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说颜真卿

作者石田肇（1947- ），日本历史学者，群马大学教授，专攻东洋史（中国、中日关系史）。
译者姚宇亮（1977- ），2007年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山东艺术学院教师。

颜真卿

709-785

一

现存的为世所知的颜真卿（709-785）楷书墨迹有《竹山堂连句》和《自书告身》，前者过于强调颜体蚕头燕尾的特征，一般被判为临本。后者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由于其告身的性质，作为文书学的对象也很有名，但在真伪方面，近来的观点却多认为其近伪。从颜真卿之存在的重要性来说，断然将此书定为伪作，本人也很踌躇，在论述《自书告身》时，以前或未触及其真伪，或多采用了含混不清的说明方法。虽也有认为关于《自书告身》已完全研究尽了，已无再须讨论的观点，但拙稿还是想从以前所没有论述到的几个史料出发，将此《自书告身》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再作一思考。此课题无论对南宋初期对颜氏的存在和对颜真卿评价的相关问题，还是对考察《自书告身》真伪的讨论，都有一定意义。

二

告身即相当于现在的任命书，唐代在除授官爵时，由相应高下而分为册授、制授、敕授、奏受、判补五个阶段，它们在程序和书式上都不一样。此《自书告身》在分类中属敕授告身，由于此书现存日本，故在文书学方面已作了详尽的研究，可确定其在程序和书式方面是与当时文书的一般情况相符的。由于中国文书中此类文书实物现存者极少，故此告身当有很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其被认为乃颜真卿所自书，在书法史方面作为颜真卿真迹而倍受重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建中元年（780），任吏部尚书要职的颜真卿为宰相杨炎所嫌，于当年八月被任命为太子少师。太子少师为皇太子的教育官，故他得以此避居闲职，这时的任命书就是自书告身的内容。

唐   颜真卿   自书告身   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

告身为本人的任命书，故可推测在本人殁后，当由其家族妥善保管。但唐代的很多告身，在由唐入宋的动乱中，或在以后的混乱时代中丢失了，所以传到现在的告身数量很少。就此自书告身来说，其在宋代中期以前的流传情况不明，虽有至和二年（1055）蔡襄（1012-1067）的跋文：

鲁公末年告身，忠贤不得而见也。莆阳蔡襄斋戒以观。至和二年十月廿三日。

但却未见于北宋的著录。接着又有南宋初期绍兴九年（1139）米友仁（1072-1151）的审定跋：

右颜真卿自书告。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恭览审定。

此后，该告身的存在才为世人所知。又，据“绍兴”的连珠小玺，可知其曾为南宋第一代皇帝高宗（生卒1107-1187，在位1127-1162）御府收藏。接着为南宋韩侂胄、贾似道收藏，之后所藏者又经过几度变迁，最后成为乾隆皇帝之御物，现在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三

《自书告身》流传已如前述，但蔡襄是在何处见到此告身而作跋的呢？关于这点，因未能详查和蔡襄相关的诸多史料，一时难下判断，而蔡襄除了此跋文外似没有什么与之相关文章流传。考虑到北宋著录中见不到有关《自书告身》的记录，如此巨迹却不为人知，似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但有书法曾经学习过颜真卿，有颜真卿风格的《万安桥记》等书迹传世的蔡襄所写的跋文，可说也更增加了此自书告身的价值。

唐 颜真卿  竹山堂连句册（局部一）

又有米芾（1051-1107）之子米友仁的审定跋，决定了自书告身作为颜真卿之亲笔的定位。然而米友仁之所以做出此审定的背景究竟如何呢？我在很久以前，看到宋代基本史料集《宋会要辑稿》（以下称作《会要》）时，发现在《崇儒》录贤，绍兴五年（1135）十一月十九日条下，有如下一文：

诏，唐颜真卿之后颜邵补右修职郎，颜卓补右迪功郎。并特命词给告。初温州发遣颜真卿远孙颜邵、颜卓， 真卿所自书告身，赴行在投进。上曰，人皆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在处死为难耳。真卿在唐死节，可谓得所处矣。况今艰难之际，欲臣下尽节。其颜邵等可量与推恩以为忠义之劝。况仁祖时，曾召颜似贤赴阙，亦尝命之以官。自有故事。故有是命。

