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果： 筹办“赵丹纪念会”的坎坷经历
筹办“赵丹纪念会”的坎坷经历
文/李 果
我在这里说的是上海曲阳图书馆1990年筹办“赵丹纪念会”的事。
曲阳图书馆（以下简称曲图）成立于1987年10月，是上海市虹口区建立的第二家区级图书馆，隶属于虹口区文化局。建馆伊始，该馆便确立了以收藏和借阅中外电影、电视剧出版物为主的特色方向。为此，在1988年和1989年曾联合上海市文联、剧协、影协等一起，成功地举办了纪念石凌鹤、郑君里的活动。
赵丹是我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参与的一些影片，在中国现当代电影史上不乏里程碑意义。上海是赵丹生活多年的城市，也是他从事电影艺术的起点和终端，加之1990年10月10日赵丹逝世十周年，故而，曲阳图书馆在这年年初便将纪念赵丹活动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并在这年的7、8月间，启动筹办工作。
我是1988年1月调到曲阳图书馆工作的，当时担任该馆影视文献部负责人，具体负责筹办这次纪念活动。
电影艺术家赵丹（1915.6.27.-1980.10.10.）
与先前的纪念石凌鹤、郑君里活动不同，这次纪念赵丹活动的筹备工作一开始就不顺利。
我们首先与上海文联、影协、剧协以及上海市电影局等先前有过合作的单位联系，然而均未得到积极回应。这时，我们隐约感到，几家官方机构对纪念赵丹活动的冷漠，多少与赵丹逝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发表他最后一篇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5版）有关。但我们认为，举办赵丹的纪念活动，既是曲阳图书馆特色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传承先进文化责无旁贷的义务，尽管相关单位无意参与，我们曲阳图书馆还是决定积极筹办，希望以基层单位的名义出面，使这次的赵丹纪念活动多一些“民间色彩”。
《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5版的文章
1990年9月18日，我们约请虹口区的胜利艺术电影院经理李建华和负责电影院宣传工作的谢致勇、静安区平安艺术电影院负责宣传工作的徐明，在曲图召开了筹备会，商定由三家单位联合主办“赵丹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还商定了一些具体事项，诸如，纪念会的规模控制在30余人（不含记者），与会者以“生前友好”为主，兼顾各方代表；请柬落款具名为“赵丹逝世十周年纪念会筹备组”；纪念会定于10月8日下午在曲阳图书馆召开，约请时任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张瑞芳和上海市文联副主席袁雪芬（赵丹生前邻居）主持（当时在影视文献部担任外联工作的邱忠毅已于会前分别与她们谈妥）；8日至10日在两家电影院同时举办“赵丹电影回顾展”；届时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上连续两天刊登电影回顾展广告，广告费用由两家电影院承担；而纪念会议所需经费则由三家主办单位共同承担，每家各出三百元；等等。
9月20日，曲图与胜利电影院联名向虹口区文化局递交了书面报告。此前，两家单位的负责人已分别向主管领导进行了口头汇报。按筹备会商定的安排，20日后，我们陆续递送或邮寄出请柬约50份。
但在9月28日这天，虹口区文化局的分管领导来曲图向我们传达了“不同意曲图举办这次活动”的局务会决定，理由一是国庆期间活动过多，要减少；二是“会议准备时间太匆促”。接着，另一位局领导也来馆，表达了纪念会“准备工作太匆忙，不宜举行”的意见。29日，胜利电影院李建华知情后与区文化局领导沟通，也得到“影展也最好不搞”的回复。李即电告平安电影院徐明，徐明对此既疑惑不解又大为不满。
此时，纪念会前期筹备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忽然要我们停下来，确也心有不甘。
国庆节前和节日期间，负责外联工作的邱忠毅将情况向张瑞芳、袁雪芬等作了汇报，并向收到请柬的一些艺术家通报了上述情况，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10月2日，《新民晚报》在第5版“文化新闻”中刊发了记者欧冠云和平安电影院徐明所写的短消息：《放映银幕代表作八部 赵丹回顾展将举行》，文中除清楚地说明“胜利、平安两家艺术电影院和曲阳图书馆影视文献部于本月8日至10日举行《赵丹电影回顾展》”并开列出影展片目之外，仅在文末含糊地提及：“回顾展期间还拟举行一次影人座谈会”（文中所提“影视文献部”后来发展为“影视文献图书馆”，1993年由上海市文化局正式发文命名）。
那时还没实行双休日（1995年5月1 日才正式实行），国庆节假期只有三天。那年的10月3日是中秋节。国庆假期后的10月4日，曲图馆长杨玉英与邱忠毅便前往区文化局与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沟通，向他转达了文艺界人士支持举办赵丹纪念活动的意见。这位领导明确表示，对赵丹这个人尚无定论，搞活动要慎重。经反复协商后，这位领导同意由曲图在报上刊发纪念会议更换在科学会堂召开的启事。至于变更主办单位的问题，杨、邱二人就含糊其词地以“移交电影界人士主持”敷衍过去了。
