东峡区的文化传统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特别在陶器文化层面上反映更加突出。
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棵大铜树和一个大型铜人立像。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形体高大，形像奇特，更在于其涵义难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有学者认为这都是当时土地崇拜的体现物。三星堆祭祀坑中又出了多种形态的铜质人头像，表现出当时蜀人信仰着多种神祇，但上述大型铜树和大型铜人立像无疑最为突出，由此可知在蜀人的多种信仰中，土地崇拜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就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而言，多认为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传播，或其分支。学者们一致认为三星堆文化陶器、封口盉、鬶、觚、高柄豆，铜牌饰、铜铃，玉戈、玉璋等都与夏文化有渊源关系，而且后者是源，前者为受后者影响所致。如果撇开两者可能存在的深层次关系不谈，仅从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之间表层的文化传播关系来说，夏文化是传播主体，三星堆文化是受体。地理概念上是从中原地区流向成都平原。
三星堆文化指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以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关于“夏文化”的问题，学术界长期争论未决，但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本文暂不论夏文化还是否包含其它考古学文化，所称“夏文化”均指二里头文化。
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受着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乃至东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远方的古蜀商道联系起来解读是有意义的。
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夏商文化与蜀文化交流融会、互补互融的产物。不过，蜀人在文化的互补互融中创造出了自身新的有特色的文化，例如在接受中原的礼器、酒器的铸造技艺之外，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神器造型艺术。
尽管三星堆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原文明较多的影响，采借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因此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