据一史料可知，温州的官署将颜真卿的子孙颜邵、颜卓遣往行在杭州，《自书告身》就在此时被献进宫中，颜邵授右修职，颜卓授右迪功郎。这些都是很低级的官名。据此时高宗之言，降恩于颜邵他们，这一人事任命的目的是为了收得人们的忠义之心。且北宋仁宗时代，就曾因颜似贤为颜真卿子孙而任命其官。以绍兴五年（1135）这点来看，绍兴九年（1139）米友仁审定跋的这件《自书告身》应即是此史料中说的《自书告身》，可以认为就是从颜卓家中流传下来的那件。颜邵、颜卓之所以分别授官，对南渡政权尚不稳定，对金关系尚不安定的南宋朝来说，其目的是为激起人们忠义之心的需要。

唐 颜真卿  竹山堂连句册（局部二）

和前面《会要》相同的记录有南宋初期的基本史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称为《要录》）卷九五绍兴五年十一月乙亥（六日）一条。这里没有谈到《自书告身》，但说到了进士颜邵补右修职郎，颜卓补右迪功郎，颜彦辉补下州文学。事情的经过是，高宗听说颜真卿的子孙在温州，命守臣调查后知此三人的存在，说颜彦辉为颜真卿的第十一世孙，又命颜邵和颜卓监潭州南岳庙。十一月十九日与六日虽日期微有出入，但应是记载同一事实的史料。其后，《会要》在上述事情后，在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五日条又记载了颜真卿的远孙颜师与之语，据此知其为颜卓家的嫡长，绍兴五年，他因疾病，故让其弟颜卓将此《自书告身》献于朝廷，又以颜卓殁，上求右迪功郎一职。以此，颜师与得补右迪功郎。

据以上史料，可知温州有颜真卿的子孙四人：颜师与、颜卓、颜邵、颜彦辉。前二者显然是兄弟，后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明。四人或为兄弟，或出自同族，他们中有三人在绍兴五年为证明自己是颜真卿的子孙而持《自书告身》赴行在，此《自书告身》当就是今日所传之《自书告身》。

颜真卿的家系经过了唐末五代的混乱期，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况？之前似乎从来没有谈到过，详细的情况无法知道。现在试着翻开《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看一下其中对颜氏的说明，颜真卿的后裔只有吉州永新人颜诩一名，似为南宋初期之人。又据《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唯知吉州永新人颜奎为颜真卿的十九世孙。颜诩和颜奎都是吉州永新人，或可能为同族。不管怎么说，颜氏家族在史书中几无留名者，讨论颜氏的家系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了。

唐 颜真卿  竹山堂连句册（局部三）

一方面，我对几种温州地方志《温州府志》进行过调查，其中的选举、人物的部门，或杂传等的部门中也似乎没有见到颜姓人物。我们可能会想将《自书告身》献入御府，并以此授官是件大喜事，颜卓等无论如何都要有些记述，出现颜氏人物当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情况却并非如此，真是不可思议。

四

如前面所言，书道博物馆藏的《自书告身》是在绍兴五年由颜真卿的后裔那里流入宫中的。但为什么是在南宋初的这一时间授官于颜真卿后裔，《自书告身》也同时流入宫中呢？我们需要看看宋代对于颜真卿是怎样的一种评价。

要说有关书法方面对颜真卿价值的评价，北宋中期欧阳修（1007-1072）等一概只有对颜真卿楷书的评价，而苏轼（1036-1101）、黄庭坚（1045-1105）、米芾等人则对颜真卿的行草书作了评价。至于米芾《宝晋英光集》补遗的《跋颜书》中说，颜真卿楷书乃后世丑怪恶札之祖，又在《海岳名言》中说，颜真卿的行书可学，而其楷书则入俗品，对其楷书评价很低。就这样对颜真卿书法虽有各种评价，而相对于楷书来说，行草书获得了更高的评价。

一方面，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作为忠臣所表现出来的事迹，也给北宋士大夫起到了典型官僚之应有的示范作用，从人格主义观点来看其书法，他也当是具有典型性的人物。由此不难看出，每当艰难之时常会让人想起忠臣颜真卿的存在。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位忠臣颜真卿的形象在南宋初期是如何出现的。

唐 颜真卿  竹山堂连句册（局部四）

靖康之变后南渡的宋朝，在南宋初期政权尚不安定，费尽心思在金的胁迫下维持，简直是个流亡政权。这时的境况当可说非常期望能有颜真卿那样的忠臣出现。据作于宋南渡之年的《要录》卷十一，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甲戌条割注中所引的吕中《（皇朝）大事记》说，宋建国以来百年间，士大夫以礼义廉耻为涵养，然王安石（1021-1086）新法实行的熙宁以后之六十年间，士大夫礼义廉耻之心溃崩，国家危机迫在眉睫而不为忧，战败投降而不为耻，弃君叛父称臣于贼军而不为辱。但在宋金交战地带的河北、河东的郡守和主将却有不可胜数的如同安史之乱中如张巡、许远、颜真卿等的忠臣。这靠的是祖宗涵养人心之功云云。而当时实际情形常对忠臣义士见死不救，到了南渡混乱期，却又才想到了张巡、许远、颜真卿那样的忠臣义士的重要。

