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遂记】“不乖”校长的故事和意义

“不乖”校长的故事和意义

刀哥

刀按

2013年9月，由我和台湾陈香吟老师主编的《“不乖”教师的正能量》，由“大厦书系”出版，先后入选《中国教师报》2013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中国教育报》“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销量也还不错，便跟永通兄（“不乖”教师的策划人）商议，做一本“姐妹篇”，于是想到《“不乖”校长的正能量》。

创意文案出来后，便向熟悉的校长约稿。有些校长，我并不熟悉，但就我所知，可以列入的，便辗转托朋友帮忙约稿。历时大半年，终于成书，发给出版社，也签了合同。没想到，一再难产，四年后的今天，书仍未出来——现在看，似乎没有出来的意义和价值了。

老实说，当初的创意就有些草率。“不乖”并非褒义词，尽管我赋予了它以新意和褒义，但大家依然容易望文生义。这样的语境下，虽然有部分教师，敢于跟“不乖”对号入座，但有几个校长敢把“不乖”的标签贴自己身上？所以，约稿时便有校长婉拒，成稿后却不能及时出版，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这篇文章，是成书后我写的序言，看落款的时间，居然整整四年了。曾经放在博客里后，被“校长传媒”公众号转发，阅读量满大。有很多编辑朋友也一再问，书什么时候出来，他们好跟进宣传。刚开始我还抱着希望，现在看，是连希望也不能再有的了。真是对不起那些胆敢应邀的校长朋友。

书不能出来，但这篇文章，我想作一个推送，以此感谢所有赐稿的校长朋友，及曾经关注的各位朋友。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话，几乎所有校长都耳熟能详。但是若要问，怎样的校长才是好校长，可能很多人会语焉不详——“好”不像“优秀”，可以定量评价，有明确的条款、清晰的表征。“好”更多是一种民间的认可和认定，是一种语义含糊的定性描述；或者说，“好”有更丰富的取向和指向，每个人都能够罗列出自己所认为的“好”。

个人认为，好校长的“好”，至少可以从“想”和“做”两方面来定位。

我曾说过，校长的思想，才是学校的灵魂。这话受启于苏霍姆林斯基。谈到校长的职责，他曾说：“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一个好校长，首先应该是“有思想的”：对学校教育，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对师生发展，有自己的认定和主张。

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才不会轻信盲从，人云亦云；有自己的认定和主张，才不会见风使舵，飘浮不定。思想，既是一个校长的“金箍棒”，也是一所学校的“定海神针”。好校长总能通过自己的思想观念，去影响师生，改变师生，引领学校不断前进。

其次，一个好校长，应该是“能梦想的”。一所学校应当有美好的前景，一个团队应当有美好的愿景。这两个“景”要能落地生根，必须依托于校长的梦想：对美好学校的追求，对美好教育的向往。

一个无梦想的校长，容易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一个能梦想的校长，才可能凝聚学校的“精气神”，不断开拓，不断进取——在这样的校长领导下，学校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在这样的校长引导下，师生才可能有更好的成长。

再次，一个好校长，应该是“敢创想的”。创想就是打破常规，革故鼎新；创想就是反叛传统，出奇制胜。创想就是不因循守旧，不墨守陈规。创想的核心是创造，有创想才可能有创造。

教育是立足今天、面向明天的事业，既需要坚守常识，遵循规律，也需要破除禁锢，勇闯困局。校长的胆识，既体现为对学校优秀传统的坚守和承续，也体现为对学校精神文化的催生和助长——这就不只是纯粹的“想”，它还包含着“做”。

在我看来，一个好校长，既不能是只会谈玄的“空想家”，也不能是只管埋头的“苦干家”，而应当是敢想敢做、能想能做、会想会做的“实干家”。只有用“想”来指导“做”、用“做”来证实“想”的校长，才是我所认为的好校长。

但是，在一个奉行中庸却满目平庸、以“无过即是功、平安就是福”为生存法则的社会，那些具有思想、梦想、创想能力的校长，那些敢想敢做、能想能做、会想会做的校长，往往可能成为“不乖”的校长，或者说，被社会主流认为“不乖”的校长。

