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去来:艰难的记录

济南去来:艰难的记录

这样的收藏太沉重,这样的记录太艰难

可是,聪明的,你告诉我

这样的年头

在哪里才能找得到一点点轻松呢

这些年,总能不断碰到张文质。我是说,从2008年相识、相遇以来。俏皮一点讲,我的时光是“三段式”的:碰到了张文质,走在碰到张文质的路上,刚刚告别张文质回来。说来也怪,他在福建,我在四川,而我们的国,如此伟大,如此辽阔,遥远而渺小的两个人,碰见的机会,是多么稀少、渺茫,我们却总是轻而易举,一再碰见:要么是我去参加他的活动,要么是他应邀来参加我的活动,或者就是,共赴某地,共做某事——当然,都事关教育,都很美好 。

在我看来,人生的美好,不过就是,多和你喜欢的人一起,做美好的事。

这次到济南,也是为着教育,确切说,是为“生命化教育大问题教学”的研讨活动。济南,去过好几回,但依然毫不犹豫地想去,正是因着这样的美好。只是,后来的情形表明,济南真是一个不容易去,去了也不容易回来的地方——去时,我们的航班延误近两小时,回来,更是夸张地延误了近5小时。

(我左右都是“文”字辈的:张文质、烟文英)

活动地点在济南纬二路小学,本部。说本部是因为,学校早已集团化,而且有6个校区。总校长烟文英,去年在济南有一面之交,知道是校长,没想到是那么大的校长——集团那么大,校长却一点也不膨胀,傲骄,谦和、低调不说,两天活动,都全程参与,倾心聆听,殊为难得。

研讨会上,听她的分享,听她同事的交流,看孩子们的展示,感慨良多。这所位于老城区的学校,狭小,陈旧,却透着难得的大气和敞朗:从2006年开始践行“生命化教育”,一做就是十年,师生的精神面相,都很舒展,温润。再加上坚持多年的小班化教学,着意于学生发展的社团活动,种种举措,让学校有一种特别深远的意味,文化和生命的意味——文化是时间累积的产物;人是时间之子,生命的成长,也只能在时间中展开,演进。

活动最后,是我的分享,关于知行社的。我所组建的这个教师团队,一不小心,也走过了近10年的历程。在光阴之流里,10年不算长,但对个体生命而言,十年不短。知行社的十年,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是觉得,在突飞猛进、急速变动的时代,在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教育圈里,能用10年时间,坚持做一件事情,非常不易。所以交流时,我特别夸奖了烟校长,当然也顺便表扬了我自己。

济南以泉水和冬天闻名。泉依然在,虽然趵突的水,据说少了,但整个泉城“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格局,越千年风雨,宛在。济南的冬天,自然是因为老舍的那篇散文。虽然时下的济南,已找不到当年的“冬天的样子”,“冷”却依然是突出的主题,尤其是在早晚凉冽的风中,感觉更为鲜明、强烈。现在想来,我交流时所说的“营造局部的春天”,还是颇有意味的:烟校长的十年坚持,知行社的十年运作,其实,都为着那“局部的春天”。

(梨子说,她听出了“悲壮”)

我的切入点,却是从活动的主题。我开口即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比“大问题教学”更大的问题是什么?更大的问题,当然是“教育”——我们是为着自己的“教”,还是学生的“学”?我们所教的是“考生”,还是“学生”?我们所关注的,是学生现在的“成绩”和“进步”,还是他们未来的“生活”与“发展”?这些问题,其实更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遗憾的是,目前的教育,更关注和在意“教什么”和“怎么教”,而对“为什么教”这个“更大的问题”,多有忽略和回避。我们似乎觉得,“为什么教”并非一个真实的问题,或者说,不是一般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我曾经说,“怎么教”是方法的问题,“教什么”是方向的问题,方向肯定比方法更重要,但,比方向更重要的是,教育的目的和宗旨——这样的问题,或许应归口于教育部或教育官员,但每个教师,也该有所厘清和认定,否则,可能很难真正依循教育的本质规律,生命的成长规律,很容易兢兢业业地误人子弟,打着教育的旗号,干出“非教育”、“反教育”,甚至“反人性”、“反人类”的勾当。

这样的话题,似乎过于沉重,那就记一些相对轻松的吧。

出发前,朋友简约就在联络,问我抵达济南的时间,说要“尽地主之谊”,跟我和文质聚聚。认识简约是在去年,首届“教育行走”在绵阳举行时,他带了几个老师,不辞千里之远,前来参加,虽接触不多,但印象不错——定下时间后,他便驱车百余公里,早早出现在纬二路小学的会场里。

活动结束时,暮色已浓,文质却因为晚上的比赛活动,不能参加,我只好约了几个同伴,充作代表——代表其实不好当,你代表了吃饭,还得代表着喝酒。这并非我的强项,山东人民却最拿手。因为简约的热情、豪爽,我和他,加他一个朋友,三个爷们儿,居然迅速干掉了三瓶“百脉泉”。我早已晕乎,头大如斗,他却依然神情淡定,泰然自若,直让人想起那座姓泰的山。