建炎四年（1130），高宗在南下之金军的追迫下逃至温州。或可能那时知道了颜真卿后裔的存在。绍兴二年（1132），高宗回到临安，也即现在的杭州，金以刘豫为帝，建国号齐，以开封为都，以齐为缓冲，宋金形成了对峙局势。此后，南宋和金、齐之间的对峙持续，到了绍兴七年（1137），金废齐而直接统治华北，12年宋金和议，双方关系一度安定。

这一时期中的绍兴三年，据《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1133）二月庚申条说，将颜真卿在大历七年（772）左迁至湖州为湖州刺史的颜真卿庙改为忠烈庙。此举是应当时的湖州知州王藻之请。在湖州时，颜真卿曾编纂《韵海镜原》，曾和陆羽、释皎然、张志和等交游，对讨论颜真卿而言，湖州具有重要意义。据嘉泰《吴兴志》卷十三载，以北宋嘉祐年间郡人造颜真卿神祠为始，后通判章衡又造颜真卿像，知州张田增筑房屋，又集《干禄字碑》《放生池碑》等与颜真卿相关的石碑若干，还将《乞米》等帖之石刻于此庙中，绍兴三年敕赐“忠烈庙”庙额。对颜真卿之忠臣评价渐变为朝廷敕额的形式。

其后，《要录》卷七一绍兴三年十二月癸巳条中引江端友上奏文，其中就引用了颜真卿的文章，同卷九二绍兴五年八月己未条的董弅上奏文中，还推举颜真卿为刚劲人物。绍兴五年，颜真卿后裔将《自书告身》献入宫中，并得授官。据同卷一一〇，绍兴七年四月癸丑条，因不从金军劝降而遭杀害的杨邦义（1086-1129）忠节显著，而追赠徽猷阁侍制，此时高宗之言中道及了颜真卿乃异代忠臣，故授官予其子孙，其时即在绍兴五年。

唐 颜真卿  竹山堂连句册（局部五）

这样看来，南宋初期混乱期中彰显忠臣颜真卿，是基于政权方面出于寻求臣下忠节的需要为背景的，授官于颜真卿后裔一事亦应作为此状况下的一系列相关措施之一来理解。《自书告身》可说是在这种状况下，为证明其为颜真卿子孙而献入宫中的。

五

如前述，《自书告身》从书式和程序方面，都和颜真卿生活时代的告身相符。但说到其真伪，一般认为仍有几个疑问存在，且被称作是颜真卿《自书告身》之物在南宋有好几件，这些也都是事实。

首先来看看复数存在的《自书告身》。南宋人洪迈（1123-1202）在《容斋随笔》卷三的《唐人告命》中记到，因唐人重告命（告身），故颜真卿之《自书告身》现在犹存。但不知是否就是这件《自书告身》。宋末元初人周密（1232-1298）鉴赏过很多书画，在其鉴赏记录《云烟过眼录》（十万卷楼本）中，卷上《兰坡赵都丞与勤所藏》有《鲁公自书告身》，卷下《徐容斋琰子方所藏》有大历十二年（777）的《颜鲁公自书刑部尚书告》。后者明显与此件《自书告身》非同一物。另外，元人陆友《研北杂志》中说，有名曰李宗元之人从贾似道处得颜真卿《自书告身》。由于说是从贾似道处所得，可能就是此件《自书告身》。这样看来，南宋至少有两件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存在，书道博物馆藏的这件是其中之一，可谓是传至今日的唯一一件。

以下内容虽有些繁杂，但我还是想列举引用与《自书告身》真伪相关的几个疑点。首先，内藤乾吉说：

1. 在此告身中，门下省之官侍中，门下侍郎、给事中的署名中，侍中脱落（若是缺员也应写侍中阙），这也许是改装等时候丢失的。

2. 此告身书法置于现在所传的颜真卿书法中，确实令人感觉离得有点距离。没有他的楷书那样紧绷的张力感，是略有点模糊含混的一种书体。……二年后所作的《朱巨川告身》书风轻爽，似完全不同，真是不可思议。