10月6日，《文汇电影时报》在头版刊发了邱忠毅（署名小邱）所撰《纪念一代巨星赵丹逝世十周年 上海举行“赵丹电影艺术研讨会”》的消息。文中对主办单位的表述采用了“上海文艺界和曲阳图书馆影视文献部等单位将举办‘赵丹电影艺术研讨会’”的模糊说法。
10月8日上午，李果与影视文献部的顾敏、徐萍、邱忠毅等工作人员往科学会堂布置会场。在馆的杨玉英接到市电影局办公室电话，询问我们向北京哪些领导发过请柬？杨答：“没给北京的领导们发过请柬。出什么事了？”来电人告，“没事。北京有人打电话来，我不在，别人又不清楚这事，所以问一下请柬发了哪些人。”
中午，馆长杨玉英和副馆长李善忠正欲出发赴会，被“正好”来“检查工作”的区文化局领导“堵”在了大门口。领导询问赵丹纪念会善后事宜和影视文献部人员动向。杨、李二人回答说本馆已不再主办纪念赵丹活动，影视文献部的几个人不在家，因为要搜集资料都去参加会议了。
当天下午，“电影艺术家赵丹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如期举行。那天是星期一，农历的“寒露”。据当天与会的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吕晓明回忆，会场没安排在科学会堂的主楼，而安排在花园里一幢小房子的会议室里。而在我们的记忆中，会场就安排在被标为1号楼的那幢老楼里。纪念会会场不大，是一间能容下三四十人的会议室。会议室外有一间安放着大小沙发的休息间。再外面是走道，当天摆放了不少花篮。
上海科学会堂
纪念会由张瑞芳主持，与会嘉宾都是文艺界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有白杨、张骏祥、张瑞芳、吴贻弓、谢晋、秦怡、孙道临、乔奇、袁雪芬、王元化、夏征农、陈沂、陈清泉、马骥……等。外地的于蓝、黄宗江、于洋、王心刚等则给纪念会发来贺电。
记得会议刚开始不久，夏征农就发问：“这个会议是谁家主办的？”
与会者面面相觑，我们曲图的几个人也大气不敢出，只顾埋头做事，装傻听不见混过去了。或许这一发问起了波澜，会上是否拍了照片？是否有发言记录？已经全然不可考。吕晓明说：“只记得开得比较草率。”尽管如此，我记得，会议上的发言都一致肯定了赵丹的人品与艺品，肯定了他对中国电影艺术的杰出贡献。
此后，曲图的领导和参与这次纪念会的几个人，被上级频繁召见。
10日上午，局领导来电，要求馆长杨玉英、副馆长李善忠和影视文献部李果、邱忠毅、顾敏立即前往区文化局。此时，仅杨玉英和李果在馆，于是二人马上赶到局里，与刚好在局里办事的李善忠汇合。三人在办公室坐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局领导从区委办公室匆匆赶回，他一边走进来一边说：“你们伟大啊！惊动了市领导。我们从来没有过！”坐定之后，他告诉我们：有人冒充中央领导打电话来，要市里关心和重视赵丹活动。来电人自称中央办公厅姓范的秘书，但经过核查，中央办公厅虽确有一位姓范的秘书，可他并没有打过这个电话。
接下来，领导开始调查情况，一是追问我们是否打过或者知道谁打过这个电话？二是在局领导提出要求后，会议组织工作的移交情况。我们详细汇报了活动筹备的整个过程，坚称会议已“移交”电影界人士“主持”。
12日上午，在区文化局领导的陪同下，市委宣传部办公室领导来曲图，向杨玉英、李善忠、李果详细了解纪念活动筹办的全过程，并要查看请柬和通知底稿，我借故未全部满足他，只找出几张空白的请柬和部分拟邀请名单交给他。
19日这天，区文化局和区宣传部三位领导来曲图，以党内个别谈话方式，先后与杨玉英、李果谈话，内容一是再次追问会议组织工作移交的情况，二是发出请柬和口头通知的情况，三是询问我们个人对“北京电话”一事的看法。
20日，区里正式成立了由区委宣传部和区文化局相关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当天下午，调查组来到曲图，先与邱忠毅个别谈话。然后，区文化局领导又与杨玉英、李果、邱忠毅交谈，表示对整个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希望我们不要太紧张；又表示他个人认为这个活动也是可以办的，但规格这么高的活动，涉及不少名人，应十分慎重，最好先请示后再开展工作；末了，希望今后吸取教训，等等。至此，围绕纪念赵丹活动的风波算是基本平息了。
22日下午，曲阳图书馆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建馆三周年业务工作研讨会“。图书馆界、高校（上海大学）和文艺界人士约十几人与会。会上，乔奇、白桦、白沉、张北宗等先后发言，对曲阳图书馆影视特色服务的创新发展给予肯定，并出谋划策。
23日，邱忠毅来电告我，头一天他去接白桦来曲图开会时，在他家中谈到赵丹纪念活动发生的一些坎坷，白桦当即致电市委宣传部某领导询问相关情况，才知纪念活动前后，有领导多次表示，这次的赵丹纪念会气氛不太对，赵丹的思想对文艺界影响还在，这种影响对文艺界党的领导不利等；恰在此时，上海又收到中央关于整顿文艺界思想的文件；而那个电话（北京来电）又是添加的一个小插曲。（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2020-9-27 初稿， 10-8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