(我为“章丘大葱”代言)

晕乎着坐他的车回到住地,他又从车厢里拎出几箱“章丘大葱”,说是送我和“被我代表”的人,这才驱车回章丘——接下来两天,“大葱”成了重要角色,被我或拎或提,或拖或扛,直到带回家里。必须说,以“高白脆甜”著称的章丘大葱,其大,其长,都超乎意料,那小半人高的纸箱,一路跟着我,极尽招摇、夸张之能事,自然也成了非常“吸睛”的风景。此时此刻,看着大葱和我摆POSE的照片,恍觉自己成了“章丘大葱”的代言人——这似乎是文芳最先给我的册封。

到赵赵家(注意,不是“赵家”)吃饺子,本是去年的议程,惜乎当时我已醉不欲行,只好由文质等人代表着去了。今年终于成行,自然很开心,无论我,还是赵赵——我们相识颇有年头,交流自然不少。极喜欢她的淡泊,优雅,小资,尤其是诗意的文字,文字里的跳脱感、亲切感。参观她的豪宅,吃她亲手包的水饺,跟木易哥喝正宗德啤,只能说,是美美的享受。

席间自然有话。印象最深的,是“拍案而起”。著名山东人莫言创造的那个“经典桥段”,被文质拿腔捏调地“恶搞”后,顿时成了一个隐秘的流行语:赵赵家的水饺这么好吃,我们真是要拍案而起了;木易哥的厨艺如此精湛,我们只好拍案而起了……诸如此类,总不免一边“拍案”,一边大笑,揶揄地笑,会意地笑,夸张地笑——这样的笑,既具备消解的功能,也具有重构的意味。就像,文质当时转播某群里某先生的段子,长长的文字里,只记得立意奇峭的第一句:量得出尺寸的,是胸围,量不出尺寸的,是胸怀。

被“恶搞”的自然还有,害得我们来去航班都延误的恶劣天气。在一篇后来迅即“被河蟹”的文字里,作者以“紧邻浣花溪湿地的省委字号的院子”开篇,夸张的细节,让人忍俊不禁,过目不忘,谁也“河蟹”不鸟——

“老爷子将手机啪地一声拍在桌上,说,天气预报?天气是自然现象,这么重的霾也敢叫天气?雾转霾,胡扯!订票,去海南!我先生老余说,爸,双流机场今天滞留了1万多人,这几天估计走不成。老爷子叹了一口气,起身踱到书房的跑步机上,开始散步。”

其实,在遥墙机场,就收到刀嫂发来的图片信息:“你要逃离成都?想多了,高速公路全线关闭,航班全部取消,不把雾霾吸完会让你走?你还是太天真。成都,一个来了就走不脱的城市!”的确是“来了就走不脱”:原计划下午3:15的航班,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误,夜里10:30,才款款落到双流机场。考虑到时间太晚,交通不安全,我们只好夜宿成都——哦不,应该是“尘都”。

后来,我曾用四个字表述:惨遭霾伏——尽管整个辽阔的国,早被“十面霾伏”,但窝在盆地里的感觉,肯定不如帝都强烈。所以,一直没觉得霾的凶猛,“被霾伏”的恐怖。但那一夜,切身感觉到了,结结实实地感觉到了。

看着那一幢幢如在鬼域的楼房,看着那一盏盏形同鬼眼的灯火,心情只能是沉重和压抑——将来的史书,或许会记下那一天,毕竟,那是成都前所未有的,惨遭霾伏的初夜;但既然有了第一次,何愁第二次?就像,我当时修改的QQ签名:“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悲剧会源源不断,反复上演。”

(惨遭霾伏,是不是形如鬼火?)

第二天一早,坐在返回绵阳的城际列车上,看到白卡卡的太阳穿破暗云和尘霾出来时,我收藏了老同学汪洋转发的一段文字——

这个发霉的早晨,连公鸡都不会为它打鸣。你只能用“沦陷”来形容。诸如“黎明”“晨曦”“曙光”之类的词,和它一丁点关系没有。这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早晨,它的应有之义、美学特征,荡然无存。你想起老电影里“旧社会”的天色,那种一看就痛苦、悲愤,那种专为“剥削”“压迫”“革命”服务的色调。

戴着口罩,我在公园里跑步。看上去像个弱智,像个嫌疑人,或者,像围栏里的猎物?这种厚厚的防PM2.5的口罩,已非普通意义上的护具,它是武装,它把你拖入了一种战备状态。戴上它,你就有了斗争的心态,你对天空充满敌意,对周围一切有了一种冷蔑的味道……这太糟了,这种心境对一个无条件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人来说,简直是侮辱,是极大的伤害。

惭愧,这样的收藏太沉重,这样的记录也太艰难,可是,聪明的,你告诉我,这样的年头,在哪里才能找得到一点点轻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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