3. 墨色非常之淡，乏精彩处，对之乾隆皇帝也注意到了，所以他费了很多词语来为之辩护。大字墨色很淡，而相反小字却很浓，是因为填墨了的原因吧。只有杨炎的炎字略淡，是因为不识此字，故没有进行填墨吧。与之相对，给事中之名处的审字丢失了，无从可知，似是后来所写，也许是看了《朱巨川告身》中的给事中审后补写的吧。敕词的第三行的最后当为忠字，却没有心字底，实不可解。

举了以上三点。我没有见过《自书告身》的实物，但看到过七条宪三监制的很精巧的复制品卷子，我认为以上1到3中所指是正确的，有关1就复制品来看，改装的痕迹也很明显。《自书告身》的画芯为44.7cm、44.5cm、44.4cm、43.3cm、43.1cm长的五张纸接续而成，所缺的侍中部分在第三张和第四张的纸缝部分，如第四张长为43.3cm来推测的话，就可以认为是在改装的时候丢失的。但其他纸缝部分改装时没有触及文字部分，若第四张和第五张长度大致相同，认为侍中一行在改装时丢失的想法就需要再作进一步考察。或可能本来就没有侍中一行。有关这点需要作更精确的调查。

唐 颜真卿  竹山堂连句册（局部六）

大庭脩在内藤湖南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几个疑点：

4. 即使本告的确是颜真卿自书，那是否可说作为尚书省之符的正式通达文件，就可以自己写呢，这点仍有疑问。（中略）从程序上来说，当为令史、书令史等所书，前吏部尚书之类高官（指颜真卿）绝不可能自己动手书写。

5. 作为告身来看，尚书省诸官的署名缺少吏部尚书，侍郎以下郎中、书令史等的署名一个都没有，确实有点奇怪。这可不是阙官，这里详细地写着官衔就可证明。因有中书省、门下省之官人名，如果是最初写的，必定会填墨。完全没有填墨，应当是认为其原来即不存在。从这一点来说，此告身是不完整的。

6. 不止于此，官印的按押使问题更为复杂。假如没有官印，还可以说是颜真卿根据给付的真本书写，但官印的存在却使这一可能性也难以成立。如果此作是颜真卿的真迹，只能说明他打破了惯例，自己书写了尚书省之符，又在自己书写的东西上按押了印章，然而这些行为都和颁行制度不相符合。

此三点是完全可能生发的疑问。特别是4和6关系到为什么颜真卿自己书写告身的问题，且引带出了在这样的文书中会钤有“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官印的问题。颜真卿在《争座位稿》使用了三次意味秩序的“彝伦”一语，执着于秩序的维持。以此故，即使他自书给付之告身，但又按押官印就无法解释了。从颜真卿的思想和行状来说，也不可能认为会存在这样的自书告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饭岛太久磨的见解。他说：

7. 从吏部尚书贬为太子少师，颜真卿不得不甘此闲职，这对他来说是耻辱的书稿。停止职务后，不知他必须冒着耻辱来自书的必然性何在？

此疑问不无道理。另一方面，他根据比较书像学，又举出了和其他颜书字体不一致以及用俗字、误字计十例，其结论说：

8. 从其字体和用字法来判断，告身帖也不能认为是颜真卿的真迹。退一步说，就是作为真迹的模本，从问题的性质和量来说，也还是离得很远。如果一定将之看作是模本，则也只能认为是经过了再三重摹，离原貌甚远。不如说告身帖是后人假托的结论，更能给所有的问题以一种最合理的解释。

以饭岛的逻辑，自然会得出这一结论。从1到7是其作为文书的疑问，8是分析其文字的结论。

如前面的情况，都支持我们判断《自书告身》为伪作。此告身为假托颜真卿而作，告身中钤有官印也是出于营造权威性的考虑，应当说这一官印也有伪造的可能性。将此告身作为颜真卿所自书，当然根据的是其书风，但更重要的还是根据其中有蔡襄的跋文、米友仁的审定跋。对这些跋文的存在该如何来理解呢？以下我就此点来看一下。

唐 颜真卿  竹山堂连句册（局部七）

蔡襄的跋文作为其真迹也非常有名，就其书风来看虽看似无可怀疑，但也不是无懈可击。其一是这个跋文的位置。告身文接着有米友仁的审定跋，其次是蔡襄的跋文。从两人的生活时代来看，二跋文的位置显然是弄反了。当然也可能是改装时候所改动，或蔡襄特意留了空间写上题跋，后来米友仁写在了这中间，有关这些没有必要作为特别问题提出。另一个问题是跋文文字的大小。蔡跋和告身本文的文字差不多同样之大，而且堂而皇之的书于其后。以我的印象，蔡襄私淑颜真卿，是否应写得稍小而示敬重呢？