我曾感叹，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最痛苦的，往往是那些有思想的老师，是那些真正热爱教育、想有所作为的“好教师”：他们清楚教育是怎样的，知道真教育应该怎样做，但是囿于客观现实和艰困环境，他们不得不做着一些“反教育”甚至“反人性”的事。这样的内心和行为的分裂，理想和现实的悖逆，构成了他们生存的困境，让他们始终处于“应对”和“逃离”的纠结中。

基于这样的理解，2013年，我和台湾的陈香吟老师合作，编选了《“不乖”教师的正能量——海峡两岸30位教师的修炼之道》一书；由“大夏书系”推出后，短期内4次印刷，并先后入选《中国教师报》2013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中国教育报》“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在基础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唤醒了很多教师“做原创的自己”的意识和冲动——有句话说：“每个人出生时都是原创的,但渐渐地很多人就活成了盗版。”其所以如此，便是因为，我们太乖，太顺从，太听话，活得太没有自己。

现在编选的这本《“不乖”校长的正能量》，也是基于我的一个朴素的判断：在今天的教育生态里，一个好校长，往往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教育的本质规律，更敏锐地捕捉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深切地觉知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和需求，更透彻地体悟到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艰困。基于内心的焦虑和内在的良知，他们往往不愿苟且平庸，混天度日，而更渴望有所行动、有所作为，或者在无路处寻路，或者踏坎坷为大道——这势必引发他们与现实环境的矛盾，与上级领导的“冲突”，与学校教师的“斗争”，碰撞出“事故”，或生发出“故事”。

因此我愿意相信，一个好校长，或者说一个“不乖”的校长，往往是“有故事”的校长。好校长的“好”，不是用各种荣誉称号、获奖证书堆砌起来的，也不是用多少新闻版面渲染出来的；好校长往往是能够给学校留下很多“故事”的人——这些故事，既是校长之于学校管理的历史见证，也必将构成一所学校的文化遗产。

事实上，这也正是本书的立意和追求：通过这些“不乖”校长的故事的记录，呈现他们与所负责的学校曾经发生的种种——他们与众不同、充满创造的奇思妙想、教育个性和领导风格，充分体现在这些有情节、有细节、有心跳、有激情的叙事中，体现在某个特定时刻，他们与特定的师生相处时的言行举止里。

这本书所呈现的30位校长（包括3位台湾校长），肯定不是中国教育的全部，但一定是中国教育的局部。他们或者在“困境中”突围，或者在“边界上”守望，或者因改变而成功，或者因挑战而碰壁，但无一例外地，他们都对学校及师生有所影响和改变，他们自己也因此有所收获和成长。

在他们的“不乖”经历里，在他们的“不乖”故事中，充分体现着他们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对教育现实的“不安”。而这种“不满”和“不安”，其实正意味着他们的挑战和创造，用心和努力。正如我在《“不乖”教师的正能量》序里所说：

“‘不乖’这一看似不恭敬之词、不和谐之音，其实质，是指向于鲜明的个性、独立的人格，指向于不断的挑战、持续的反叛，指向于勇敢的创造、不息的创新。”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今天的教育格局下，学校的生存境遇需要校长去改善，学校的发展空间需要校长去拓展。作为校长，在传统与创新之间，需要有所坚持，有所发展，在上级要求和教育规律之间，需要有所取舍，有所平衡，在“乖”与“不乖”之间，既需要分寸的控制，也需要尺度的把握。

以我的理解：“不乖”，并非完全的“不听话”，也并非一味的消极抵抗，或公然对抗，而是基于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对教育事业的虔敬，最终作出的权衡和抉择。

毕竟，对今天的教育，我们需要和期许的，不是那种摧枯拉朽或暴风骤雨的革命，而是一点一滴的改变，是“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改变。

这样的改变，只可能从一所又一所具体的学校开始，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校长开始。

2014年12月3日于绵阳绿岛

图|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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