明清时候的跋文一般文字都很小，宋代是怎样的呢？前面的印象或许是日本人的感觉使然，应当说这个问题还须结合当时跋文的一般方法进行比较。

其次的问题与跋文文章有关，即署名位置也颇成问题。水赉佑举了20例蔡襄的题跋文章，其中有纪年的有八例，此《自书告身》的跋文以外全部在纪年之后署名。水赉佑未提到的例子还有桑世昌《兰亭考》卷五中的：

蜡本双钩之法，世皆不传。……其详审如此。决不失真矣。嘉祐元年正月望，莆田蔡襄题。

《自书告身》以外，署名都在纪年之后。以九例之多虽仍不可妄下结论，但《自书告身》的署名方法却可说是非常例外的。虽不可认为蔡襄的跋文也必伪无疑，但可说这里还是存在疑点。

米友仁的审定跋又是什么情况呢？颜卓等颜真卿的后裔将《自书告身》献入宫中是在绍兴五年，审定跋在绍兴九年，从时间顺序来说，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此审定跋为米友仁的真迹。米友仁是作为颜真卿自书来审定的，故米友仁也应认为此告身非伪，是真迹，但究竟这样理解对不对呢？如2中所说，内藤认为此自书告身的文字和颜真卿楷书感觉有一些距离，和《竹山堂连句》一样，过分地强调了蚕头燕尾的颜法书风。前面已提到过米友仁之父米芾对颜真卿的评价，他在《海岳名言》中说，石刻不可学，必须真迹观之，颜真卿使家僮刻之，家僮故会主人意，尽改修其撇捺，不能传其真。唯吉州庐山题名为后人所刻，故能传真，稍佳。并记到“真迹无蚕头燕尾之笔”。米芾如此评价，其子米友仁会认为《自书告身》是真迹吗？应当说肯定会判断《自书告身》是伪的。

唐 颜真卿  竹山堂连句册（局部八）

元人汤垕《画鉴》的《杂论》中有如下记述。高宗得手之书画必经米友仁的鉴定，而米友仁的题跋往往有迎合高宗之意。以前曾见过数卷绘画虽不是很好，但他还是将之当作了真迹。鉴定书画者不可不知此事云。若从汤垕此说，就能理解米友仁为何虽知《自书告身》为伪，但还是鉴定为真的的原因了。如前所述，《自书告身》献入宫中，授官于颜真卿的后裔，是朝廷为了是收揽人心，是一种具有极端政治性目的的行为，那么高宗和米友仁都明知《自书告身》为伪，却仍不得不将之定为真迹，可谓是出于一种特殊境况的考虑了。另外，高宗著有《翰墨志》，是学习米芾书画有很深造诣之人。高宗既认为其真，米友仁就更不能说是伪。总之，对其真伪无论高宗怎么看，《自书告身》中米友仁审定跋的存在，都可得到充分理解，故不因以此审定跋的存在，来判断《自书告身》是为真的。

六

以上，我们谈了与《自书告身》相关的若干问题。在前人所提出的疑问和否定说的基础上，拙稿叙述了《自书告身》的出现经过与其背景、南宋初期对颜真卿的评价、以及蔡襄和米友仁的跋文问题等。南宋初期出现假托颜真卿自书告身的可能性十分充分，当然我们也可说此《自书告身》是假托的。又或这是一个另有原本的临本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告身因为其中存在许多不相符的问题，而且告身所用的文字也有问题。

拙稿是在前面所引《会要》中所见的《自书告身》和书道博物馆藏者为同一件的前提下展开的。而如果失去这一前提，情况又会如何呢？即使如此，这一结论也不会改变。因为对书道博物馆的《自书告身》的分析并不会发生改变，而南宋初期对颜的评价事实也不会为之改变。

那件《自书告身》是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目的而制作的呢？如3中所指出的那样，墨色太薄，和蔡襄、米芾的跋文相比，虽还有些古色，但这也可能是有意图的。另外，蔡襄的跋文也有疑问，因而《自书告身》的制作时期存在几种可能。为了减少可选项，我们有必要对纸质、改装的状态等作精密的调查。关于其目的也可说有几种可能性。若作单纯的解释，可说是所谓颜真卿子孙之人为获官而制作的，但告身在此前制作的可能性也很大，另外，如何解释蔡襄的跋文也是问题。另一方面，考虑到宋代至少存在两个颜真卿《自书告身》，也的确很难确定制作的时期和目的。

文 | [日] 石田肇
译 | 姚宇亮

原文标题 | 南宋初期的颜氏和颜真卿评价——以《自书告身》为中心

来源 |《书画世界》2015年9月号